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成一农

林晓雁博士的《西周春秋时期的女性、联姻与政治格局演进研究》一书，是在她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从题目上看，该书涉及的领域包括了先秦史、性别史以及政治史，不过其落脚点则在于“政治格局”，即通常学科分类中的历史政治地理，且需要说明的是，她博士期间的专业也正是历史地理学。虽然对于先秦史、性别史和政治史都不太熟悉，但作为长期从事历史地理方面研究的从业者，我参加了她这篇博士论文的开题、预答辩以及最终的答辩，对于该书的写作意图、希望解决的问题有一些大致的了解。

林晓雁博士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按照匿名评审意见以及答辩委员会的意见对书稿进行了调整和修改，即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承蒙林晓雁博士的看重，请我为她这部书稿写序，但说实话，我对她所从事的研究总体上是不太熟悉的，对于很多细节问题难以从学术前沿的角度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论，因此这里只能就一些整体性的问题，谈谈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

一

如果从一种不太那么学术的角度谈论历史研究各专业的魅力的话，我首推的就是先秦史。原因很多，首先，就是先秦史涉及中华文明的起源，涉及后世那些习以为常的文化、思想、制度的起源、发展和定型。“追根溯源”，这种人类思维中根深蒂固的习惯，就已经使得先秦史的研究颇具吸引力了。不仅如此，还有那些后世消亡或者不太重要的文化、思想以及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这些并存的文化、思想和制度之间的竞争，如果不从后世“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角度，而是回到历史的场景中，那么与后世那种“唯一”和“稳定”相比，这种多元和竞争本身就足以使得历史研究者如醉如痴了。

还有，就是史料。与后世，尤其是宋元明清时期汗牛充栋且基本整齐划一的文本文献的记载不同，先秦时期的文献资料不仅非常稀少，而且通常相互之间充斥着矛盾之处，孰对孰错？这是一个虽然有时让人抓狂，但往往会挑动着研究者的好胜心的问题。不仅如此，从后世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有时一种非常成熟的思想和制度突然就见诸于文献，且缺乏追溯其形成过程的蛛丝马迹，但这些思想和制度显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此如何解释？对于这些文献资料的解读，传统史学一板一眼的考据基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梳理这些文献资料必然需要研究者加入大量的想象。这些无法简单获得一种得到广泛接受的观点的问题，也确实激发了一些所谓的“历史侦探”的欲望。

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考古学材料。虽然经过长期的发展，现代考古学已经建立了地层学、类型学等看似“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且不说这些“科学”方法自身的缺陷和适用性，只是对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进行解读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大致而言，对于这些材料，如果只是依靠考古学自身，那么最多只能确定出土文物和遗址的年代以及文化类型，无法与文献记载的历史事件、人物、部族、国家联系起来，由此也就无法被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在如今这个“二重证据法”日益受到质疑的时代，如何将考古材料与文本文献联系起来，其间同样必然需要大量的想象和推理。

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新史料”，即各类简牍，让原本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且不说建立这些材料与传世文献和考古学资料之间关系的问题，仅仅是材料的真伪就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比如关于“清华简”的真伪依然存在争议。无论是对材料真伪的判断，还是将这些材料纳入以往基于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建立的既有知识体系中，都同样需要大量的想象和推理。

由此，在我看来，与后世那种受到文献等材料极大束缚的断代史研究不同，先秦史是一个需要大量想象和推理的研究领域，需要研究者从其乱如麻的各类材料中整理出一条可以说服自己以及至少说服一部分研究者的脉络，这虽然正是先秦史研究的魅力之所在，但也是对研究者研究能力的极大考验，也是我从进入历史学领域就对先秦史感兴趣，但一直不敢进行真正研究的顾虑。因此，林晓雁博士的这本书稿，且不论其结论是否能得到学界公认，这一选题本身已经说明了其所具有的研究能力和学术勇气。

就具体的选题而言，虽然学界在细节上争论纷纷，但基本都认为先秦时期是一些影响后世的重要概念和思想的形成和初步定型的时期，其中对于后世“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的就是“华夏”概念的形成。对于这一问题，前辈学者已经成果卓著，要谈出一些新意，在传统的研究视角中，已经颇为困难，但林晓雁博士更换了一个视角，来切入这一“老掉牙”的问题，这同样是其想象力和学术勇气的展现。

二

自后现代史学兴起之后，妇女史和性别史日益兴起，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以及相关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总体而言，目前为止的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大致或主要聚焦于个别女性的历史，或聚焦于对某一时期在某一事件或者某类事件中女性作用的分析，或关注于某一历史时期文献中对女性的记载、女性的地位等问题上，即或者偏于个案，或者偏于整体。偏于个案，显然其代表性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偏于整体，则大都只是对某种现象的归纳和叙述。虽然近年来也有一些以女性和政治之间关系为对象的研究论著，但基本是以个案切入，最多涉及某些重要历史事件，但与历史的整体演进则缺乏直接的关联，或者说，以往的研究无法告诉我们女性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反观传统的史学叙述就很容易明白。在传统的史学叙述脉络中，要谈男性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作用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因为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无论是历史的整体进程，还是具体的历史事件，都是由男性所主导的，甚至可以说不谈男性，就没有办法谈中国历史，男性主导历史成为了一种“客观”实在。那么，女性呢？

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林晓雁博士的《西周春秋时期的女性、联姻与政治格局演进研究》一书是颇具开创性的，其不仅谈女性、女性与政治，而且更是希望将女性放在宏观历史进程中去论述，且得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结论。

如林晓雁博士的书稿采用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的五霸之说，并将晋献公、惠公、文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晋国的崛起，由此将关于“春秋五霸”的讨论限定在从公元前685到公元前621年的60多年间；将“联姻作为诸侯国之间关系的物质表征”落实到具体的时空范围内，从分析具体的联姻个案入手，勾勒出齐、晋、秦、楚等诸侯国在公元前7世纪的联姻格局和联姻倾向，用以佐证诸国控制区域和势力范围的变迁。书稿将女性和婚姻视为父系因素介入夫家政治的媒介，从女性政治身份和血缘的角度，探讨了联姻对于诸国区域扩张和区域整合的贡献。同时，书稿对齐、晋、秦、楚诸国在成为地区性大国过程中制度变革的讨论，也关注到了与女性和婚姻有关的问题，并指出秦汉帝国时代，外戚问题凸显，成为困扰中国王朝政治的痼疾，与中国的国家形态密切相关。

书稿对“华夏”问题的讨论从探究“华夏”概念在商周之际、西周、春秋时期的演变入手，将对“华夏”的讨论分成华夏族群和华夏区域两个方面。在关于华夏族群的讨论中，书稿对族群祖源认定中的父系和母系因素给予了同等的重视。书稿认为华夏区域是一个基于华夏族群控制范围的概念，但是华夏区域的主张在某些时候与华夏族群的控制区域会有所出入。书稿将农耕经济和汉字文化视为“华夏”的核心特征，讨论了春秋时期女性和联姻与农耕区域推进同汉字文化圈扩大之间的关系。书稿对春秋时期“华夏化”进程和认定标准的讨论，特别关注了华夏边缘的方国、部族对诸夏的认同和向诸夏靠拢以及被华夏诸国接纳过程中涉及的女性和联姻因素，指出女性和联姻对于“华夏化”的贡献不只存在于制度和文化上，更在于血缘的交融。

三

最后，还要谈谈该书的一些不足之处。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的史料，无论是考古材料，还是传世文献，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以及在“专题”的分布上都是极不均衡的，甚至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在林晓雁博士这样一篇时间上涉及西周、春秋，空间上涉及当时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空间范围的论文中，显然也就反映了这种材料留存的不平衡，如西周时期，书稿主要涉及的是周王室和齐、鲁，春秋时期则主要集中在五霸上，且详略差异颇大。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

不仅如此，虽然该书以“女性”与政治格局演进之间的关系为主题，但受制于材料，即由于现存的史料基本都是以男性视角书写的，因此几乎所有与女性有关的，尤其是与“政治女性”有关的史料，可以说基本都是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因此基于这样的史料，林晓雁博士的这本书稿以及之前的几乎所有的女性史研究实际上分析的只是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史，或者说，即便如林晓雁博士这篇书稿这样突出了女性在历史中的或者某些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但究其根本，依然是男性“阴影下”的女性史，在这样的历史书写中，女性依然不是历史的主角，在历史进程中最多只是发挥了“促进”或“延缓”的作用。

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历史事实的问题，而是历史书写视角的问题，而且视角的转换似乎也可以解决史料缺乏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的就是，所有历史研究，都是一种历史书写，包括那些试图剥离以往历史书写的主观性和目的性的研究在内。如果承认了这一点，那么历史书写的视角实际上决定了对材料的处理方式和论述的方式，基于此，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种更为彻底的女性史的历史书写方式？

在这种历史书写中，女性成为历史舞台的中心，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本身就是围绕女性展开的，男性只不过是女性有意无意的棋子，正所谓“男人征服世界，而女人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虽然现存的史料都是男性视角的，但通过这种视角的转换，我们完全可以对这些材料重新解读，即剥离史料书写者的主观性，而附加上研究者的主观性（即女性的主体性）。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将某些历史事件放大或者普遍化，来弥补史料的欠缺和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比如该书中“太姒”的事例，是否可以用来说明周初的普遍情况，等等。如果能在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掺杂了“想象”的历史研究中，进一步发挥想象，那么一部真正的“女性史”也是可期的。当然，这样的历史书写要比《芈月传》更具有说服力。

当然，这样的写作方式，其本身涉及历史学的根本理论问题，不过我希望林晓雁博士今后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从而确立一种真正意义的“妇女史”，这将不仅是妇女史研究的重要议题，而且也将会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最后，作为涉及如此众多具有魅力和争议的选题的著作，其结论，甚至某些细节上的认知要得到学界的公认，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学术研究需要的正是这样具有勇气和探索精神的著作。一本著作的学术价值不在于其验证了什么和证明了什么，而应当在于其启迪了什么。

成一农

2020年9月23日，云南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