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综述

一 经济新常态的相关研究

2010年，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EL-Erian在第40届世界经济论坛上正式提出“新常态”阐释世界经济的特征。随后，Pash（2011）在报纸上刊文进一步阐释了“新常态”。2014年，EL-Erian又对“新常态”的表现、原因等做了详细分析，认为西方经济陷入长期疲弱的现状是进入“新常态”的表现。

在我国，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首次提及“新常态”概念，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在公众场合提出“新常态”概念，要求领导干部“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同年7月，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用“新常态”一词概括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年11月召开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系统阐述了“新常态”，指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三大特点，即“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到新常态的状态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对比国内外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国外经济新常态更多地刻画出了全球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周期的阶段性转换，内涵较偏悲观；国内提出的经济新常态，则是明确表明了我国进入“趋势性转变”时代，所谓“新”指转折、转变；“常态”指转变是趋势性、结构性的（杨保军、陈鹏，2015），是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宣示，一方面分析我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我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同时也指出了转型的动力结构（李扬、张晓晶，2015）。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要适应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新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释放市场活力，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基于经济新常态背景，国内一些学者立足于长江经济带这一区域已有了一些零散的研究，包括：黄德春和徐慎晖（2016）基于新常态背景研究了长江经济带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要加强金融合作的建议；王亮（2017）立足于新常态背景研究了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要重视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观点；文锋（2017）探讨了新常态下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之路，认为长江经济带需注重差异化发展，提升自身独一无二的软实力。但总体上看，基于新常态背景研究长江经济带的文献还比较分散，并没有形成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

二 区域联动的相关研究

“联动”依照辞典上解释：“联”指关联、联合；“动”指使其作用或者发生变化；联动，即若干个具有相关性的事物，在其中一个或者若干个事物运动或者变化时，其他事物也随之运动或变化，具有“关联互动”和“联合推动”的意思。所谓“区域联动”，是指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区域，通过区域间的分工合作、相互协作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区域间一体化发展。

区域联动在解决区域经济失衡、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刘力，2009；潘文卿，2012；李敬，2014；马晓河，2017）。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区域间存在较强的相互影响。同时，地区间的贸易壁垒逐渐消除、全国市场呈现“一体化”整合趋势（陈敏等，2008；赵奇伟等，2009），在交通体系不断完善的条件下，高铁时代的到来，有利于依托交通干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肖金成，2017），区域联动成为可能。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Nurkse，1953）强调了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关联互补性，认为应在各产业、地区间谋求平衡增长，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潘文卿（2012）指出，地区间的相互依赖和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要正视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关联互补性，通过联动作用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于区域联动的具体形式，学术界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首先，Massey（1979）认为，区域发展应基于上下游产业链关系，形成“空间的分工”。区域间产业联动是促进产业链升级、应对全球竞争压力和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有效途径（Schmitz，1999）。因此，可通过全球性产业转移、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及地区产业转移、区域产业联盟（叶森、曾刚，2012）等实现产业联动。其次，区域产业变动是要素流动过程中优化重组的结果（刘玥、聂锐，2007），因此，区域协作实质上是推动区域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义旭东，2005；刘浩，2012）。有关各市场联动的研究，学术界分别从金融市场（支大林，2008；于尚艳，2008）、劳动力市场（李晓帆，1993；蔡昉，2007；李路路等，2016）、技术市场（王核成、宁熙，2001；Asheim and Coenen，2005；杨耀武、张仁开，2010）和产权市场（包亚钧，2005；李正希，2009）等角度探讨了要素市场联动对区域要素优化配置的积极作用。最后，对于内河经济带而言，港口交通联动是要素自由流动的基础保障（刘玥、聂锐，2007）。学术界认为，协同是港口群共同发展的趋势（汪旭东、杜麒栋，1999；茅伯科，2005），港口间通过协同竞争可达到双赢（Song，2002；吴明华，2005；黄迪，2006）；通过功能组合、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孔宪雷、许长新，2004）、发展多式联运（寿建敏，2005）、构建综合物流节点体系（王刚、牛似虎，2013）等可实现港口联动。此外，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珉婷，2017；李圆，2017），因此，生态协同治理是区域联动的重要内容。学术界从建立税收制度（薛惠锋等，2007；金慧琴，2008）、构建生态共建的区域合作机制（孙红玲，2008）和跨区域环境污染治理机制（郭永园，2017、2018）等方面探讨了区域生态协调治理的方式，并认为区域环境合作可以增加区域的整体收益（王奇等，2014）。

三 城市群联动发展的相关研究

作为区域的增长极，城市群在区域联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世纪5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1955）认为，增长会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上[6]。随后，布德维尔（Boudeville，1966）提出“区域增长极”概念，将增长极从经济空间转变到地理空间。近年来，我国以大都市带、城市群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非常迅猛（方创琳，2011；郑继承，2013），城市群也逐渐成为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陈柳钦，2009；廖富洲，2014）。经济带发展模式是“点—轴”理论的应用核心（陆大道，2014）。“点”增长极通过线状基础设施连接在一起形成经济增长轴，点轴开发更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我国，依托长江流域，已逐渐形成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重要增长极，长江经济带建设也正式成为国家战略（秦尊文，2014）。

关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学界展开了一些研究。如何全面认识并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学术界从生态协同治理（Nurkse，1953；杨妍、孙涛，2009；齐建国等，2010）、交通港口联动（Heaver，2001；金宇超等，2016）、要素市场联动（Asheim and Coenen，2005；Giannetti et al.，2002；严善平，2006）与产业联动（叶森，2009；叶森、曾刚，2012；高伟等，2012；胡艳等，2016）等多个角度展开研究，但未对城市群联动进行系统的研究。“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发展轴，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应主要从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加强城市群联动三方面着手，通过完善交通体系、破解封锁壁垒以及共同开拓内外市场，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共同发展（尚勇敏，2014）。胡艳等（2016）和郁鸿胜（2018）认为各大城市群联动发展应抓准自身优势落实功能定位，突出长三角城市群的首位度效应，发挥对中下游城市群的带动作用。联动发展关键应构建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机制，实行区域协调体制和制定区域性措施和政策。此外，畅通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空间溢出渠道、提高城市间的关联度是缩小长江流域上中下游间区域差异的有效举措（李嬛等，2016）。

国内外学者在区域联动及城市群发展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普适性研究较多，关于特殊经济背景与特定对象的针对性研究较少。已有文献主要聚焦于区域联动，分析城市群联动的文献相对较少，关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的发展现状、作用机制、典型模式及实现路径等相关研究更为缺乏，并且鲜有学者尝试研究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城市群联动发展问题。

二是片段式研究较多，关于城市群联动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已有文献多从某单一角度或者局限于某特定地区分析区域联动问题，系统研究尚未展开，尤其在城市群联动的不同角度及其相互联系的分析方面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理论分析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