学校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育人

——清华附中学生思想工作汇报——

1986年

各位老师、各位领导：

区教育局要求我们将学生思想工作向大家作一汇报。我们的学生思想工作存在的问题比较多，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学生的思想状况还缺乏全面系统的调查与分析。我们的教育工作还不能像教学工作那样有统一的教学计划，每个学期有明确的目的与要求，按照统一的大纲进行。我们的班主任与思想教育工作的队伍建设还缺乏长远规划与计划性。我们的学生无论是思想上、作风上、纪律上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常规管理上不如一般的兄弟学校。

下面我分两部分汇报，先谈一下工作进程的概况，然后谈一下我们的思想认识。

一、学生思想工作的回顾

回顾附中的学生思想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段，从粉碎“四人帮”到81年的五年时间，思想工作基本上处于打“遭遇战”“疲于应付”的局面，80年我们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的队伍，讨论明确了一些思想，逐步打了一些“进攻战”。

由于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四人帮”直接插手，使附中遭到比一般学校更为严重的破坏。“文革”初期的“造反有理”“彻底砸烂”，导致一些学生学会了打人和武斗。“复课闹革命”后又大批所谓“师道尊严”，把一些出于责任感对学生进行教育的老师批为“否定革命小将”“进行阶级报复”，致使一批青少年深受毒害，认为哥们儿义气、打架斗殴是“英雄行为”，捣乱课堂秩序是“造反有理”。学校里打架斗殴事件经常发生，学校最起码的教学秩序都难以维持。1977年高考，附中只有一名学生上线，当年全校用初一的数学题进行了一次测验，结果2160人中有1294人不及格，不及格率达60%，高中毕业班的及格率也仅52%。当时全校闻名的“闹将”就有80个，学校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教育挽救这批学生，维持起码的教学秩序。当时大学党委从大学选派了20余名教师、干部到附中，和附中全体教职工一起经过艰苦的工作才稳住了局面，但情况并未得到根本好转。由于学校内的少数差生与校外的流氓团伙有勾搭，他们又在校内物色对象，“带小兄弟”，扩展势力。79、80年社会上一度对流氓犯罪活动打击不力，他们也活跃了起来，一段时间里拦截女同学、凶器伤人、用汽枪窜入教室等事件几乎每天发生，有时甚至勾结校外的团伙拿着长矛冲进校园，学校的教育秩序再次遭到破坏。80年2月清华大学党委听取附中的汇报后向全校发出《关于加强青少年教育的提纲》，要求大学全体教职工关心青少年的教育工作，进行综合治理。附中成立了整顿校风校纪领导小组，由校长、书记、教导处主任组成，全校男教职工组成纠察队，臂戴红袖章，轮流在校内巡逻，维持上课秩序。整顿工作持续了一年多，直至81年的暑假。

据不完全统计，这几年中被公安机关逮捕的附中学生（包括已毕业在附中犯案的）被处以劳教以上的（不算拘留的）人数，78年为23人，79年为7人，80年为4人。

总结这一段工作，我们深深体会到两点：

（1）这些学生不但在校内使我们不得安宁，而且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危害，给国家增加了负担，因此我们在全校教职工中明确提出：“附中少一个学生考上大学，会有兄弟学校的补上，只要是合格的毕业生，国家同样是需要的，但是多出一个犯罪学生就要增加社会的祸害，增加国家的负担，这是我们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我们把最强的班主任调到学习基础最差的“基础班”，让最好的教师（如数学教研组组长孔令颐老师等）到这些班上课，强调要把学生旺盛的精力引导到学习上来。只要这些学生能开始对学习有些兴趣，在他们原有的文化基础上有所提高，并让他们自己看到这一点，使他们对学习逐步建立信心，就是完成了教学任务。这个指导思想与相应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82年我校只有初中毕不了业留在学校读高中“二年制”的学生毕业（80年我校高中改为三年制，当年初中毕业生中中考合格的除进入本校三年制外，全到兄弟学校去了），高考结果没有一个升入大学，校内外都很震动，舆论压力不小。但是我们在思想上并不感到有很大压力，大学领导也没有给任何批评。因为这些学生的注意力确实被吸引到学习上来了，而且学习成绩也有较大提高，他们的家长也看到了这一点而对此感到满意，我们看到了我们辛勤劳动的成果。

（2）这段工作还使我们深深感到学生思想工作的重要，只靠对学生进行组织处理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加强思想教育，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从而树立理想，明确学习的目的，使学生对学习有自觉的要求。

80年，我们感到必须加强思想工作，要抽调干部充实学生思想工作的队伍，当时正值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做思想工作的风，这股风在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第四次文代会上都有所反映，在报章、杂志上也有不少错误的、片面的观点散布，造成了人们思想上极大的混乱。

譬如当时有些人认为政治思想工作都是“假、大、空”，一些人鼓吹“八十年代青年的思想和老一代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些错误思潮影响下，一些学生也自认为老一代的思想是保守的，自己是思考的一代，对学校的教育存在某种逆反心理。有些学生看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看不到国家的前途与自己的责任，有的“看破红尘”，胸无大志、追求个人“实惠”。

教师中多数对此情况感到忧虑，但又觉得“小气候”拧不过“大气候”，有的也受“代沟论”的影响，对思想政治工作缺乏信心，有的片面接受与理解“寓德育于智育之中”的提法，认为不再需要单独搞教育活动。

这些思想同样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我们学校的干部产生了影响，经过学习和讨论，我们认识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中央的指导思想与方针是明确的，我们应相信“大气候”一定会变好，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学校是教育阵地，社会上的人基本上都要经过学校阶段，把中学的教育工作做好了就是为整个社会打好了基础。学校对当前的社会风气也不是无能为力的，解放初期学校对青少年的教育，对促进当时社会风气的改变是起了良好作用的。意识到了这些，我们坚定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心，并且感到身上的责任更重了。

至于“代沟论”，我们不同意这个论点。我们认为青年是有其共性的，他们的生理发展规律基本上也是相同的，只是不同的社会将形成不同的意识，他们的思想有时代的特点。拿八十年代青年与五六十年代比，他们正处在我们国家的转折时期，“四人帮”破坏后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没有根本好转，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时我们要揭露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这些必然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影响。在对外开放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影响又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渗透。而建设未来，必然有个探索的过程并会遇到波折。现实生活中会产生许多矛盾和问题，加上八十年代的信息传输无论从速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五六十年代，这就必然在这一代青年的思想上产生很多五六十年代没有或很少提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也出现在中、老年人的思想上，只是青年人没有新旧社会的对比，更容易受到不良思潮的影响。所以这里并不存在“鸿沟”，而是时代的特点，认识了这个特点也就更加意识到帮助青少年正确认识社会问题，帮助他们明确历史责任比过去更为迫切。我们更感受到要加强学生思想工作的迫切性。

党支部恢复了“文革”前行之有效的“学生工作组”，对班主任工作、共青团工作、学生会工作、学生的建党工作、政治课教育以及其他各种教育工作统一领导，由支部书记直接领导，还要配一个行政干部来主抓。于是我们下决心在教师相当紧缺的情况下，把语文教研组副组长杨德骥同志抽出。这一措施使语文组师资更加困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工作，因而引起了校内部分教工与一些家长的非议。这项决定是否正确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确实是反映了我们当时的认识与决心。

重要性认识了，组织领导加强了，信心也增加了，但是究竟如何做才能对学生思想上有帮助，我们的心里也没有谱，只是提出“要根据学生的思想实际，摸索教育规律”，经过几年的实践，能提出我们自己的教育大纲。

二、我们的探索实践

经过几年的工作，我们对学生思想发展及规律进行了一些探索，为了叙述方便，分四个方面来汇报：

（1）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正面教育，引导学生自己学习、自己讨论、自己总结，逐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81年3月我们在高79级1班组织读书活动，推荐了一批曾经在五六十年代教育过一代人的书籍，如《可爱的中国》《雷锋日记》《欧阳海之歌》《革命烈士诗抄》《红岩》《钢铁是怎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绞刑架下的报告》《马克思传》《列宁回忆录》等。在读书的基础上召开了“继承先烈遗志，树立革命理想”主题班会，开展了“学英雄，见行动”活动。同学们通过在班会上朗读自己感触最深的片断，体验到先烈们的崇高思想感情，向自己提出了“人为什么活着”“人的一生怎样度过才有价值”等问题，并结合班的具体情况，确立努力目标，付诸行动。通过学习与实践，全班同学写了思想小结，并在班上进行了交流。这一活动提高了学生的自觉性，促进了班上各项工作的开展，一些认为“老一套”“没有什么用”的同学也信服了。思想上的提高也推动了学习，这个班的50名同学中，高考时录取了49名，余下的一人第二年也考上了重点大学。

这次实践使我们更增强了信心，“文革”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都过时了”。

1980年五四青年节我们举行了“大团日”活动，表扬先进，听“革命理想和情操”的报告，观看前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还进行了百科知识竞赛、队列比赛、穿梭接力比赛、野炊和联欢晚会等活动。

80年暑假组织了“文革”后第一次夏令营活动，地点选在清华大学核能所。夏令营期间听了核能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参观了核能所，去部队参观了坦克团，听了革命传统报告，还游览了十三陵，进行了球赛、爬山、西瓜晚会、营火晚会等活动。

这些尝试都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思想上也有收获，正面教育取得了成效。同学们并非对“大报告”一概不欢迎，以后我们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曾请过不少“大报告”。如请孙敬修老师讲对青少年的期望与要求；请老红军讲革命传统；请刘玲母校的团委书记讲刘玲的事迹；请女排的前教练讲女排精神；请全国“青年读书活动讲演团”的同志来讲演自己的理想；请参加南极长城站建设的同志讲建站精神；请《四世同堂》电视剧组的导演、演员来讲感受；请大学党委领导、团市委领导谈“祖国的期望与要求”“青年人应有的理想与抱负”；请校友们回来讲学校对他们的培养，最有用的是什么……。我们也组织学生看一些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如《牧马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山下的花环》《青春万岁》《火烧圆明园》等。这些活动绝大多数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事前的准备工作（内容的针对性和思想动员工作等）和事后的消化工作（学生的讨论、思想小结等）做得充分的班，也就是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得好的班，收效也就更好些。

1980年后，五四“大团日”和暑假的夏令营也就成为我们每年举行的常规活动，只是活动的内容与形式每年有所不同。

80年我校还发生了一起“断桨事件”，高79级（高一下）的一个班到颐和园去划船，因租船的人太多排不上队，同学们见到一条停在湖边的船，就上去问话。船上的人说划不动了，可以转让，但已划的一小时租金要同学们付。学生上船后没有划多久桨就断了，一看船票人家已划了四小时。同学们感到爱了骗，非常气愤，认为自己是“不良社会风气的受害者”，不能“代骗子出钱赔偿”，于是弃船而回。这些同学多数是团员，其中还有一个是团支委，是班长。学校知道此事后，由班主任、团委书记做了很多工作，但同学们坚持认为自己的认识与做法是正确的，于是团委决定发动全体团员讨论此事。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使他们认识了错误。他们说：“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不能坑国家。”几位班干部亲自到颐和园管理处检查了错误，交了船钱，赔了桨钱。管理处后来给团支部来了信，表扬他们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同时说断桨处是旧痕，退回了赔桨的钱。这件事的处理使我们认识到“文革”前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同学大辩论大批判的做法是错误的，“文革”中那种不要党的领导，“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做法也是错误的。但在正确的领导下，引导学生开展思想讨论，分辨是非，探求真理，自己教育自己，用这种做法进行思想教育还是行之有效的。

1980年暑假后，在团委的倡导下各团支部纷纷建立了“团日志”的制度，每天由一个团员轮流写日志。日志中有谈体会的，有交流思想的，也有提出问题请大家讨论的，也有知识性的内容。这一形式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特别是高一年级到高二上，有的同学把日志看成是自己最“知心的朋友”，考试期间都照常轮着记。学校的干部要拿来看看，如过了夜，就要补记上一篇。有的支部团员多，大家嫌转得慢就建立了团小组日志。后来有的班建立了班日志，把这一形式扩展到全班同学。可惜我们没有对这一形式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加以引导，致使有的团日志内容一般，没有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但它仍不失为同学们进行自我教育的一种好形式。

1980年，北京市在附中试点招收三年制高中生（同时还留下一个没有考上任何高中的初中毕业生补习班）。由于80到81年度学校的主要精力都牵扯在整顿校风校纪上，三年制的很多设想未能实施，同学们感到上三年制亏了，不如念二年制还能早一年上大学，加上82年附中补习班又没有一个上大学的，更引起了他们（包括他们的家长）的思想动荡。学生中有埋怨的、有灰心的、有紧张的，都陷在个人的小天地中苦恼。面对这样的思想状况，学校研究决定：进入高三的第一周便进行集中的思想教育，以提高思想境界，明确学习目的，过好高三这一年。我们请了两位校友作报告，一位曾与地质工作者杨联康一起徒步考察黄河，一位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优秀团员、三好生，同时还安排了本年级中思想、学习都提高较快的学生谈体会，然后每个同学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小结并交流，最后每人结合自己的情况制定了中学最后一年德、智、体几方面提高的计划。这次历时一周的教育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连几天前对停课情绪很大的学生也感到大有收获。同学们埋怨学校抓得还晚了点，建议今后在高一、高二时即进行集中思想教育。毕业时他们送给学校一块刻有“饮水思源”四字的石碑。这以后，我们就把“集中思想教育”列为了高三年级的必修课。

更为日常的是班主任结合班上的情况进行的大量思想教育工作。有深入细致的个别谈心，也有精心准备的主题班会，有专门组织的教育活动，也有结合其他活动进行教育的。如一次新年联欢班会上同学们设计安排了一个“2000年时重相见”的节目，畅谈了理想与抱负。所有这些活动形式多样，内容各异，但是都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过程中，为同学们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2）让同学们接触社会，了解人民，从而了解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责任，增强时代责任感。

为了对同学进行形势教育和劳动教育，83年9月我们组织了高二年级全体同学与教师二百多人到昌平马连店大队劳动。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首次集中下乡劳动，所以党支部书记随队下去了。在农村听了大队支部书记的介绍，参观了大队办的工、副业（针织厂、灯具厂、养牛场等），访问了社员的家庭，开展了专题社会调查，并参加了四天紧张的劳动，回校后进行了总结与交流。这次劳动思想收获是多方面的，同学们看到了我国农村正在经历着的巨大变化，认识到党的政策的正确，改变了过去存在的一些片面的甚至错误的看法，增强了对祖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加深了对党的感情。这次劳动也改变了同学对体力劳动的认识，回校后家长纷纷向我们反映自己的孩子在家务劳动上态度的变化。通过劳动也增进了班集体之间的了解和相互关心，促进了班集体的建设。而收获最大的、超出我们预期目的的，却是同学们在劳动过程中接触了劳动人民，培养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从而提高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加深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不少同学在思想小结中谈到：“过去看不起农民，认为他们没有文化，说话粗声粗气。”甚至认为他们“自私自利，只知道围着自家院子转”，因而平时在路上看见农民打扮的人也显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态，觉得政府的政策是“对农民过于‘开恩’了”。而在去农村以后，看到花了一万元钱刚盖好的新楼自己还没住就让给我们住，看到他们成年累月的辛勤劳动，看到他们对粮食的精心爱护，看到他们虽然逐步富裕起来，但比起我们还有不少差距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在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同学们深深感到“自己过去的看法多么可笑，多么可悲”。同学们说：“我发现他们不仅勤劳善良，而且他们身上有一种特别朴实的美。”“那种朴实、不虚伪的真挚感情使我永远忘不了。”同学们开始感到“要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配称为一代有志气的中国青年”。陈明芳同学在小结中说：“通过这次劳动，我觉得我们学习的目的不应只是为了考大学……，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使我国富强，为人类造福……，为了改变农村目前缺乏科学技术的情况。要想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就一定要有真才实学，由此我更感到学习的重要性。至于人生的目的，我的感受就是活着不是为了自己，不应该也不能只是为了自己，要想到祖国与人民，而且千万不能忘记农民，八亿农民！”

这些小结也教育了我们，我们常说要培养同学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我国十亿人口中有八亿是农民，如果同学们对农民的思想感情是“不屑一顾”，认为政府现在对农民是过于“开恩”了，那将来怎么可能从思想感情上真心实意地去为他们服务呢？通过这次实践，我们深深感到一定要在学习期间让同学们去接触社会，接触劳动人民，“下乡劳动”也就作为必修课列入了我们的教学计划。

85年暑假，我们又尝试着组织各班的班干部去山西省偏关县过夏令营，这次夏令营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干部了解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了解历史和现状，从而了解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责任，激发同学们产生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学生工作组的全体同志参加了这次活动，来回历时十天。我们让同学去观赏了云冈石窟与五台山，领略祖国历史上的灿烂文化；参观了电影《啊，摇篮》的摄制地——祖国文化的发源地黄河，并在杨家将镇守的“三关重镇”之一的偏关县，听了县里各级领导关于改革情况的报告；参观了工厂，访问了万元户，也访问了贫困户；进行了专题社会调查，回校后写了思想小结和调查报告，进行了交流，并选了部分编印成册，取名为“西行漫记”。

对我们的同学来说，这次夏令营的条件是极为艰苦的，由于平时缺少这种锻炼，又遇到地区性的传染病，一下子就病倒了三十多人，占了参加人数的三分之一。有的同学在总结中说：“十天，掉了十几斤肉，发了三天烧，挨了六针，一位未去的同学对我此行的评价是‘活受罪’，我报之一笑——他没有亲身的经历，怎能品出那苦中的甘甜呢？客观地说这次确实是受罪……，但它却使我难忘……。它使我对自己负有的责任有了实实在在的认识……，历史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在我们八十年代青年身上，这责任用一句话说就是：振兴中华……。偏关之行今生难忘。”

“今生难忘”的是什么？是历史责任，历史赋予年青一代的责任。这里我再摘一些同学们小结中的话。张峰同学说：“短短的几天，我变了许多，变得深沉了。”张书京说：“偏关的贫困，使我想到了国家，虽然她正在腾飞，但还有许多地方很落后，这突然使我觉得自己肩头一下子重了许多，学习为谁呢？难道仅仅为了自己获得一张大学文凭吗？那未免太狭隘太低级了！应该为我们落后的国家，为我们处于落后境况中的人民！……我应该为使全国的劳动人民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周庆生同学说：“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北京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最起码的……。在这次考察当地中学生和我们的区别时……，了解了当地中学生，同时也了解了我们自己，使最初产生的优越感最终变成了责任感，我们向祖国、人民索取的还少吗？与偏关同学相比，祖国、人民给予我们的难道还少吗？而对这一切，我们应该意识到的已不仅是报答，而是责任和义务……。真是此行胜读几年书啊！”宋承洲同学说：“我真想对每一个生活在优越环境里的人说一声‘去看看吧，看看外地，看看农村，看看他们的生活，对比一下，看我们应该做的是报答还是抱怨’……。以前大家在一起议论，少不了要发些牢骚，认为这就是关心国家大事，只有现在我才感到，我们是多么浅薄，人民需要的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新的思想、新的技术、新的贡献。”最后，在谈到要加入到自愿去边疆的大学生行列中时，她写道：“偏关之行，我深切地感到了人民的期望……，看到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我的决心下定了，而且比以往更坚定了，人民需要我们啊！我在心底深处默默下定决心：好好学习，将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可以看出同学们的思想收获已经融入在他们的理想中，指导着今天的行动。周榕同学在小结中说：“平时，我们总是说得多，做得少，这次我才明白‘言’与‘行’的统一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慷慨激昂的演说，浮夸华艳的文章，并不能真正看出一个人思想境界的高低。只有勇敢地走向困难，走向艰苦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在1985年北大的“九·一八事件”⁽¹⁾发生时，他在我们学生自己办的刊物《冲浪》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大意是北大同学有爱国的热情是好的，但是现在需要的不是“抵制日货”这一类不适合于现实情况的口号，而是要脚踏实地把祖国的“四化”搞上去，偏关之行为他这一鲜明的观点打下了思想基础。

偏关之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加深了我们的认识：要让同学接触社会，组织同学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实际，体验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进行纵向的对比，也进行横向的对比，在对比中激发感情、提高认识，明确责任。今后在财力可能的条件下，我们还要多组织这样的实践。

（3）积极做好学生中的建党工作，努力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任务。“文革”前附中曾发展过四名学生党员，其中，刘延东同志现在担任着团中央书记的职务。⁽²⁾八十年代的中学生有没有入党的要求？能不能在中学阶段发展入党？经过几年的探索，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从83年6月发展了“文革”后第一名学生党员后，每届高三年级二百多名学生中都有十几名同学提出正式申请，去年高二学生中有六名提出了入党申请，高一同学中有近四十人提出听党课的要求。这几年在中学阶段发展入党的：83年1人，84年3人，85年4人。还有一些同学一到了大学就入了党或提出了申请。我们统计了85年前考入清华大学的四届毕业生325人，其中党员有27人，申请入党的54人，两项合计占了325人的四分之一，当然这主要是大学思想教育工作的成果，但中学也为此打了一定的基础。

从在中学入党的八名同学看，他们的成长过程有很多共同处，如：他们都受到家庭良好的影响，从小对党有朴素的感情；他们都有各自崇敬的英雄模范，受到他们的高尚情操所感染，从立志学习到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激励他们前进的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革命战争年代的先烈，有现代的楷模（栾弗、蒋筑英、罗健夫、彭加木、雷锋、张华、朱伯儒、张海迪等），也有在他们身边的教师和同学；他们一般都阅读了历史、哲学、马列的经典著作及党的知识的书，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通向共产主义社会和党在推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们一般都是社会工作的积极分子，在为同学们服务的过程中锻炼了思想和信念。这些带有规律性的共同点将使我们今后的“积极分子”培养工作做得更自觉些。

每个申请入党的同学都由支部指定一二位党员教师做联系人，党课由党总支按不同年级开设，日常工作主要由年级的党员教师组织起来去做，现在按年级成立了党支部就由党支部负责了。

发展一名学生党员也就等于在学生中树立了一面旗帜，特别是在一些团员骨干中树立了旗帜，促使他们对自己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成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而团员骨干的提高又推动了其他的团员与同学，促进了各方面的工作，因此，对学校的整个思想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都有很现实的推动促进作用。

（4）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树立良好的校风。

中央曾多次指出要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而且特别强调要抓紧理想教育与纪律教育。如何才能实现这个任务呢？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一些工作如通过短期的集中思想教育、接触社会等活动能对学生树立革命理想起一些促进的话，那么对于培养优良的道德作风和严格的纪律就更需要长期地、坚持不懈地贯彻“养成教育”，使学生养成一种习惯，养成一种风气，养成一种近乎条件反射的自觉行动，这方面的工作在我校始终是个薄弱的环节。

随着全国文明礼貌月活动的深入开展，82年我们学校也开始了创建文明班、文明教室、文明宿舍的活动。几年来我们一直开展各种评比活动，但始终是抓一阵好一阵，没能形成一种风气。84年是建国35周年，当时高二年级的同学参加了国庆检阅的任务，通过严格的队列训练使组织纪律性有所提高，促进了我们对学生进行军训的想法。

经过多方努力我们于85年5月对高二年级的321名同学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军训。中央警卫团四大队派出八位解放军同志组织训练，学生全部住校，并按部队要求进行管理。每个教学班编成一个连，下设男、女生两个排，一个排有两个班。连长、营长由解放军担任，教导员、副营长由学校的干部、教师、学生担任，指导员由班主任担任，其余干部全由学生担任。年级的其他教师分别参加宣传、生活、枪支管理等工作。军训的主要内容为队列与射击训练，还安排了军事课、参观解放军营房、思想教育及文体活动等。这次军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校内同志反映队列训练的质量超过了上一年级仪仗队的水平，射击优秀率（40环以上）为43.9%，良好率（35环以上）为68.2%。

这次军训除了预期的纪律作风得到了培养外，还培养了学生的吃苦精神，促进了班集体的建设。卜刚同学说：“以前，我认为不吃苦就是‘乐’，而后认为‘苦尽甘来’。现在我认为‘苦’本身就是一种‘乐’，只有培养了吃苦精神，才能在人生的征途上得到真正的欢乐，这就是我的新的‘苦乐观’。”

超出我们预料的是同学们对解放军看法的改变，进而在与解放军的对比中找到了自己思想上的差距，促进了正确人生观的形成。不少同学在总结时谈到原来把解放军看成“当兵的”“大兵”，通过解放军同志的身教言教，“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军人的真实形象”，通过在训练过程中对军人生活的体验，通过在这特定情境中听老山、者阴山战斗英雄的报告（录音），同学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同学们说：“解放军战士和他们的同龄人一样，活泼上进，但比普通人有更强的自制力，而且说到做到。”“在他们身上，我看不到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不正之风，看到的只是军人淳朴的气质。”“他们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血。”“军人——这圣洁的称呼，让人肃然起敬；军人——这人生的楷模，永远值得学习！军人，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我心目中的英雄。”“他们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在和解放军的思想境界对比中，不少同学提到了人生观问题。李清同学说：“过去有不少同学因缺乏精神寄托而痛苦，我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虽然有时能够暂时找到一个目标来摆脱一下，但经不住时间、困难和挫折的考验。”“今天，为祖国繁荣富强而早立志、立大志的思想更明确了，更牢固了。”梅士兵同学说：“过去，我对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十分模糊。我曾认为自己各方面都不错，以后争取考上一个名牌大学，然后抱上个学位，进入某研究所工作……，这种想法在一个时期确实能促使我上进，但一旦遇到困难，就会感到前途涉茫、丧失信心……。听了者阴山战斗英雄史光柱同志的报告，我开始痛切地感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卜州同学说：“我原来的幸福观总是跳不出一个‘我’字，认为只有我成名成家才算幸福；后来又信奉‘个人奋斗’就是幸福。但由于目标不明确，不久就失去了努力的动力……。听了英雄们的报告后，我真正感到自己如在半空云雾中，英雄们比我们大不了几岁，而一旦祖国需要，他们就拿起枪，上战场，有的成了战斗英雄，更有多少人牺牲在战场上而不为人知呢？我现在认为，真正的幸福是与祖国联系在一起的，我如果能不遗余力地报效祖国，为祖国干一番事业，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冯浩同学说：“我头一次感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要像英雄们那样，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才能、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献给哺育我成长的中华民族。”

这次军训后，我们决定85年暑假后入学的新生一进校就进行十天军训，并且为了巩固和扩大成果，持久地抓好“养成教育”，更好地向解放军学习，树立一个良好的校风。我们提出了“军民共建”的要求，得到了中央警卫团四大队的支持，共同组成了“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领导小组。

高一的军训收到了同样良好的效果。由于进一步开展了军民共建活动，四大队的同志到学校帮我们搞环境卫生，参加学校的运动会、文艺汇演，并为每个年级派了一名联络员，帮助我们建设文明宿舍、文明教室、文明班级。学校的风气有所好转，特别是高一年级由于一进校就搞军训，打下了好基础，卫生、课间操，以及其他方面的组织纪律性都比其他年级好，要求参加党课学习的人也比高班多。

虽然校风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有坚持不懈的韧劲，目前我们差距还很大，但相信坚持下去，充分发挥军民共建的作用，是会取得成效的。

三、几点初步的认识

（1）中学时期是人的一生中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很易吸收各种社会影响、可塑性很大的时期，是探索人生，形成人生观、世界观的重要时期，因而作为中学的教育工作者有着特殊重要的责任。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学时期，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有以下五个特点：

①处在“青春发育期”。男、女生间开始有倾慕倾向，学生们一下子感到自己不是孩子而是大人了。

②大脑高级神经机能处于迅速发展成熟时期。动作、技巧、行为、活动直至意识的可塑性都很大。

③学生们开始从感性认识寻求理性认识，初三、高一的学生即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探索人生的目的与意义。

④自尊心强，家长和教师的话不全盘接受了，要经过自己的思考，但在思想交锋时会“钻牛角尖”，受到批评时常表现出不服和委屈。

⑤开始自觉地去观察与评价周围的人和事，也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由于没有参加过社会实践，思想方法简单，看问题容易片面化、绝对化，感情又较脆弱，经不住挫折，因而思想上表现出冲动性和反复性。在没有形成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前，往往会有空虚感，很易受各种思潮的影响。

这五个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中学时期是影响学生确定人生道路的极为重要的时期，是可塑性很大的时期。可塑性愈大，我们教育工作者肩上的责任也愈大。

从我校这几年的实践看也证实了这些规律。特别是处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各种信息都在对学生起着影响，有好的，有坏的，有即时影响的，有潜移默化的。如果我们不发挥学校教育的优势，不精心培育，他们就有可能受到各种不良影响的侵袭。下面举一些例子：

83年寒假前，我们发现初三有一个班的男生学习成绩迅速下降，经调查了解，多数男生看了流传的手抄本，当时查出的就有三份。

高三毕业班一个团干部，因对社会上某些现象不理解，又听了国民党电台的煽动宣传，写信给电台中广播的通讯地址去索要关于台湾情况的资料，幸而被我们及时发现，经批评教育后才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与危害性。

住校生中丢东西的现象屡有发生。经分析，有的是从全市统招来的学生中的个别人所为，去年有一名学生在外作案时被公安机关拘留法办。

一个从远郊县考来的学生在高三写入党思想汇报时写道：“80年我上初二，正是我开始接触社会的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不少脱离党的领导的思想，在我身边也确实发生了不少的党员干部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事情，这一切使我开始对党抱怀疑态度……，认为共产党内至少有60%以上是坏人……。我当时最佩服刘思佳⁽³⁾。”

一个男生在给一个女生的信中写道：“……你这样了解我，难道看不出我如此外露的厌世观吗？我真希望天下大乱，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中就有可能有我，我厌恶整个世界……”

一个初中的男生和一个女同学在谈恋爱，思想上物质上都做好了准备，如果家长出面干涉，不惜以死相拼，扬言要“动刀子自卫”，还打算双双出走，远逃黑龙江。

列举的这些例子说明，重点中学的学生同样受到各种思想侵蚀，存在不少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可能极为严重。而如能及时了解，工作得当，则又能很快变化，可塑性确是很大的。那位写入党申请书的同学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他后来担任了我校的团委副书记，在毕业前被吸收入党了。

为了说明影响学生思想的各种渠道和可塑性，下面我再摘录一些学生的思想汇报。

高中的一个同学在他写的入团申请书中，写了他在初中时经历的一段苦闷。他写道：“我佩服波米亚洛夫斯基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人的一生中往往有一个决定他今后命运的时期，那时，他的精神发展发生转变，据说这个转变在少年时代就悄然降临了。’”“中学时我有幸地找到了一本与我观点相似的书——西方存在主义哲学，虽然现在我知道那是一本多么可怕的书了，但那时它却好像是我唯一的知己。每当我心情无可慰藉时，我就读它，从而感到寥寥的抚慰，而合书以后，却使我陷入更深的寂寞和痛苦之中，整天恍恍惚惚，矛盾、烦恼充斥了我的心。于是我羡慕起一本小说中的主人公，她在梦境中听到了大自然的呼唤：‘你——人，你是大自然的异化，回来吧！大自然是你唯一的归宿……’但无论是存在主义，梦中的回归自然，都只能把我带到虚无的境界，精神空虚。”

一位原来的班干部在给班主任的一封信中写道：“老师，我现在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我曾一度‘看破红尘’……。还在高一的时候，也许受了当时《中国青年》开展的有关人生观问题讨论的影响，也许是由于青年人所特有的热情，我想了许多有关人生的问题。但是当时的舆论好像并没有对那场讨论进行正确的引导与评价，加上过去的宣传与现实有着不少出入，我的思想被搞乱了，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了，又由于我对一些人口头说得好，实际上却做不到等现象看着不顺眼，我的建议又往往不被重视，于是青年人的朝气渐渐地从我身上消失了。而恰在这时，我读了礼平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我万没想到当时我最欣赏的作品，竟是我精神消沉、意志衰退的根源。由于我的自信，加上小说中许多思想正中当时我那样彷徨青年的下怀，我认为领略到了‘幸福’的真谛，找到了‘生活’的哲理……，把它作为能指导我人生的教科书。于是小说中的一些思想尽管我在主观上不想接受，但客观上它们在我的身上潜移默化着，使我越来越自命清高，孤芳自赏……，离集体越来越远，沉沦在一种‘并非自我’的‘自我’之中……”“老师，我今天之所以把我的错误思想向您坦白，就是我想下决心摒弃它们。”

在一次集中思想教育时，一位高三学生找到学生工作组要求老师帮助。后来他在这次思想小结中写道：“……两年前，我以550分从二中考入附中，在小学和初中我养成了自由散漫、自以为是的坏毛病，对入团也没有什么要求。考上附中后，家里的父母、亲戚纷纷劝我进了新学校要高标准要求自己，积极向团组织靠拢。自己呢？刚看完《青春万岁》，深深为书中的火热激荡的生活所鼓舞，也渴望着开始一种新的真正的学生生活……。于是我热心参加集体活动，关心同学，为同学买书，同学病了就跑来跑去买药、打饭、打电话，学习也刻苦起来……。团支部在酝酿新团员名单中，我首当其冲，我自己也为取得这些进步感到莫大幸福。可是送上去的名单却被退了回来，校团委暂时还不考虑新生入团问题，这本来是极正常的，组织对同学进行必要的考察正是对同学的关心，是严肃负责的表现，但我当时却片面理解，认为有了这么大进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团组织为什么看不到呢？有了思想情绪，行动开始放松，老毛病又犯了。到了第二学期，班里发展了第一批团员，没有我，我大不满意，觉得自己哪点都比新团员强，可为什么没有我呢？产生了和团组织对立的心理。另外，入学时间一长，我发现班里情况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富有诗意，每个人似乎都有一套想法，可就是互不交真心，我大失所望。于是就人为地制造那么一堵墙，把自己的心和别人的心隔开。这时又听见一些小道消息，盲目地听信了一些社会上的传闻，由于自己当时存着那么一种情绪，所以这些和自己的思想很合拍，很容易接受。我似乎发现了新大陆，噢，原来不光我周围如此，连上层也有这么多阴暗的东西，完了！还谈什么理想、信念、共产主义，还谈什么国家前途，这一辈子吹了，我的思想陷入了极大的混乱。思想一松懈，学习上也自然松懈……。没有了目标，就浮在半空，不知什么时候会被哪阵风刮走。但我的思想还不甘沉沦，我想寻找答案把一切解释清楚。我听说鲁迅很厉害，批判社会往往一针见血，于是我便开始大量阅读鲁迅的杂文。但我并不知是在怎样黑暗的年代、怎样复杂的情况下出现了鲁迅，出现了鲁迅的杂文和文风。没有具体地弄清这些情况，就将其照搬到当今社会，结果，鲁迅的辩证法没学到，学到的却是如何发牢骚，如何不满社会，如何骂人骂得高明。结果越学越觉得当今社会一无可取，越学越觉得自己的看法和鲁迅一致，也就越发自以为是。本来是怀着良好的愿望寻求解答的，由于我的思想是扭曲的，片面歪曲地吸收鲁迅的东西，思想疙瘩不但没解开，反而加重了错误概念，加深了苦恼。”“我想尽办法摆脱苦闷，听说练气功功夫深了以后只要一‘入静’便能‘超脱’，于是我向一个亲戚学了气功。练功人讲究心静的……，可我的心是静不下来的，为超脱而超脱，结果还是超脱不了……。于是我又搞了一些玄虚迷信的东西，看一些怎样算命、怎样看相的书，整日昏头昏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我心灰意懒了，开始寻求精神寄托。上高二时，我喜欢上了新诗……，又读起了外国诗……，以后我对英、法、美一些象征派、印象派、唯美主义、超脱现实之类的诗大感兴趣，每天总要花二三小时搞它，而上课却无精打采，整天考虑自己，梦想当什么田园诗人，做什么隐士。”“通过这次集中教育，我感到我过去的教训是生活目标问题。过去我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想到责任，没有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所以，遇到一点沟坎，就经不住考验。自己找出路、找寄托，而这寄托始终以自我为中心……。我这人生的第一课没上好，考了个不及格，影响了我的健康成长。”

这个“不及格”难道没有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吗？中学生在上“人生的第一课”时，有多少因素在影响着他！可塑性又是那么大，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思想，不及时给予正确的引导，怎么对得起祖国与人民对我们的委托和期望。

（2）要建设一支责任心强、教育思想明确、有献身精神的教育工作队伍。

完成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育人”任务要依靠全体教职工，教师要“教书育人”，职工要“服务育人”。而其中影响最直接、最大的是班主任。从附中的实践来看，哪个班的班主任责任心强，教育思想明确，这个班的班集体就建设得好，德、智、体各方面都成长较快。反之，哪个班的班主任责任心不强，或教育思想不明确，或由于各种因素这个班的班主任更换频繁，那这个班学生的成长就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校友返校首先看望的是班主任，家长们最关注的也是孩子所在班的班主任，这也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中学教育中班主任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高813班是北京市的先进班集体，这个班是78年统招入校，84年毕业的。从初一到高一，一直由区优秀班主任钱露蔓老师任班主任，高二、高三分别由党员教师杨建宇、周鸿钧任班主任。钱老师从开始接班就一心扑在班里，每天早上七点左右就离开家到学校看学生上早自习，下午班主任工作时准时到教室，节假日和星期天班上组织的各种活动，她都亲自参加，利用暑假访问了几乎全部住校生的家。有一位同学不幸得了癌，她多次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到医院去探望，鼓励他和病魔作斗争。通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辛勤努力，这个班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班风，有一支带头的骨干队伍。初一新生运动会和校运会上，这个班是全年级的倒数第一，后来不仅成为全年级的正数第一，而且同学们养成了很好的锻炼习惯，即便在考试复习期间，也仍坚持锻炼，直到高三时仍坚持在晚自习两节之间做一遍眼保健操。这个班还经常主动组织义务劳动，至今食堂、总务后勤、实验室的职工们还对这个班念念不忘。这个班关心集体，相互关心与帮助的风气也很好，全班同学轮流去探望得癌症的同学，帮他找药方，帮他学习，关心他的思想。这个学生从班上得到了力量，表现很坚强，被发展入了团（发展会是在他家里开的）。初中毕业时全班有五名市三好生，每人帮助一个学习较困难的同学。高中毕业前的寒假，班干部（学习都较好）又把学习稍差的同学留下帮助了一个寒假，使原来学习很困难的一名运动员也考上了理工科大学。在他们毕业前夕的新年联欢晚会上，全班同学给钱老师送了一本相册。同学说：“送给我们慈母般的钱老师……”是啊！正像该班的班长说的那样：“钱老师像慈母一般，把自己伟大的爱无私地奉献给每一位同学。”这是多么伟大的无私啊！有的同学曾天真地问过钱老师：“老师，您把心都操到我们身上了，您的孩子有没有意见？”怎么回答呢？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钱老师的两个孩子都没有考上清华附中，就是这种献身精神、高度的责任感和明确的教育思想，为这个市先进班集体打好了基础。

高三时，周鸿钧老师接任班主任，进一步对该班在思想政治上提出了高标准要求。他请党支部给全班讲党课，让同学们树立更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同学们的思想境界提高了，各方面的要求更自觉了，学习也更刻苦了。半年后，全班的学习平均成绩由年级第三跃为年级第一，比高二高出了十分，班上有五位同学申请入党，毕业前夕有二位被发展入党。

抓好班风、抓好班干部、抓好思想教育工作才能促进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是有经验的班主任的共同体会。有的新任班主任开始时体会不深，如有一位新任班主任接了高二的一个班，这个班热情、活泼、有朝气，但学习上标准不高，作风不够严谨踏实，学习成绩处于年级的下游。班主任想把学习抓上去，一上任就向全体同学发表了“施政纲领”：“好好抓抓学习，其他可干可不干的事就别干！”他认真地抓了一段时间学习，结果呢？学习没怎么上去，班却越来越涣散，甚至自习课秩序都维持不住，于是他转而抓思想教育，逐个地找同学谈心，情况就起了变化，一年后交流班主任经验时他深有感触地说：“就学习抓学习不行，抓学习不抓思想不行，抓思想不抓团支部、不发挥团员作用不行。”到了毕业时，这个班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步，被评为校先进集体。

这个班的变化说明，即便是责任心很强的班主任，如果教育思想不够明确也会事倍功半。思想教育工作不仅对学生的一生有深远的影响，即使在学习期间，也只有首先抓好思想教育工作才能促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健康成长。

班主任在中学教育阶段的重要性是如此明显，但并没有得到社会上（包括教育部门）的充分肯定并给予相应的回报，正好像大家都承认中学阶段是人一生成长中的重要阶段，培养人比制造机器困难得多，而对于中学教师的劳动与社会地位没有充分肯定并给予相应的回报一样。

例如，清华大学的班主任工作按半时工作量计算，而中学的班主任工作不计算工作量，只给超工作量报酬，好像班主任工作都是“额外”的。在给中学教师调资的文件中，过去的学历与教龄都有很具体的规定，而对班主任工作则一点也没想到。又如，在科技上的各种成就有各种相应的奖励，如一项技术改革、产品的革新都能得到充分肯定与物质上的体现，但是比搞物质产品难得多的“教书育人”工作，即便被评为区、市，甚至是全国的优秀班主任，且不说给予什么物质上的奖励，就连报纸、电台、电视台，包括一些文艺作品中也很少对他们的事迹有所报道和反映。

在我们学校同样存在对班主任的作用与地位肯定和体现不够的问题，加上我们对班主任的具体关心和帮助不够，所以班主任的地位目前还没有恢复到“文革”前的情况。那时，教师们对担任班主任工作看成是组织上对自己的信任，是一种光荣。

1983年，市、区开展优秀班主任活动，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我们广泛地发动学生和家长参加到评选活动中来，学生们写了一篇篇作文，有写现任班主任的，有写过去班主任的，也有写对自己最有影响的其他老师的。他们讲述的一件件感人的事情是深深地烙在他们心灵里的印记，家长和校友们的来信同样也洋溢着感激之情。一位已考入上海交大的校友来信说：“同学们问我：‘谁对你的影响最大？’我回答说：‘我高中时代的班主任颜老师。’”一位家长来信说：“我记得我的孩子曾对我说过几次：‘妈妈，一个人一生中能遇到一个好的班主任，这是最最幸福的，因为这将在他今后生活的道路上起多么重要的作用啊！’”这些肺腑之言使我们深受教育。

我们请班主任都认真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并在全校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向全体教工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并选了部分编印成册，为了表述班主任精心培育之意，取名为“琢玉篇”。

84年我们为北京市优秀班主任王文元同志争取作为“有功人员”提升了一级工资。暑假后，我们在教师中实行了按课时发奖金的办法，把班主任工作计了4课时的工作量，同时在考虑教师的各种工资外收入中尽可能保证班主任的收入在其他教师之上。为了帮助班主任的工作，学校为班主任提供了必要的报章、杂志。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提高班主任的地位、稳定班主任队伍起了促进作用。

目前，我校的班主任队伍（包括教师队伍）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现象，特别是年轻的团委书记更是后继乏人，这是必须予以十分重视的问题。

为了使全体教师能更多地了解与关心学生的情况，做到“教书育人”，从1985年暑假后我们试行了以年级组为主的教育体制，党支部设在年级，以更好保证年级形成一个“教育集体”。

四、建立教育研究室，探索“育人”的规律

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又有一支队伍，这是进行学生思想工作的基本条件。但要做到“精心育人”，必须探索“育人”的客观规律。

1980年我们酝酿成立教育研究室，81年我们对考进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做了一次广泛调查，找了大学的班主任逐个了解我校毕业生的表现，82年初教育研究室正式成立。成立后，教育研究室组织教师学习教育理论，每人发了一本苏霍姆林斯基写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陆续请过一些有经验的校长（段力佩⁽⁴⁾、温寒江⁽⁵⁾）、班主任（曾桂梅）、教育研究工作者（李忆茹）等来校给全体教师作报告。更主要的是提倡老师总结自己的点滴经验，从实践上升到理论，提高自觉性。班主任的工作有工作手册进行记载，每年末都要写一份小结。全校性的大活动，如军训、下乡劳动等都要写总结。教育研究室自82年初开始编写出版的《教育研究园地》25期中，除了一些专刊外，几乎每期都有教育方面的内容。1983年市委教育部刘秀盈同志来附中调查并总结了附中“文革”前的办学情况，1984年我们写了附中的校史（初稿），85年我们又对附中考入清华大学的四届毕业生进行了调查。

1981年我校提出了制定《教育大纲》的设想，各年级根据本年级的工作总结提出了该年级的大纲初稿，但是由于工作抓得不紧，每年多数班主任、年级组长都随班上升，因此除初一年级曾经按大纲再实践过一遍外，到去年才开始把大纲的初稿发至各年级参照试行。

直接向学生调查是摸索规律的一个好办法。我们曾在学生中调查过“你最喜欢的一本书”“你最尊敬的一个人”等，学期末了解学生对哪些思想教育活动有兴趣，哪些有帮助，哪些感到没意思。学生毕业前，我们都组织座谈会，让学生谈三年中哪些活动留有印象，并提出“如果我重新学习三年我将怎么过”。这些座谈会多数是在能保送升学的学生中进行的，因为他们三年来成长较好，而且有充裕的时间，自觉性也较高，而且觉得有责任把一些好的经验传给低班，所以并不泛泛而谈，而是经过认真思考，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与设想。如82年初中毕业的赵维斌同学一个人就写了六份、共二万多字的总结：《初792班成长变化简述》（8千字）《初中经历小析》《初中三年成长的回顾》（5千字）《努力全面发展创三好——谈谈我争三好的过程》（6千字）《假如我再上一次初中的话》（2千字）和《关于792班后进同学的总结研究报告》（4千字），他写了班集体也写了个人，写了经验也写了教训，写了先进也写了后进，写了教育内容也写了工作方法。85年，第一次有了可免试升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我们组织他们写高中三年的教育大纲，这些保送生中有二名党员，有团委、学生会的干部，也有团支部与班里的干部，有理科的也有文科的。他们自己学习了有关的资料，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写出了《对高中阶段学生教育大纲的建议（草稿）》，共约一万几千字。第一部分为总纲，第二部分为时代对人才的需要及高中生的特点，分为：（一）中学生心理发展特点、（二）青春发育的生理特点、（三）思维发展的特点、（四）青年心理发展的动力及特点、（五）高中教育，第三部分是具体活动设计，分别论述了高一、高二、高三年级的学生心理特点、工作重点、教育活动内容与工作方法，最后还有几个附录：（一）青年心理特点及矛盾表现（20条）、（二）目前教育中应注意改正的问题、（三）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四）参考的书目与资料，还另附了一份《三年教育的主要方面及设想》。

校友们走上社会以后的表现是对学校工作的真正检验。为了总结“文革”前的工作，我们对知道地址的校友广泛发函调查；有些在北京的，还请回来座谈；有回校来探望的校友，我们抓住机会请他们说说附中毕业后的经历，中学阶段给了他们什么影响，及对办好母校的建议等等。教育研究室的同志把这些谈话记录、录音，并在《教育研究园地》上选登。85年暑假编印了一个集子，名为《春秋集》。这本集子对我们进一步明确办学指导思想、认识教育规律很有启发。下面我摘一部分校友们的谈话。

校友张克（65届，1982年在清华大学学习）说：“在人生最宝贵的时期母校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很自豪地感觉到我们清华附中的毕业生无论在哪个岗位都是合格的工作者。我想，如果每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安于自己的岗位，当工人就当个好工人，当农民就要当个好农民，当干部就要当个好干部，那我们的国家就一定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我们附中毕业……总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站在前列，还应归功于我们的母校，她不单单给你某些具体知识，还给你一种精神，一种能力。”“一种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

校友赵南元（61届，1984年在日本获得人工智能博士学位）说：“高中是人生很重要的阶段。我现在走进这样的领域也是和高中阶段有关系的，基本方向是在高中时就确立了。”

校友曾桂梅（64届，现在阜城路中学，为市模范班主任）说：“上高中时很多同学写了入党申请书，听党课……，我选择坚决跟党走，信仰共产主义，就是从中学时代开始的……。我觉得清华附中很重视培养学生树立远大革命理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而这在人的一生中又是十分重要的。”

校友曹淑英（64届，在附中入党，现在青海某校任教）说：“我自己在这里受到了终生难忘的政治思想教育……。如果没有在学校奠定的思想基础，在70－79年我爱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牢五年半，曹也被取消了党员预备期）的不幸遭遇中，我是挺不过来的，可以说清华附中五年时间对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校友于成洪（60届）说：“中学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是一个人思想慢慢成熟的阶段。这时期的教育是人一生的关键。我庆幸我是在清华附中这个环境中生活和学习的。而最关键的是我学会了怎样做一个正直、高尚和有道德的人。”

校友郑光昭（63届，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黄河》杂志副主编，笔名郑义）说：“在插队知青中有人低沉了，沉沦了，而咱校学生都挺上进的，这与清华附中的校风分不开，良好的学习空气和政治空气在无声地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不管干什么事都要干出个样子来。在中学阶段教给什么知识是次要的，而作风、精神、习惯是更重要的，是可以保持终身，终生起作用的……。我校培养的不仅是‘学生’而是‘人’……，咱校的全面发展的方针就培养了这样的人，有活跃的精神面貌，克服困难的勇气，有较好的素质。”“追求更美好的理想，更美好的社会。”“具有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都有所贡献的真正的人的素质。”这些就是经过社会实践的校友们的切身感受和对学校的期望。在人生关键的中学阶段，要求学校给予的不仅是知识，更主要的是理想、精神、素质、作风、习惯、能力，成为人民所需要的“真正的人”。

这也就是我今天汇报的主题：“学校工作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我们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同志们即便在很短的视导时间中就会到处发现，请大家为了共同的事业，不客气地向我们提出。

对不起！耽误了大家很多时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