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中古时代之一般状况
第十五章 中古时代之教会
1.中古教会之特点
在前数章中，吾人曾屡提及教会及教士。中古史而无教会，则将空无一物矣。盖教会为中古最重要之机关，而教会官吏实为各种大事业之动力。罗马教皇之兴起，及修道士之事业，吾人上已略述之。兹再略述十二、十三两世纪中极盛时代之中古教会。
中古教会与近世教会——无论新教或旧教——绝不相同。言其著者，可得四端：
第一，中古时代无论何人均属于教会，正如今日无论何人均属于国家同。当时人虽非生而即为教会中人，然一己之主张尚未定时，即受浸礼而为教徒。所有西部欧洲无异一宗教上之大组织，无论何人，不得叛离，否则以大逆不道论。不忠于教会者，不信教义者，即叛上帝，可以死刑处之。
第二，中古教会与今日教会之端赖教徒自由输款以资维持者不同。中古教会除广拥领土及其他种种金钱外，并享有教税曰Tithe者。凡教徒均有纳税之义，正与今日吾人捐输国税同。
第三，中古教会不若今日教会之仅为宗教机关而已。教会虽维持教堂，执行职务，提倡宗教生活；然尤有进焉。盖教会实无异国家，既有法律，又有法庭，并有监狱，有定人终身监禁之罪之权。
第四，中古教会不但执行国家之职务而且有国家之组织。当时教士及教堂与近世新教不同，无一不属于罗马教皇。为教皇者有立法及管理各国教士之权。西部欧洲教会以拉丁文为统一之文字，凡各地教会之文书往来，莫不以此为准。
2.教皇
故中古教会之组织，可以称之为专制君主之政府。为教皇者大权独揽，无异专制之君主。彼为最高之立法者。无论大小之宗教大会，均不能立法以违反其意。大会之议决案，不得教皇之许可者，则效力不生。
而且教会法律不合于《圣经》时，即使由来甚古，教皇亦得废止之。教皇如视为正当时，得不受人为法律之束约：如允许嫡堂兄弟姊妹之婚娶，解除修道士之志愿等。此种例外，谓之“法外施恩”（Dispensations）。
教皇不但为最高立法者，亦且为最高司法者。某名法学者曾言曰，西部欧洲，均属于最高法院法权之下，即罗马之教皇法院是也。无论教士与俗人随时可以上诉教皇以求其下最后之判决。此种制度之缺点，显然甚多。诉讼之事每有因道途遥远，事实未明，而罗马法院骤下判决者，不平之狱，在所难免。而且因道远费巨，故富人上诉之机会独多。
至于教皇之监督教士，其法不一。凡新选之大主教必誓忠于教皇，受教皇所赐之领带后方得行使其职权。所谓领带（Pallium）系罗马城中St.Agnes庵中女尼用羊毛织成，为大主教职权之标志。凡主教及住持之选举，亦必须经教皇之批准而后可。教皇亦有解决教会官吏选举争执之权利。有时并可废其被选之教士，另选他人充之，如Innocent第三强迫Canterbury修道士选举Stephen Langton为大主教，即其著例。
自Gregory第七以来，教皇即享有任意废止及迁调主教之权。教皇统御教会之权因有教使而益巨。教使之权，每甚巨大。气焰凌人，不可逼视。如教使Pandulf曾当英国王John之面解除英国人忠顺英国王之义务，即其一例。
教皇既统治西部欧洲一带之教会，政务殷繁，可以想见，则设官分职之事尚矣。凡教皇内阁阁员及其他官吏合而为“教皇之朝廷”（Curia）。
教皇既有王宫及官吏，则费用必巨，教皇之财源，不一而足。凡上诉教皇法院者，则征以重费，凡大主教收受领带时，必有所输纳；主教住持之批准就任亦然。至十三世纪时教皇渐有任命西部欧洲各地教会官吏之举。凡被任者必以其第一年收入之半纳诸教皇。当宗教改革以前数百年间，西部欧洲之教士及俗人，均怨教皇所征收之费及税之太重云。
3.大主教主教及牧师
教皇之下为大主教。大主教之职本与主教无异，不过其权力溢出主教教区之外，并有监督一省中其他主教之权。大主教之最大威权为召集本省各主教开一省宗教大会之权利。其法院能受自主教法院上诉之案。然就事实而论，则为大主教者，除享有名誉，居于巨城之中及其政治势力三者之外，其宗教权力与主教无甚差别也。
中古史中之阶级，吾人必须明白其地位者，莫过于主教。盖主教本以基督门徒之后起者自居，其权力亦以为上帝所赋予者。若辈在各教区中，代表统一之教会，群隶于其“长兄”，即罗马城之主教是也；而罗马城之主教则为基督第一门徒之承继者。主教之徽章为法冠及手杖。凡主教必有礼拜堂一，曰“大礼拜堂”（Cathedral），往往较其他教堂为宏大而美丽。
唯主教能委任新教士及免旧教士之职。唯主教能祓净教堂，及为君主行傅油之礼。唯主教能行坚信之礼。除宗教上之义务外，为主教者并有监督区内所有教士及修道士之权。主教可以开庭审理教区内之讼事。并可巡行区内以视察乡区教堂及寺院。
此外为主教者，并有管理主教教区中一切领土及财产之权。而且为主教者每有政治上之职务，如在德国，每为君主之重臣。最后，为主教者每同时并为封建之诸侯而负有封建之义务。彼可有附庸及再封之附庸，而同时又为君主或诸侯之附庸。吾人使读当日主教之公文书，几不辨主教之究为教士或为诸侯也。总之，当时主教义务之繁重，正与教会本身无异。
教皇Gregory第七改革之结果，则主教之选举，付诸“主教教区教士团”（Cathedral chapter）之手。唯因选举主教之时，必先得君主之允许，故为君主者每有提出候补主教之举。如其不然，则君主每不愿给予领土及政治威权于新选之主教也。
教会最低之区域为牧师。教区之面积虽大小不一，教徒之人数虽多寡不等，然皆有一定之界限。凡教徒之忏悔、浸礼、婚礼、葬礼等仪节，均由牧师执行之。牧师之收入有赖领土及教税。然此种收入每操诸俗人或附近寺院之手，故牧师之收入每有为数甚微，不足以资其生活者。
牧师之礼拜堂，为村落生活之中心，而牧师每为村民之指导者。例如严防恶人——异端、巫觋、癞病者——之混入村中，即系牧师应有之职务。于此可见中古时代之牧师，不但有监督教徒德育之责，并有防御传染病传入之义也。
4.教会之仪节
中古教会权力之宏大，不仅缘于组织之完备而已。吾人而欲明了教会势力之所以根深蒂固。不能不知当日教士地位之高贵及基督教会之教义二者。
教士与俗人相异之点，不一而足。凡高级教士——主教、牧师、助祭、副助祭等——终身不得婚娶，故无家室之累。而且教会中人以为高级教士既经授职之后，即受有一种玄妙之性质，终身不能磨灭。尤要者，即唯有教士得执行各种仪节（Sacraments）是也。而教徒灵魂之得救，实唯仪节是赖云。
教会中人虽深信各种仪节为基督所创设，然至十二世纪中叶，其仪节方明白规定。Peter Lombard（一一六四年卒）为巴黎之神学教师，曾根据教会信条及神父著作著有《意见》（Sentences）一书，风行一世，盖此书发见之日，正神学兴味中兴之时也。
教会中之七种仪节，实由Peter Lombard所规定。彼之主张虽根据于《圣经》与神父之意见。然彼之解释及定义，实建中古神学之新基。当Peter Lombard以前，所谓仪节者，本玄妙之意；如浸礼也，十字架也，四旬斋也，圣水也，等皆是。然PeterLombard以为教会之仪节有七：即浸礼、坚信礼、傅油礼、婚礼、忏悔礼、授职礼及圣餐礼，是也。凡经过此种仪节者，则无德者有德，有德者增加，失德者复得。如思被救，非经过此种仪节不可。
教会因执行仪节之故，故与教徒有终身之关系。经过浸礼之人，则所有人类之罪过，因之洗净；唯有浸礼，可予人以入圣之门。行坚信礼时，主教以圣油及香膏为香德之代表，涂诸青年男女之额，以坚其信仰基督之心。假使教徒一旦染有危疾，牧师以油傅病者之身以解除其罪过而清洁将死者之精神。至于婚姻必经牧师之手方为确定，不能解除。教徒虽经浸礼而罪过或有未净除者，则可行忏悔礼以再与上帝复合而免堕入地狱之危。凡牧师曾经授职之礼者，则可得赦人罪过之特权。同时并享有执行圣餐礼之特权。
5.忏悔礼与圣餐礼
忏悔礼与圣餐礼二者，在历史上尤为重要。当主教授职以予牧师也，必告之曰：“尔其受圣灵：凡尔赦人之罪过，则罪过即被赦；凡尔留人之罪过，则罪过即被留。”牧师因此遂得有天国之钥。凡俗人之有罪过者，除请牧师解除外，别无解救之法。凡藐视牧师之教务者，虽有极诚之忏悔，在教会中人视之，其罪过仍不能赦。牧师于未行免罪之先，有罪过者必先自供其罪过，并须表示其痛恨罪过之心及不再行恶之意。盖牧师必先知所犯罪过之性质如何，而后方有解除之可言也。有罪过者亦必先表示其悔过之忱，而后可望罪过之解除也。故自承与忏悔，实为解除罪过之初步。
解除罪过之举，并不能除净所有罪过之结果。故解除罪过，仅能解除灵魂之死罪，使之不受永远之刑罚而已。至于暂时之责罚，则仍不能免者也。此种暂时之责罚，或生时由教士执行之。或死后人“炼罪所”（Purgatory）以火烧净其罪恶。
牧师所规定之责罚，曰“悔罪之苦行”（Penance）。苦行之形式不一：或斋戒，或祷告，或朝谒圣地，或禁止娱乐等。而朝谒圣地之举视为可以代替忏悔之失部。然教会中往往允悔罪者纳款以代其苦行，以其款为办理宗教事业之用，如造教堂，救济贫病之人等事。
为牧师者不但可以解除罪过，而且有执行圣餐礼之特权。基督教徒久已有庆祝圣餐（Mass Lords Supper或Holy Eucharist）之礼；对于圣餐之性质，本早抱有种种不同之观念。日久之后，渐以为祭神所用之面包与果酒，一经供奉，即变为基督之肉体与血液。此种变化，名曰“变质”（Transubstantiation）。教会中人以为行此礼时，基督再献其身为上帝之牺牲。此种牺牲之礼，无论对于生者或死者，与祭者或不与祭者，均有实效。而且以为基督以面包之形式受人崇拜，最为诚敬。此种形式凡遇荒灾或大疫时，必迎之游行于通衢之上以求天祐。
以圣餐为基督牺牲之观念，其结果甚为重要。圣餐之礼，遂为牧师最高尚之职务，而为教会职务之中坚。除为人民行公共圣餐礼外，私人圣餐礼亦时时举行，尤以为死者超度为多。时人每有捐助基金专备牧师为死者或死者之家族执行圣餐礼之用者。亦有以财物布施教堂或寺院，求其每年为施主行圣餐礼者。
6.教士之势力
教会之威权既巨，组织又复完备无伦，加以拥有巨资，均足以使教士为中古时代最有势力之阶级。天国之钥，若辈实司之，不得若辈之援助者，则无上登天国之望。教会有驱逐教徒于教会以外之权，其被逐者，不但被屏于教门，亦且不齿于社会。教会又有下令教士停止执行教务之权，使全城或全国之人民无有以宗教自慰之地。
而且当时唯有教士为曾受教育之人，故势力尤大。自西部罗马帝国瓦解以来，六七百年间，教士以外，存有研究学问之心者甚寡。即在十三世纪时，凡罪人欲自称为教士者，只需诵书一行以证明之；盖其时之法官，以为无论何人与教会无关者必不能读书者也。
因之中古时代所有之书籍，类皆出诸教士及修道士之手，而教士遂为知识、美术及文学之领袖。加以各国政府之公文及布告，端赖教士之手笔。教士与修道士无异君主之秘书。故教士中每有列席于政务会议，俨同国务大臣者；事实上，行政之责任，亦多由教士负之。
教会中之官职，无论何人均有充任之希望。教皇中颇有出身微贱者。故教会中之官吏有推陈出新之象，无世袭罔替之习。教会势力，历久不衰，良非偶然。
凡服务于教会之人“即无家室之累，教会即其国与家。教会之利害，即彼之利害。凡道德上、知识上及物质上之力量，在俗人之中，多为爱国心、自利心、顾全妻子心所分裂，而在教会之中则合之以求达其唯一公共之目的。此目的之成功，人人可望受其利，同时人人确有生活之资而无筹划将来之虑。”故教会之为物，无异“驻扎于基督教国土中之军队。处处有哨兵，受极其严肃之训练，抱一种公共之目的，各个军士均有不可侵犯之甲胄，手执巨大之武器以杀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