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台湾少数民族的概念与历史文献

一、台湾少数民族概念的确定

台湾少数民族并非单一民族，而是在汉族十七世纪大规模移居之前世代居住在台湾的多个民族及其后裔的统称，历史上曾有“夷”、“夷洲民”、“山夷”、“东番”、“土番”等称谓。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统称为“高砂族”，国民政府入台以后则称之为高山族，一直沿用。但台湾世居各族语言、文化有较大差异，自称或他称的族名各异，有独立的族群意识，并不认同高山族的统一称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台湾少数民族进行了详细的族群划分，目前获得承认的少数民族共有14个：阿美族、排湾族、泰雅族、布农族、鲁凯族、卑南族、邹族、赛夏族、达悟族、邵族、噶玛兰族、太鲁阁族、撒奇莱雅族、赛德克族。据台湾当局统计，2012年1月，台湾少数民族人口数为520 440人，分布在花莲、台东、屏东、台南、嘉义、高雄、基隆等县市。

根据文献记载、考古材料和原住民的民间传说，台湾原住民族的来源是多元的，主要是来自祖国大陆东南沿海的百越人，在漫长的岁月中，与少数来自琉球群岛和南方菲律宾、婆罗洲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诸群岛的居民，长期融合，从而形成单一民族。[138]台湾原住民的历史发展比较缓慢，社会组织发展程度不一，至今某些民族仍有母系社会、父系社会、贵族社会等留存。

二、历代关于台湾少数民族的文献和研究

台湾在东汉和三国时期被称为夷洲。夷洲人始见于《后汉书·东夷列传》:“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史籍中有关台湾少数民族的记载，最早见于东吴沈莹《临海水土志》。史学界一般认为夷洲人是越民族群体的一支，或者说夷洲人是以越民族为主体的。“《临海水土志》记载的夷洲居民的某些风俗与大陆古越族基本相同，说明他们是同属于百越族的一支。”[139]文云：“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140]其中所谓的王，只是氏族长或部落酋长。

明万历年间，陈第追随福建都司沈有容至台剿倭，所撰《东番记》，是第一篇详细记载台湾少数民族的文献。作者自序：“浯屿沈将军往剿，余适有观海之兴，与俱。倭破，收泊大员，夷目大弥勒辈率数十人叩谒，献鹿馈酒，喜为除害也。予亲睹其人与事，归，语温陵陈志斋先生，谓不可无记，故掇其大略。”[141]《东番记》记载了台湾少数民族地理分布、文化特征、风俗、生产、贸易、婚姻等非常丰富的内容。

1624年至1662年，台湾成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东印度公司留下的日记、决议录、书信、报告、账簿、地图等保存了一批台湾史料，《巴达维亚城日记》、《热兰遮城日志》等中译本陆续出版，包含了较多可资研究的台湾少数民族资料。[142]荷兰殖民当局留下的台湾番社人口统计记录也非常珍贵。

清初，沈光文（斯庵）等明朝旧臣及文士墨客随郑成功入台者八百余人，台湾进入明郑时期，也是儒学引入台湾之始。台湾少数民族开始零星出现在士人的笔记诗赋中。

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的版图。随着台湾府的设立，具备书写能力的汉族士人或以官员身份来台行使行政权力，或因其他缘由至台游历。出于“理蕃”的实际需要，汉族官员与台湾少数民族有较多的接触和观察；而作为传统士人，他们对于与华夏文化异质的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也非常敏感。以“番”、“生番”、“熟番”、“野番”、“散番”、“平埔番”、“高山番”等指称的台湾少数民族开始频繁出现在汉文史籍中，如季麒光《蓉洲文稿》、阮蔡文《淡水纪行诗》、齐体物《台湾杂咏》、郁永河《裨海纪游》、孙元衡《赤嵌集》、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包括《赤嵌笔谈》、《番俗六考》、《番俗杂记》）、夏之芳《台湾杂咏百韵》、张湄《番俗》以及柯培元《生番歌》和《熟番歌》等等。[143]这些文献以“采风录俗”和“议事备治”为主要内容，体裁有方志、笔记、诗词、歌谣等。如郁永河《土番竹枝词》，记录台湾少数民族的母系社会形态：“男儿待字早离娘，有子成童任远飙。不重生男重生女，家园原不予儿郎。”词中有对猎头习俗的描写：“深山负险聚游魂，一种名为傀儡番。博得头颅当户别，髑髅多处是豪门。”嘉庆间嘉义贡生陈震曜，记述汉番通婚状态：“汉姓之中潘最多，通婚犹见创先河。岂知生计奔劳惯，到处遑遑荡水涡。”

受体裁和性质的限制，官方档案或《清史稿》中台湾少数民族记载多以政治军事事件为主，如番人的归化、抚番、剿番、番汉关系等。《清代宫中档奏折台湾原住民史料》收录康、雍、乾、嘉、道、咸六朝共三百一十四份奏折，绝大部分为剿抚番乱的内容。[144]

清代台湾少数民族文献，是汉族士人历史观、文化观、书写习惯下的历史，台湾少数民族的奇异风俗引起了他们的关注，他们对其做了直观的描摹及描述，如文身、纹面、猎首、婚丧习俗、宗教信仰、占卜、禁忌等。但是作为政治和文化上强势的一方，汉族士人到底难以摆脱俯视的视角，例如对台湾少数民族“番”的指称，及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认识等。此时台湾少数民族还完全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曾任台湾知府的刘良璧，撰《沙辘行》一诗，叙述雍正年间的大甲西社番叛乱。诗中既有统治阶层对沙辘番起义的鄙夷：“十年大甲西，作歹自惊惶”,“蠢尔无知番，奋臂似螳螂”，“王师一云集，取之如探囊”，也有对台湾少数民族所受剥削奴役和被迫抗争的客观描述：“奈何逢数奇，职守失其纲。劳役无休息，铢求不可当。穷番计无出，挖肉以医疮。支应力不给，势促乃跳梁”，还有对台湾少数民族际遇的深切同情：“危哉沙辘社，几希就灭亡！皇恩许迁善，生者还其乡。番妇半寡居，番童少雁行。”有人评价该诗与吴性诚《入山歌》:“盖诗之为用，犹史也。”

甲午战后，命运多舛的台湾进入日据时代，日本学者对台湾少数民族从人类学、民俗学的角度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鸟居龙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是早期颇为著名的三位。1896年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的派遣，来到台湾，对阿美、泰雅、排湾、布农、卑南、雅美、鲁凯、邹、赛夏、邵、平埔等族进行人类学考察，有《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等书出版，并为台湾少数民族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影像记载。伊能嘉矩的贡献则在于他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系统分类，在他的研究下，原本以政治意义划分的生番、熟番等模糊称谓，被科学和系统的划分所代替，成为其后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分类研究的基础。

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隶属于台湾总督府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自二十世纪初期开始以官方资源与编制，对台湾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调查记录，出版《蕃族调查报告》八卷（1913—1922）、《蕃族惯习调查报告》五卷（1915—1922）等书，调查各蕃社家族、亲属、婚姻、社会组织、宗教观念、农耕礼仪、禁忌、住居、职业、神话、财产制度等。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现台湾大学）设立土俗人种学研究室和语言学研究室，为日本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又一个阶段，主要研究人员宫本延人、马渊东一等有丰富的研究成果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