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一 概念界定
厘清概念是科学研究的首要问题，由于所处地域、时代的差异性，导致研究者对同一概念存在不同认知和解读。为了保证研究的学术规范性及写作的严谨性，本书对农民工、自组织概念、组织增权这三个核心概念进行严格界定。
1.农民工概念
“农民工”一词的内涵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改革开放带来的自由流动导致了“农民工”一词的产生，这一词汇内涵的偏重点也随着改革进程不断变化。农民工概念在改革开放初期具有多种内涵，“农民工”一词代表着户籍归属、职业属性及社会地位。从户籍角度而言，“农民工”中的“农民”一词直接表明了这一群体的户籍身份是农民；从社会地位而言，由于二元体制导致的城乡发展落差形成了城贵乡贱社会阶级地位的分野，“农民工”的称谓也附带了农村人口较低的社会地位烙印，其中社会地位是这一名词在此时期的偏重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镇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不断增多，并且出现了落户城镇的现象。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了三种类型：有的农民在居住地的乡镇企业从事非农产业；有的离开原住地，到异地从事非农产业，但户籍仍旧在原居住地；在上述两种类型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即有的农民不仅从事非农产业，并且在城镇购买房产，意图落户城镇。对于这种现象，政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给予了官方认可。198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该通知首次给予农民群体城镇落户的资格，农民工群体自理口粮即可以在城镇落户，但不能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非农户口权益。国务院在1998年7月发布《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通知》中进一步放开了中小城市的落户制度，意见明确在城市具有固定职业、稳定收益、合法固定住所，已经达到一定居住年限，符合当地政府相关落户标准的流动人口，当地政府应予以落户。为了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公安部于2001年3月发布《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除了极个别大城市外，全面放开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这意味着农民工只要拥有合法工作、合理工作收益及固定日常住所，即可在城镇自由落户，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教育、社保等权益。从此，“农民工”这一名词所具有的户籍内涵进一步弱化，农民工内涵开始偏重于职业而非户籍，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代名词。2008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指出，“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规定农民工就是产业工人。同时，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出现了代际分化，许多农民工子女本在城市出生，拥有良好教育背景、具备较高素质和一定经济条件，与第一代农民工呈现出不同的群体特征。因此农民工这一称呼逐渐被“新生代农民工”“新工人”“新市民”等称谓所取代，忽略了户籍背景，突出了职业身份。
综上所述，农民工的内涵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演变，从初期偏重农村户籍逐步过渡到偏重工人的职业身份，其中最主要的诱导性因素是户籍制度改革。就现阶段而言，可以将农民工界定为：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户籍雇佣劳动力，其主要特征是从事非农产业的职业身份。[4]还需说明的是，“农民工”这一称谓从诞生之初就被认为带有一定的地域歧视性，但本书仍采用这一称呼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首先，政府文件中仍旧使用“农民工”这一称谓。另外，在学术研究领域，大多数学者选择使用“农民工”这一概念。基于这一称谓使用的广泛性，本书决定沿用这一称谓。
2.自组织概念
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概念一样，自组织的含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许多学者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自组织概念进行了界定。“自组织”这一词汇具有名词和动词两种词性，第一种是作为动词的用法，自组织一般是形容事物在无外界力量影响下自我生长，形成组织的动态过程。如杨贵华等学者认为：“社会的自组织不等于是自发性的，它意味着一种自主且自身就可以自我整合、自我协调、自我维系、自我发展的机制或能力，是一个比自主性内涵更为丰富的概念。”[5]第二种用法是遵循汉语将组织作为名词使用的习惯，认为自组织是组织中的一种自发类型。作为名词，自组织一般指事物在无外界力量影响下形成组织的自我运动的产物。A.D.Lindsay对自组织的思想做过表述：“社会的共同生活是由个人通过诸如教会、行会、各种组织等各种社会关系维系的，社会的宗教、科学、经济生活也是借助于此而得以发展的。每一种生活均有其各自的发展，其中存在一种自动、自主和自由的领域。该领域不能被国家通过强制机制而占据。”[6]从区别于政府的强制性、行政性的组织角度出发，张龙平认为自组织是指建立于自发性、自由性和自愿性基础之上的私人社团组织形式。[7]从社区角度出发，徐永祥将社区自组织界定为社区居民自己组建的参与社区整合的组织类型；[8]从组织进化方式角度出发，赵固勇和赵娜认为组织是指系统内的有序结构或这种有序结构的形成过程。从组织的进化行式来看，可以把它分为他组织和自组织两类。如果一个系统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就是他组织；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形成有序结构，就是自组织。[9]
本书从名词概念角度界定农民工自组织，将农民工自组织视为社会组织的一种类型。本书中的农民工自组织是指基于互惠互利、互信合作、自主自愿的基础，在没有外部行政指令的强制之下，农民工因主体意识觉醒而自发组建、自我治理和服务群体内部公共事务的社会共同体。
3.组织增权概念
增权最初是社会工作领域的一个概念，《社会工作词典》为增权（Empowerment）作如下界定：所谓增权是帮助个体、家庭、社会组织、社区等不同层次的社会单位提高社交、经济、政治、文化等能力，增强各类社会单位自我赋权能力，构建良好社会资源网络，改善社会生存状况的行动过程。就社会而言，由于社会利益分化及制度的不平等性，导致权力并非平均分配给每个群体，社会底层存在一些权力缺失的弱权群体。他们在职业发展、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层面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也没有能力去争取本群体应有的社会权益。弱权群体持续性的权力缺失会进一步加剧社会制度的不平等性，社会制度的不平等性反过来再作用于弱权群体，使其个体、家庭、社会功能进一步加剧弱化，形成阶层固化的恶性循环。因此，改变这类恶性循环就必须对权力进行重新分配，通过社会行动使弱权群体获取权力、增加权力，这个行动过程即为增权。
需要说明的是，增权概念的假设前提是个人或组织通过努力可以改变无权或弱权状态，个人或组织拥有的权力是处于变化和发展状态的。个人或组织通过积极决策、有效行动，可以改变个体或群体的弱权或无权处境，使社会权力结构逐渐趋于公正。增权概念所具有的公正、发展、公平等理念，使其成为社会学领域内社会政策、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等研究方向的重要学术概念。随着增权概念的普及，管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也开始借用这一概念，逐渐成为人文学科领域内普遍使用的概念名词。
本书借用增权理论视角分析农民工自组织对农民工群体的权力提升作用。相关研究表明，实现个人增权依赖于下列这些要素：1.促进积极社会参与的个人态度或自我观念；2.对定义环境的社会和政治系统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知识和能力；3.发展行动策略和为实现自己的目标筹措资源的能力；4.利用有效方式与他人一道定义和实现集体目标的行动能力。[10]依据上述要素，个体参与集体行动能力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增权，集体行动能力的增强一般需要借助组织载体。那么组织增权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这就需要分析组织行动对信任、互惠、参与、效率等增权要素的作用。
第一，组织能通过个体间的交往建立信任关系。福山将信任定义为在正式、诚实和合作行为的共同体内，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社会中的个体都是属于不同的社会单位，这些社会单位可以呈现家庭、单位、社区、政党组织、行业协会等多种表现形式，社会单位间彼此重叠，个体置身于重叠的单位之中。个体如果置身于社会单位之外，将无法与其他个体间建立基于共享规范的信任关系，也无法在社会中长久生存。因此，组织的建立能够增加人们相互交往的时间，促进成员间的了解，进而形成信任关系。第二，组织能促进互惠规范的形成。规范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后天经过教育和惩戒形成的，而组织可以承担教育与惩戒的职能，引导社会个体了解、遵守互惠性规范。规范的互惠性能增强组织成员的信任度，杜绝组织成员投机动机，减少组织交易成本，避免集体行动的困境。第三，组织能激发个体社会参与的意愿。快节奏、高流动、强压力的社会生活使个体呈现原子化状态，组织活动能够激发个体对社会网络的参与热情，摆脱原有杂乱分散的原子化状态，形成制约社会权力的组织力量，增强个体对社会发展的把控能力，弱化政府的强制力量，保障个体的自由权限，改善个体的生活品质。第四，组织能提高个体行动效率。受限于社会资源及行动能力的不足，社会成员个体的行动效率及行动效能往往较为低下。反之，由于社会组织的参与性和民主性，其成员能够在协调和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保证了一定的行动效率和行动效能。
所谓组织增权，是指基于成员间的信任关系及互惠规范，组织通过一定的集体行动，增强了组织成员的社会参与，形成影响社会权力的组织合力，改善组织成员的弱权或无权处境，使得社会权力结构趋于公正。本书开展农民工自组织的组织增权研究，组织增权的对象为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从农村迁徙到城镇，从事非农工作，生活重心在城市。但由于地域歧视和地方保护，他们遭遇了城市居民的情感排斥和城市生活的制度排斥，引发了诸多问题：如政治权益的缺失、社会保障的缺失、社会交往障碍、子女的教育问题、社会排斥问题、就业问题、教育培训问题等等。农民工群体处于弱权状态，他们拥有一部分权力，但无法凭借这些权力获取生存所需的各类资源。而个体农民工的增权行动呈现高成本低效率的特征，无力解决他们在经济、政治、社交、就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各种权利问题，改善他们的弱权状态。因此，个体农民工在现实问题的压力之下走向组织化路径。通过参与组织的方式，个体农民工在互信、互惠的基础上加强社会参与的组织化，借助组织力量拓展个体的社会资本网络，运用组织社会资本力量参与社会政策的博弈过程，主动维护农民工群体权益，实现农民工群体的集体增权。[11]
二 研究综述
在开展本书研究之前，有必要对国内外有关农民工自组织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及分析，这既是避免“劳而无功”重复研究的必要工作，也是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写好本书的必要前提。
1.国外研究
国外对我国农民工自组织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自组织的组织合法性、组织功能性、组织策略性及组织障碍性等领域。
（1）农民工自组织的合法性研究
关于我国农民工自组织的合法性问题，Howell & Jude（2015）从政府与农民工自组织的关系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民工自组织的合法性问题。他们认为我国政府与农民工自组织在2012年前关系较为紧张，农民工自组织无法从政府获得政治认可和行政许可，缺乏组织活动所需的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政府在2012年之后企图重新绘制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社会契约，政府采取了放宽社会组织登记条件、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这两项措施。在此政策背景下，政府与农民工自组织关系缓和，双方合作开展各类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的社会行动，以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生产关系，农民工自组织由此也获得了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12]Spires A.（2011）从农民工自组织的活动类型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民工自组织的合法性获取问题。该研究认为组织活动类型是农民工自组织获得合法性的关键，如果一些组织开展的活动与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相违背，则组织无法获得合法性；反之，如果组织开展的活动类型与地方政府的执政需求一致，则可能得到个别官员的非正式支持，取得一定限度的组织合法性，进而组织就能够在基层社会生存下来。[13]Kuruvilla & Sarosh（2018）从历史角度回顾了我国农民工自组织的合法性问题，该研究将2006年至2015年中国劳资关系演变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认为国家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农民工自组织的合法化进程。[14]Elfstrom & Manfred（2019）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例，通过访谈和政府年鉴资料分析农民工自组织在不同政治治理模式下的发展模式差异，农民工自组织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导致合法化进程的巨大差异。[15]
（2）农民工自组织的功能性研究
关于我国农民工自组织的功能性问题，国外大量研究都聚焦于农民工自组织的劳工维权功能。Chan & Yang（2017）认为我国农民工自组织是致力于促进工人集体利益的组织，其方式与其他国家的工会非常类似。农民工群体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他们对集体谈判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他们又缺乏必要的工会代表，因此他们通过自建组织的方式在工作场所谋取群体利益。该研究认为，农民工自组织扮演工会角色和促进集体谈判的现实，也恰恰反映了有组织的维权活动在我国工作场所基本被禁止的事实。[16]Chan at al.（2017）以我国广东农民工劳工组织为例分析了农民工自组织的维权功能，在工会组织难以协调劳工危机时，工人会通过农民工劳工组织维护自身的权益。[17]Chan & Jenny（2019）认为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重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变革，极大改变了生产领域的劳动关系，劳资纠纷的形式逐渐多样化，务工人员开始寻求法律和法律外的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其中维权型农民工自组织的组织维权也是法律体系外的重要手段。作为回应，我国政府从21世纪初开始进行劳动市场的政策变革，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和扩大申诉渠道等方式维护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18]Hui & Elaine Sio-ieng（2020）通过深入访谈、参与性观察和文献研究，以维权型农民工自组织为研究对象，探讨组织社会行动者在农民工权益维护中的角色问题。该研究认为，维权型农民工自组织不仅促使农民工群体树立良好的思想观念，增强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也能增强农民工群体集体意识，激励群体协同行动，积极参与制度变革。[19]
也有研究关注农民工自组织的社区服务功能。Froissart C.（2009）认为我国农民工自组织的主要功能不一定就是维权，更多时候它应当是一种社区服务型组织，解决农民工日常生活的各种困难，积极履行社会维稳功能，与政府官方议程具有一定一致性。[20]Chan & Chris（2013）以我国华南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自组织为例，描述了农民工自组织为私营企业的农民工提供的各类社区服务，认为社区服务能为弱势农民工创造相对自主的公民社会空间。[21]此外，也有研究关注农民工自组织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功能。Franceschini & Ivan（2014）认为农民工自组织可以使农民工参与公共事务，发展和阐明个人利益，并共同形成一个主体性鲜明和参与性更强的公民群体，以群体力量参与制度变革，推动政治变革。[22]
（3）农民工自组织的策略性研究
Spires A.（2011）根据在我国的实地调查分析了农民工自组织的生存策略——草根组织和国家可以共存于一种“共生关系”中，这种共生关系产生的前提是草根组织能够帮助国家机构完成一些社会福利义务，减少特定国家机构的工作任务，提升社会公众满意度，那么国家机构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草根组织的公开运作。[23]Gransow，Bettina Zhu & Jiangang（2016）基于长期参与式观察和专访35家农民工NGO领导人和23人次员工，详细描述了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自组织的发展情况。该研究分析了农民工自组织是如何在日常工作中创造组织空间的，并研究了其活动以及其采取的各种策略。研究表明农民工自组织的组织活动包括权利保护、法律咨询、分发信息材料、安全培训、文化教育、社区服务、开展社会调查、媒体互动等。为了更好地开展组织活动，农民工自组织会采取如下策略：第一，非常重视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的质量直接影响农民工自组织在空间上扩大的潜力；第二，注意规避政治风险，农民工自组织意识到劳工权利维护方面的政治风险，减少对个别工伤或劳工权利案件的支持，更多地为农民工群体提供集体谈判和法律方面的培训，同时越来越主张工会部门参与他们的活动；第三，注重发挥组织利益相关者（领导者、发起人、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农民工）的角色功能。[24]Fu & Diana（2016）以维权型农民工组织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提出了一种维权策略创新——变相的集体行动。即农民工自组织不进行激进的、危险的集体抗议行动，采取相对温和的个体指导方式，指导农民工通过司法、官方路径维权。变相的集体行动可以为参与者争取合法权益，也满足政府社会维稳的政治目标，从而为组织争取生存的政治空间。[25]Akimow & Malgorzata（2017）以2011年至2016年农民工自组织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运用批判的公民身份理论，阐述了农民工自组织如何运用互动策略来重塑公民身份及争取群体话语权。农民工自组织必须参与国家和市场的互动过程，才能确保自己的生存。但是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去直接抵制或适应国家和市场的各种规则，而是通过更广泛的互动过程，旨在实现规则转换的战略目的。[26]Franceschini et al.（2019）基于对我国南部维权型农民工自组织的案例研究，描述组织维权工作重心的转移。20世纪90年代农民工自组织专注于建立工人中心、开展劳工权利宣传活动、开展社会调查和政策宣传，21世纪以来，农民工自组织开始采取集体谈判以争取群体权益，同时研究分析了组织维权工作重心转移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及采取的策略，探讨现有政治环境下组织策略的可持续性和可行性。[27]Froissart et al.（2018）以维权型农民工自组织集体谈判的实践为例，分析了组织的谈判策略，强调了农民工自组织组织行动者的能力。该研究认为农民工自组织可以改变工人、雇主、工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并改变他们对劳资冲突的反应。[28]
（4）农民工自组织的治理性研究
Spires A. et al.（2011）对中国的草根组织进行了实证研究，包括教育类、环保类及维权型农民工自组织等，认为我国草根组织在过去20年间经历了快速发展，社会资源竞争较为激烈，导致绝大部分草根组织难以获取人力、资金及政策等组织资源，组织发展严重受限。[29]Lee C.K.et al.（2011）聚焦于农民工自组织的融资能力，研究结论是农民工自组织没有一个安全的、持续的资金来源。为了获得组织发展所需的资金，个别组织有可能接受一些商业性质的项目，进而滑向商业化。[30]Franceschini I.（2012）以广东省工会下属的“广东省工人社会服务组织联合会”为例，分析了枢纽型社会组织与农民工自组织的合作机制。研究认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属于伞形组织，枢纽型组织可以为工会和农民工自组织之间的合作提供平台。[31]Gransow et al.（2016）聚焦于农民工自组织的人力资源。农民工自组织的工作人员数量较少，通常只有4—7名工作人员（全职和兼职），主要负责组织日常行政管理和项目任务。工作人员流动性非常高，因为农民工自组织难以为工作人员提供较高的工资收益和精神激励。农民工自组织的重要人力资源是他们的志愿者团队，主要的志愿者来源是高校学生和农民工。学生志愿者主要负责收集信息材料、撰写新闻通稿、组织公益活动；农民工志愿者主要负责去工作场所分发材料、探望求助对象，由于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志愿者容易获得求助者的信任。[32]
2.国内研究
随着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多，农民工自组织、农民工组织、农民工非政府组织、流动人口自组织、农民工维权组织等名词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农民工自组织现象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不同学科从各自学科背景、理论视角对农民工自组织开展了多角度研究，形成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本书收集了各个学科领域关于农民工自组织的研究成果，并依据论述的侧重点将其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1）农民工自组织的合理性研究
关于农民工自组织的合理性问题，学者们从多个理论视角进行了分析。赵国勇（2007）从公共治理理论角度阐述了农民工自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合理性。进入城市的农民工面对的是市场失灵的局面，即面对一个非完全竞争和非对称信息的劳动力市场。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凭借组织的协调和监管作用，以保障和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而在实际运作中，作为“市场中间者”的政府和作为“市场参与者”的自组织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缺位现象，进而无法满足农民工群体对组织的需要。于是，农民工群体开始组建同乡会、打工者协会、农民工工会等农民工自组织，构建农民工群体的利益代表机制和利益表达渠道。[33]欧阳兵（2008）运用冲突理论论证农民工成立自组织的合理性。农民工在城镇里会遭遇身份冲突、习俗冲突、社会排斥和社会网络冲突，有效应对冲突是农民工选择自建组织的重要原因。他认为农民工与社会没有根本利益方面的冲突，因而农民工自组织的存在不会对社会安定造成不良影响，政府应引导农民工自组织的合理发展。[34]范晶娴（2010）从组织化理论角度阐述了农民工自组织产生的合理性。因为没有自己的组织后盾，分散的个体农民工无法通过组织化方式维权，所以个人权益容易遭到侵害。个体农民工无法与企业形成平等的劳动关系，只有依靠组织才能与雇主进行平等谈判，形成相对合理的劳动关系，从而实现和保障自身权利。伴随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自由、自主、自治、志愿服务的意识逐渐培养起来，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参与热情逐渐提高，农民工中的精英分子开始建立自己的团体，农民工自组织应运而生。[35]陈菊红（2014）以“国家—社会”关系为理论框架，探讨了农民工自组织开展自我管理的必要性。纵观国家对农民工人口长期的管理模式，国家力图通过公安机关将农民工纳入其直接的控制体系内，防止游离于基层组织之外的个体对“国家—社会”同构关系的破坏。随着农民工主体意识的增强，从国家中独立出来的社会力量不断成长，原来的强制主义管理方式已不再适用。于是，各种农民工自组织不断涌现，农民工自组织采取各种策略性行动来维护组织的运行，拓展其与社会力量和国家的合作空间。[36]
（2）农民工自组织的必要性研究
王春光（2004）认为，农民工对成立自组织有着强烈需求，只有组织起来才能维护自身利益，通过组织传达自己的意愿。[37]徐旭初、吕冬洁（2007）认为，个体维权成本过高、工会维权职能弱化、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失衡、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等原因导致农民工权益难以得到组织化保障，由此激发了农民工自建组织的需求，通过农民工自组织为群体维权拓宽路径。[38]陈丰（2008）强调，农民工自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能够弥补政府社会管理的不足之处，因此政府应鼓励以“农民工自组织”为载体，充分发挥自我管理的功能来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农民工参与式管理”的概念。[39]徐建丽（2011）指出农民工维权组织的存在体现了农民工对“组织性力量”的迫切需求，也是农民工群体通过组织化力量有效解决冲突的一种形式，但同时她明确指出，要防止自组织的畸形发展。某些维权方式有可能激发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政府应正面积极引导农民工自组织的发展。[40]
（3）农民工自组织的类型化研究
关于农民工自组织的类型，学者们依据不同标准进行了划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课题组依据组织形态的特点认为，农民工群体内部存在生产经营型、生活友谊型和秘密社会型三种自组织形态，并详细分析了每种自组织形态的内部结构、组织功能、人员特征及组织行为。[41]蔡昉（1997）按组织的不同功能，将农民工自组织分为利益保护型、信息服务型、生活服务型、谋求私利型和综合服务型五种类型。[42]王义等（2003）则依据自组织内部人际关系，将农民工自组织分成亲缘群体自组织、地缘群体自组织、业缘群体自组织和情缘群体自组织四种类型。[43]
（4）农民工自组织的功能性研究
关于农民工自组织功能，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研究，并呈现了大量研究成果。首先，部分学者综合考察了农民工自组织的组织功能。如傅宝第等（2005）对农民工自组织的经济、法律、文化、政治和社会功能做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农民工自组织的目标应是培育良好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积极承担从政府中分离出来的关于农民工服务、管理方面的事务。[44]岳经纶、屈恒（2007）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农民工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农民工处理劳动报酬、工伤索赔等劳资纠纷，维护农民工权益。[45]邓保国（2009）认为农民工自组织具有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反映农民工群体诉求、提供部分公共服务、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等基本功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农民工自组织既有上述的积极作用，也存在部分消极作用。如果政府能够引导得当，农民工自组织就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反之，农民工自组织也可能会扰乱正常经济秩序。[46]吴好、潘磊、于佳（2009）认为，农民工群体的阶段性需求决定了农民工自组织的主要职能。因此，改善社会保障、提供就业信息、维权保护、教育培训是当前农民工自组织的主要职能。但是随着农民工群体收入水平及年龄层次的变化，休闲娱乐、咨询服务等服务需求也会在日后不断产生。[47]余章宝等（2011）以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自组织为对象，进行了农民工自组织维权功能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以工商登记注册为主的农民工自组织，主要为农民工群体提供维权咨询、就业培训、工伤探访、法律政策宣传等服务。[48]谭建光等（2016）以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志愿组织为例，归纳其在农民工的生活融入服务、职业发展服务、学习休闲服务、权益保护服务、子女成长服务、社会参与服务等方面的功能，认为国家应该关注和重视农民工自组织的社会功能，为其发展构建社会支持体系。[49]
另外，也有学者从具体方面重点考察农民工自组织的作用。朱健刚（2008）分析了农民工自组织在增强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方面的功能，他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分析农民工群体生产自组织空间所需的社会成本，分析自组织空间在积累成员信任、构建社会交往、积累社会资本方面的基础性作用。[50]伍慧玲、陆福兴（2009）分析了农民工自组织在农民工政治参与方面发挥的桥梁作用，国家正式组织还远不能满足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需求，农民工自组织可以充当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组织平台，成为当前增强农民工政治参与有序性的重要途径。[51]林凌辉（2011）从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自组织在慈善公益和压力维权方面的作用和制约因素，进而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52]刘冰等（2011）重点考察了农民工组织与农民工就业间的互动效应和改进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自组织在促进农民工就业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社会认可度、降低了运行成本，促进了自身与政府、企业之间的互动。然而，这种互动双赢的局面仍然存在一些来自政策和自身的约束，需要通过就业信息共享、政策宣传引导、权益保障互助、就业培训互惠等措施以增进互动。[53]唐晓容（2011）分析了农民工自组织在农民工福利供应方面的作用。政府资源及行政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社会福利的不全面、低水平性，农民工自组织可以通过自身灵活的制度安排、广泛的社会资源、针对性的福利项目弥补政府的福利缺失，成为农民工群体不可或缺的福利供给者。[54]周云冉（2019）认为农民工自组织能促进农民工的组织参与和组织交往，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信任和组织归属，增加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55]王秀燕等（2020）认为自组织对提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和降低农民工劳动强度具有积极作用，政府应当正视农民工自组织对提升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正向功能，加强政府与自组织的沟通交流并给予适当支持，引导自组织向正规化、合法化的方向发展，共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56]
（5）农民工自组织的障碍性研究
关于农民工自组织的发展障碍，学者们也给予了大量关注。程蹊（2005）基于对海南外来工之家和北京打工妹之家的比较研究，归纳出农民工自组织创建、发展所需基本条件及发展困难，呼吁政府和社会应给予指导和帮助。[57]李鹤（2007）从行政法律角度分析了农民工自组织因行政主体地位不足而导致的发展困境。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首先，由于农民工主体资格无法得到政府的有效确认，因此绝大部分农民工自组织都存在组织合法性不足的现实问题；其次，因为较为严苛的行政管理政策，所以农民工自组织难以获得充分的社会资源，发展受限；最后，农民工自组织对行政过程的参与严重不足，无法充分体现组织功能。[58]和经纬等（2009）以珠三角农民工自组织为例，详细呈现自组织面临的资源匮乏、制度严苛的现实问题，详细分析自组织如何通过策略性行动来补充合法性资源，从而以实际行动效果获得政府的默认、社会的支持以及知识精英的支持，进而维持组织发展以维护农民工权益。[59]袁海平（2009）指出农民工自组织的建立面临制度困境，在发展过程中又缺乏有效监督，促进农民工自组织的发展应从两方面入手，即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加强自组织建设。[60]李尚旗（2010）从农民工利益表达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组织在政府支持、合法性和组织资源方面面临的生存困境，并进一步对政府和组织自身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具体路径。[61]秦秋（2015）从资本理论视角出发，认为农民工自组织的发展仍面临着经济资本不足、人力资本匮乏、社会资本短缺和文化资本贫乏的困境，相应从经济、人力、社会、文化四个方面探索促进农民工自组织发展的出路。[62]
学界已有研究成果能为后续研究提供丰富的养分，是拓展农民工自组织研究的重要基础。但纵观现有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研究数量不足。关于农民工自组织自我管理的研究不多，在“中国知网”上输入关键词“农民工自组织”，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较少，可以参考的资料散见于相关的文献中。第二，研究内容不全面。已有研究重视农民工自组织的基本情况、自组织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内容、农民工自组织的发展困境和对策等方面，忽视了农民工自组织自我管理的过程研究，缺少对农民工自组织管理方法、服务方式及运作机制的研究，也忽视了农民工自组织发展过程中农民工主体性的研究。第三，研究深度不足。现有农民工自组织研究仅限于对农民工自组织基本功能、性质、发展问题等方面的理论性论述，缺少对农民工自组织功能的基本定位、实质效果的深入探讨，农民工自组织发展困境和对策研究也有待加强。总体上看，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深度研究较为欠缺。第四，研究方法侧重于个案质性研究。当前研究方法主要偏重于个案研究，具有典型性，但结论缺乏普遍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拟对农民工自组织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将围绕农民工自组织产生的理论基础、现实依据、组织类型、组织结构、组织增权功能、组织增权困境及提升路径等内容，探讨农民工组建自组织的现实必要性和理论可能性，通过案例分析、数据梳理分析农民工自组织产生的现实动力及农民工自组织的增权功能，并针对农民工自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提出具体可操作的对策建议。本书的研究成果既为农民工自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行动策略，也为政府制定农民工自组织的相关管理政策提供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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