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约翰·华生回忆录

录自前陆军军医部医学博士

约翰·H .华生回忆录

第一章：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1878年，我在伦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以后，就到内特黎去进修军医的必修课程。我在那里完成了学业以后，立刻就被派往诺森伯兰第五燧发枪团当军医助理。这个团当时驻扎在印度，但是在我还没有赶到部队前，第二次阿富汗战役就爆发了。在孟买上岸的时候，我听说自己所属的那个部队已经通过山口，并且深入敌境了。不管怎样，我还是跟着一群和我一样掉队的军官追赶部队，并且平安地到达了坎大哈。我在那里找到了我的团，马上担负起新职务。

这次战役给许多人带来了升迁和荣誉，但是带给我的却只有不幸和灾难。在我被调离了原来的军旅，加入伯克郡旅以后，就参加了迈旺德那场决死的激战。在那次战役中，我的肩部中了一粒捷则尔（捷则尔是一种阿富汗枪，很是笨重）枪弹，被打碎了肩骨，擦伤了锁骨下面的动脉。如果不是忠勇的勤务兵莫瑞把我抓起来，扔到驮货物的马背上，安全地把我带回英国阵地来，我就要落到那些残忍凶恶的嘎吉人的手中了。

受伤和长期的辗转劳顿，使我身体更加虚弱。于是，我和一大批伤员被送到了白沙瓦的后方医院。在那里，我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已经能在房间里走动一会儿，甚至还能在走廊上晒一会儿太阳。可是我又病倒了，染上了印度当地的倒霉疫症——伤寒。我昏迷了好几个月，奄奄一息。最后我终于恢复了神志，逐渐痊愈。但是病后我的身体十分虚弱，医生经过会诊后，决定立即送我回英国，一天也不许耽搁。于是，我被安排乘运兵船“奥伦特”号回到英国。一个月后，我在朴次茅斯港登岸了。那时，我的健康已经糟糕透顶，几乎难以恢复。但是，仁慈的政府给了我九个月假期作为抚恤，让我养好身体。

我在英国没有亲朋好友，就像空气一样自由，每天收入十一先令六便士的人那样逍遥自在。在这种情况下，我很自然地被吸引进伦敦这个大污水坑里，英国的游民懒汉们也都集中在此。那时，我在伦敦河滨马路边的一所公寓里住了一段时间，生活过得不仅不舒适而且还十分无聊，钱花得很快，大大超过我能负担的开支，因此我的经济情况变得非常拮据。不久我就感到，我必须离开这个大都市移居到乡下去；或者彻底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选择了后一个办法，离开这所公寓，另找一个不奢侈、花费不多的住处。

在我决定这样做的那天，我正站在克莱蒂里安酒吧门前，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小斯坦弗，他是我在巴茨时的一个助手。在这人海茫茫、偌大的伦敦，能够碰到熟人，对于一个孤独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以前斯坦弗并不是我特别要好的朋友，但现在我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他见到我，似乎也很高兴。我在欣喜之余，邀他一起去侯本餐厅吃午饭，于是我们就一同乘车前往。

车子咯咯吱吱地穿过伦敦热闹的街道，他惊讶地问我：“华生，你近来怎么样？看你面黄肌瘦，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我把我的危险经历简单地讲给他听。话还没有讲完，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他听完我的不幸遭遇以后，怜悯地说：“可怜的家伙！你现在如何打算呢？”我回答说：“我想租个价钱不高而又舒适一些的房子，不知道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我的伙伴说：“这真是奇怪，今天你是第二个对我说这话的人了。”

我问他：“第一个人是谁？”

“是一个在医院化验室工作的人。今天早晨他唉声叹气地说，他找到了几间好房子，但是租金很贵，他一个人住不起，却找不到人合租。”

我说：“好啊，如果他真的要找人合租的话，我倒挺合适的。我喜欢有个伴儿，这样比独自一人住要好得多。”

小斯坦弗透过酒杯惊讶地望着我：“你还不知道夏洛克·福尔摩斯吧，你也许不愿意和他长期相处呢。”

“为什么？难道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哦，我不是说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只是思想上有些古怪而已，总是忙于研究一些科学。据我所知，他倒是个很正派的人。”

我说：“也许他是一个学医的吧？”

“不是，我一点也弄不懂他到底在研究些什么。我相信他精于解剖学，并且绝对也是第一流的药剂师。但是，据我了解，他从来没有系统地学过医学。他研究的那些东西很杂乱，也很奇特。但是他积累了不少稀奇古怪的知识，这让他的教授都感到很惊讶。”

我问道：“你从来没有问过他在研究什么吗？”

“没有，他是一个不会轻易说出心里话的人。虽然他高兴的时候，也总是滔滔不绝地说话。”

我说：“我倒愿意见见他。如果我要和别人合住，我更喜欢跟一个好学、安静的人住一起。我现在身体状况还不行，受不了吵闹和刺激。在阿富汗我已经受够了，这一辈子再也不想受了。我怎样才能见到你的这位朋友呢？”

小斯坦弗回答说：“他现在一定在化验室里。他要么几个星期不去，要么就从早到晚都在那里工作。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吃完饭就坐车去。”

“当然愿意啦！”我说。然后，我们的谈话又转移到别的话题上去了。

在我们前往医院的路上，斯坦弗又给我讲了一些关于那位先生的详细情况。

他说：“如果你和他相处得不好可不要怪我。我只是在化验室里偶然碰到他，略微知道他一些事情而已。除此之外，我对他就一无所知了。既然你同意，那么就不要叫我承担责任了啊。”

我回答说：“如果我们相处得不好就散伙。”我紧盯着我的同伴，接着说，“斯坦弗，我感觉你对这件事似乎不想管了，其中一定有缘故。是不是这个人真的很可怕，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不要这样吞吞吐吐的。”

他笑了笑说：“要把难以描述的事用语言表达出来可真不容易。我认为福尔摩斯这个人有点太科学化了，可以说是冷血。记得有一次，他拿一点植物碱给他的朋友尝。你知道，这也许并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是抱着一种研究的心态，想准确地了解这种药物的不同药效而已。而且，我认为他也会一口把它吞下去。看来他对于正确的知识有着强烈的爱好。”

“这种研究精神也是对的呀！”

“是的，但是未免有点过分了。后来，他甚至在解剖室里用棍子抽打尸体，这可以说是一件怪事了吧。”

“抽打尸体！”

“是啊，他是为了弄清人死后还能造成什么样的伤痕。我亲眼看到过他抽打尸体。”

“你说过他不是学医的啊。”

“是呀，谁知道他在研究些什么东西。咱们到了，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你自己看吧。”说着，我们就下了车，穿过一条狭窄的胡同，从一个小小的旁门进去，来到医院的侧楼。我熟悉这地方，不用人带路我们就走上了白色的石头台阶，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的墙壁刷得雪白，两边有许多暗褐色的小门。在走廊尽头有一个低低的拱形过道，一直通往化验室。

化验室很宽敞，四周杂乱地放着无数的瓶子。纵横排列着几张低矮的大桌子，上边放着许多蒸馏瓶、试管和一些冒着蓝色火焰的小酒精灯。屋子里只有一个人，他在较远的一张桌子旁坐着，聚精会神地工作。那个人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接着猛地跳起来，高兴地欢呼：“我发现了！我发现了！”他手里拿着一个试管向我们跑来，对着我的同伴大声喊：“我发现了一种试剂，只能用血红蛋白来沉淀，别的都不行。”即使他发现了金矿，也不见得比现在显得更高兴。

“这位是华生医生，这位是福尔摩斯先生。” 斯坦弗相互介绍我们。

“您好。”福尔摩斯热诚地说，使劲握住我的手。我不敢相信他的力气这么大。

“我看得出来，您去过阿富汗。”

我吃惊地问：“您怎么知道的？”

“这没什么，”他笑了笑说，“现在我们要谈的是关于血红蛋白的问题。您一定看出这个发现的重要性了吧？”

我回答说：“从化学上来说，这肯定是很有意义的，但在实用性方面……”

“为什么？先生，这是实用法医学在近几年最重大的发现。难道您还看不出来，这种试剂能使我们在鉴别血迹上非常准确吗？请到这边来！”他急忙拉住我的衣袖，把我拽到他工作的那张桌子前面。“咱们弄点鲜血。”他说着，用一根长针刺破自己的手指，再用吸管吸了一滴血。

“现在我把这滴鲜血放进一公升水里。您看，生成的这种混合液与清水差不多。在这种溶液中，血液占的成分还不到百万分之一。尽管如此，我确信咱们还是能够得到一种特定的反应。”说着，他把几粒白色结晶体放进这个溶液中，然后又加上几滴透明的液体。一会儿，溶液出现了暗红色，生成的一些棕色颗粒渐渐沉淀到瓶底。

“哈哈！”他拍着手，像得到新玩具的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地喊道：“您看怎么样？”

“看起来这是一项非常精妙的实验。” 我说。

“太美妙了！简直妙极了！用愈疮木液实验的老方法，既难做又不准确。同样的，用显微镜检验血球的方法也不好，因为如果血迹已干了几个小时，再用显微镜来检验就没有用了。现在，无论血迹新旧，这种新试剂看来都能发生作用。假如能早些发现这个实验结果，那么现在世界上数以百计的逍遥法外的罪犯，早就能受到法律的制裁了。”

我喃喃地说：“确实！”

“刑事案件的关键点往往在这上面。也许一个嫌疑犯要在罪行发生后几个月才能被查出。在他的衬衣或者其他衣物上，检查发现了有褐色斑点。这些斑点究竟是血迹还是泥迹，是铁锈还是果汁的痕迹，还是其他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让许多专家都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可靠的检验方法。现在，我们有了夏洛克·福尔摩斯检验法，以后就不会有任何困难了。”

他说话的时候，两眼显得炯炯有神。他把一只手放在胸前，微微鞠躬，好像在向想象中的许多鼓掌的观众致谢似的。

“向你祝贺。”我说。看到他兴奋的样子，我感到很吃惊。

“去年，法兰克福发生过冯·比绍夫一案。如果当时就有这种检验方法的话，那么罪犯肯定早就被绞死了。此外，还有布莱德福的梅森，臭名昭著的莫勒，毛姆培利耶的罗菲沃，以及新奥尔良的赛姆森。我可以举出二十多个案件，在这些案件里，用这个方法都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你真像是犯罪案的活字典，”斯坦弗大笑起来，说，“你真可以创办一份报纸，名叫‘警务新闻旧事’。”

“这样的报纸读起来一定很有意思。”福尔摩斯回答说。他正在把一小块橡皮膏贴在手指伤口上。“我不得不小心一点，”他接着说，转过脸来对我笑了笑，“因为我常和有毒物质接触。”他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来给我看。我注意到他的手上几乎贴满了同样的橡皮膏，并且由于受到强酸的侵蚀，手上的皮肤变了颜色。

“我们到你这儿来有点事情，”斯坦弗说着，坐在一把三脚高凳上，并且用脚把另一把凳子推向我这边，接着说，“我这位朋友要找个住处，而你正发愁找不着人跟你合住，所以我想正好给你们两人介绍一下。”

福尔摩斯听了和我合住的事情，似乎感到很高兴，他说：“我看中了贝克街的一所公寓房子，很适合咱们两个人住，希望您不介意强烈的烟草味。”

我回答说：“我也经常抽‘船牌’烟。”

“那好极了。我常弄一些化学药品，偶尔也做做实验，你不讨厌吗？”

“不会。”

“让我想想——我还有什么其他的缺点。有时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一连几天不说话。如果这样的话，您不要以为我是生气了，不用管我，不久就会好的。您也有什么缺点要说吗？两个人在同住以前，彼此先了解一下对方的缺点比较好。”

听到他这样刨根问底，我不禁笑起来。我说：“我养了一条小虎头狗。我的神经受过刺激，最怕吵闹。每天不定什么时候起床，而且非常懒。在我身体健康的时候，还有其他一些坏习惯，但是现在主要的缺点就是这些了。”

他又急切地问：“那拉提琴的声音也算在吵闹范围内吗？”

我回答说：“那就要看拉提琴的人了。拉得好会像仙乐一般动听，要是拉得不好的话……”

福尔摩斯高兴地笑着说：“哈，那就好了。如果您满意那所房子的话，我想咱们可以认为这件事就算谈好了。”

“咱们什么时候去看房子？”

他回答说：“明天中午您先到我这儿来，咱们再一起去，把一切事情都定下来。”

我握着他的手说：“好，明天中午见。”

我们走的时候，他还在忙着做化学实验。我和斯坦弗便一起向我住的公寓走去。

“顺便问一句，”我突然站住，转过头对斯坦弗说，“真奇怪，他怎么知道我是从阿富汗回来的呢？”

我的同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这就是他特别的地方。许多人都想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看出问题的。”

“哦，这不是很神秘吗？”我搓着手说，“真是有趣极了。我很感谢你把我们两人拉到一起。要知道，‘研究人类最好的方法，还是得从具体的个人着手啊’。”

“嗯，你一定得研究研究他，”斯坦弗在和我道别的时候说，“但你终究会发现，他真是个难以捉摸的人。我敢说，他了解你要比你了解他容易得多。再见吧！”

我回了一声：“再见！”就向我的公寓慢慢走去，我觉得刚才新结识的这个朋友真是非常有趣。

第二章：演绎法

按照福尔摩斯的安排，第二天我们又见了面，并且到上次见面时他说的贝克街221号B那里看了房子。这房间有两间舒适的卧室，一间宽敞而又通风好的起居室，室内装潢布置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还有两个宽大的窗子，屋内光线充足，非常明亮。从各方面来说，这房子都很令人满意。我们合租以后，租金分摊下来就很合适了。因此我们当场同意，立刻租下来。当晚，我就收拾好行李搬了进去。次日早晨，福尔摩斯也把几只箱子和旅行包搬了进来。我们收拾行李，打扫房间，布置家具，一直忙了一两天。安排妥当以后，我们逐渐安定下来，对这个新环境也慢慢熟悉起来。

说实在的，福尔摩斯的确不是一个难相处的人。他比较沉静，生活规律，很少每晚在十点以后睡觉。早晨，我还没起床，他就已经吃完早饭出去了。有时，他整天都待在化验室或解剖室里。偶尔，他也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好像是伦敦的贫民窟一带。在他愉快工作的时候，没有人比他精力旺盛。可是，他常常也会上来一股相反的劲头，整天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从早到晚，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每逢这样的时候，我总看到从他眼里露出一种茫然若失的神情。若不是他平日生活自律而节制，我真会疑心他有服麻醉剂的习惯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对于福尔摩斯这个人的兴趣以及他生活目的何在的好奇心越来越浓厚。他的外表，第一次见面就足以引人注意。他身高有六英尺多，身体异常瘦削，因此身形显得格外颀长。目光锐利（茫然若失的时候除外），细长的鹰钩鼻显得他格外机警果断，下颌方正而突出，说明他是个非常有毅力的人。他的双手虽然布满了墨水和化学药品的斑点，但是动作却超乎寻常的熟练仔细。因为当他摆弄那些精致易碎的化学仪器时，我常常在一旁观察他。

福尔摩斯这个人大大地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也常常想方设法，攻破他那绝口不谈自己的缄默壁垒。那么，读者也许会认为我是个无聊的多事鬼吧。但是，在下这样的结论以前，请想一想，我的生活是多么空虚无聊啊。在这样的生活中，能够吸引我注意力的事物又是那么少。天气晴朗的时候还好，因为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随便到外面去。而且，我又没有什么好友来访，打破一下我单调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就对身旁伙伴的小小秘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把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设法揭开这个秘密上。

他的确不是研究医学的，在回答我的一个问题时，他自己就证实了斯坦弗的说法是正确的。他既不像是为了获得某个学科的学位而做研究，也不像是在采取一些方法，以便进入学术界。然而他对某些方面研究的热情却很惊人，在一些稀奇古怪的知识领域，他的学识非常渊博，因此往往语出惊人。一般来说，如果不是为了某种目的，一个人绝不会这样辛勤工作，积极获得更多精确的知识。因为漫无目标、无书不读的人，他们的知识很难是精确的。除非为了某种充分的理由，否则绝不会有人愿意在细枝末节上花费这样多的精力。

他知识贫乏的一面正如知识丰富的一面，同样惊人。关于现代文学、哲学和政治方面，他几乎一无所知。当我引用托马斯·卡莱尔的文章时，他竟然一脸茫然，傻乎乎地问我卡莱尔究竟是什么人，他做过些什么事情。最使我惊讶的是，我无意中发现他竟然对于哥白尼学说以及太阳系的构成也一无所知。在19世纪，一个有知识的人居然不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运转的道理，这种怪事简直令我匪夷所思。

他看着我吃惊的样子，不觉微笑着说：“你似乎感到很吃惊。即使我知道这些，我也要努力把它忘掉。”

“把它忘掉！”

他解释道：“你要知道，我认为人的脑子就像一间空空的小阁楼，应该有选择地把一些家具装进去。只有傻瓜才会把他碰到的各种各样的破烂杂物一股脑儿装进去。这样一来，那些对他有用的知识反而被挤了出来，或者和其他东西掺杂在一起。因此，在用到这些知识的时候就会有困难了。所以一个会工作的人，在他选择要把一些东西装进他那间小阁楼似的头脑中去的时候，确实是非常仔细小心的。除了对工作有用的工具外，什么也不能带进去，而这些工具也要放得井然有序。如果认为这间小阁楼的墙壁弹性不错，可以任意伸缩，那就错了。请相信我的话，总有一天，当你增加新知识的时候，你就会忘掉以前熟悉的东西。所以最要紧的是，有用的知识一定不能被无用的知识挤出去。”

我分辩说：“可是，那是太阳系的问题啊！”

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说：“这又与我有什么关系？你说咱们是绕着太阳走的，可是，即使咱们绕着月亮走，这与我或者我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我几乎就要问他，他的工作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从他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这个问题也许会引起他的不满。于是我便把我们仅有的短短的谈话考虑了一下，力求从中得出一些可推断的线索。他说他不想去追求那些与他研究的东西无关的知识，因此他具有的一切知识，当然都是对他有用的了。我就在心中把他深刻了解的学科一一列举出来，而且用铅笔写了出来。写完了一看，我忍不住笑了。原来是这样：

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学识范围

1. 文学知识——无。

2. 哲学知识——无。

3. 天文学知识——无。

4. 政治学知识——浅薄。

5. 植物学知识——不全面，但对于莨蓿制剂和鸦片却知道得非常详细。对毒剂有一般的了解，而对于实用园艺学却一无所知。

6. 地质学知识——限于实用，但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土质。曾经他散步回来后，把溅在裤子上的泥点给我看，并且能根据泥点的颜色和硬度，说明是在伦敦什么地方溅上的。

7. 化学知识——精深。

8. 解剖学知识——准确，但不系统。

9. 惊险文学——很广博，他似乎对近一世纪发生的一切恐怖事件都了如指掌。

10. 提琴拉得很好。

11. 善使棍棒，也精于刀剑拳术。

12. 关于英国法律方面，他有足够实用的知识。

我写完后，觉得有些失望，便把它扔在火里，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把这些能力一一联系起来，以求找出一种需要所有这些能力的行业来，结果还弄不清这位老兄究竟在搞些什么的话，那我还不如马上放弃算了。”

我记得，在前面曾提到过他拉提琴的事情。他提琴的确拉得很出色，但也像他的其他本领一样，有些古怪奇特之处。我知道他能拉一些曲子，而且还是一些很难的曲子。因为在我的强烈请求之下，他曾经为我拉过门德尔松的短歌和一些他喜爱的曲子。可是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很难拉出什么像样的或是大家熟悉的曲子。黄昏时，他靠在扶手椅上，闭上眼睛，随意弹弄着平放在腿上的提琴。有时琴声高亢而忧郁，有时又奇特而欢畅。显然，这些琴声反映了当时他的某种思想和心情，不过这些音乐是否助长了他的这种思想，或者仅仅是一时兴起，我就无法确定了。对于那些刺耳的独奏，我感到难以忍受。如果不是他常常在此之后，接连拉上几支我喜爱的曲子，作为对我耐心的小小补偿，我真要暴跳起来。

在开始的一两个星期里，没有人拜访我们。我原以为他也像我一样，孤零零的没有朋友。可是，不久我就发现他认识许多人，而且是来自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其中有一个人面色发黄，獐头鼠目，有黑色的眼睛。经福尔摩斯介绍，我知道他叫雷斯垂德先生，每星期要来三四次。一天早上，来了一个时髦的年轻姑娘，坐了半个多钟头才走。当天下午，又来了一个头发灰白、衣衫褴褛的人，样子很像一个犹太小贩，他的神情看起来非常紧张，身后还紧跟着一个邋里邋遢的老妇人。还有一次，一个白发绅士拜访了我的伙伴。另外一回，一个穿着棉绒制服的火车上的茶房来找他。每当这些奇怪的客人出现的时候，福尔摩斯总是请求使用客厅，我只好回到卧室里去。他认为给我带来了许多不便，常常向我道歉。他说：“我不得不利用这间客厅作为办公的地方，这些人都是我的顾客。”这一次，我又找到了一个向他提出问题的绝佳机会，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没有勉强他对我说出实情。我当时想，他不谈他的职业，一定有某种理由。但是，他不久就主动地谈到了这个问题，打消了我原来的想法。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3月4日，我比平时起得早一些，我发现福尔摩斯还没有吃完早餐。房东太太知道我有晚起的习惯，因此餐桌上没有安排我的座位，也没有预备我的咖啡。我一时发起无名火来，立刻按铃，简单地告诉房东太太，为我准备早餐。然后我从桌上拿起一本杂志随便翻翻，借此消磨等待的时间，而我的同伴却一声不响地只管嚼着他的面包。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标题下面有人用铅笔画了道，我自然而然地就先看了这一篇。

文章的标题似乎有些夸大，叫作什么“生活宝典”。这篇文章想说明，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如果对他接触的事物加以精确而系统的观察，他将有多么大的收获。我觉得这篇文章很突出，虽有其意思的独到之处，但也有点可笑。在理论上，可以说严密紧凑；但在论断上，据我看来，却有点牵强附会，夸大其词。作者声称，从一个人刹那间的表情、肌肉的每一处牵动以及眼睛的稍稍转动，都可以推测出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来。根据作者的说法，对于一个在观察和分析上锻炼已久的人来说，“欺骗”是不可能的事。他得出的结论和欧几里得的定理一样准确。而这些结论，在一些旁人看来，的确很惊人，在他们弄明白怎样得到这个结论以前，他们真会把他当作一个未卜先知、高深莫测的神人。

作者说：“一个逻辑学家并不需要亲眼看见或者听说过大西洋或尼亚加拉瀑布，从一滴水他就能推测出它们的存在性，所以整个生活就是一条巨大的链条，只要见到其中一环，整个链条的特性就可推断出来了。推断和分析也像其他技艺一样，只有经过长期耐心的钻研才能掌握。人们就算耗尽毕生精力，也未必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初学的人，在开始研究极其复杂的事物和心理方面的问题以前，不妨先从尝试较浅显的问题入手。比如遇到一个人，立刻就要分辨出这人的生平过往和从事的职业。这样的锻炼看起来好像没有意义，但它却能使一个人的观察能力变得敏锐，并且告诉人们，应该从哪里观察，观察些什么。一个人的手指甲、衣袖、靴子和裤子的膝盖部分，大拇指与食指之间的茧、表情、衬衣袖口等，从以上说的任何一点，都能清楚地显露出他的职业来。如果把这些观察到的事情联系起来，不可能不使调查人充分明白。”

我读到这里，不禁把杂志往桌上一丢，大声说道：“真是废话一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无聊的文章。”

“哪篇文章？”福尔摩斯问道。

“喏，就是这篇文章。”我一面坐下来吃早餐，一面用小汤匙指着那篇文章说，“我想你已经读过了，因为你在下边还画了铅笔道。这篇文章写的是很美妙，但是我读完，还是不免要生气。显然，这是一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懒汉，坐在他的书房里闭门造车般地空想出来的，这是一套似是而非的谬论，一点也不切合实际。我倒愿意试一试把他关进地下火车的三等车厢里，叫他说出每个同乘人的职业。我愿跟他打个赌，1000：1的赌注都行。”

“那你就输个精光了，”福尔摩斯平静地说，“那篇是我写的。”

“是你！”

“对，我在观察和推理两方面都具有特殊的才能。我在这篇文章里提出的那些理论，在你看来的确是荒谬绝伦，但其实它却非常实际，实际上我就是靠它得到我这份干酪和面包的。”

“你怎样靠它生活呢？”我不禁问道。

“我有我自己的职业。可以说，恐怕全世界干这职业的人只有我一个。我是一个咨询侦探，也许你能想象这是一个怎样的行业吧。在伦敦，有许多官方侦探和私人侦探。他们遇到困难时就来找我，我就想办法把他们引到正确的道路上。他们提供给我所有的证据，一般情况下我都能运用我对犯罪史的知识，纠正他们的错误。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有非常类似的地方，如果对一千个案子的详情细节都能了如指掌，那么对第一千零一件案子竟不能解释的话，那才是怪事呢。雷斯垂德是一位著名的侦探，最近他在一桩伪造案里摸不着头脑，所以他才来找我。”

“还有另外那些人呢？”

“他们大多数都是由私人侦探指点来的，遇到麻烦的问题，需要别人加以指引。我仔细听取他们讲述事实经过，他们听取我的意见。这样，费用就装进我的口袋里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别人虽然目睹各种细节，但却解释不出来，而你足不出户，却能解释某些疑难问题吗？”

“的确如此。因为我有一种利用直觉分析事物的能力。有时候，我也会遇到一件稍微复杂的案件，那么我就得亲自奔波，出马侦查了。你知道，我有许多特殊的知识，把这些知识应用到案件中去，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那篇文章里提到的几点推断法则虽然让你嘲笑，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对我用处很大。我的第二天性则是观察能力。咱们初次见面时，我就问你是否是从阿富汗回来的，你当时好像还很惊讶。”

“一定有人告诉过你。”

“不是。我当时一见你，就知道你是从阿富汗回来的。由于长久以来养成的观察习惯，一系列的思索瞬间掠过我的脑海，因此在我得出结论时，竟未觉察得出结论所经的步骤。但是，这之间肯定是有一定步骤的。我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这位先生具有医务工作者的风度，但却有一副军人的气概。那么，他是个军医。他脸色黝黑，说明刚从热带地区回来。但是，他的手腕皮肤黑白分明，看来这并不是他原来的肤色。面容憔悴，说明是久病初愈又历尽了艰辛。左臂受过伤，现在活动起来还有些僵硬。想一想，一个英国的军医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历尽艰辛，并且手臂负伤，这能在什么地方呢？自然是阿富汗了。这一连串的思考，历时不到一秒钟，因此我便脱口说出你是从阿富汗回来的，你当时还感到惊讶呢。”

我微笑着说：“听你这样一解释，这件事还是相当简单的呢。这让我想起埃德加·爱伦·坡作品中的侦探人物杜邦来了。我真想不到除了小说以外，世界上竟然真有这样的人存在。”

福尔摩斯站了起来，点燃他的烟斗，说：“你一定认为，把我和杜邦相提并论就是对我的称赞。可是，在我看来，杜邦实在是个微不足道的家伙。他先静默一刻钟，然后才突然说，这样的伎俩未免过于做作和肤浅了。不错，他是有些分析问题的才能，但绝不是爱伦·坡想象中的非凡人物。”

我问道：“你读过加博里奥的作品吗？你怎样评价勒考克这个人物，他算得上一个侦探吗？”

福尔摩斯轻蔑地哼了一声，厌恶地说道：“勒考克是个不中用的笨蛋。他只有一件事还值得一提，就是他的精力。那本书简直使我腻味透了。书中的主题只是谈怎样辨识不知名的罪犯，二十四小时之内我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可是勒考克却花了六个月左右的工夫。有这么长的时间，真可以给侦探们写一本教科书了，教导他们应当避免些什么。”

听到他把我钦佩的两个人物贬低得这样一文不值，我感到非常生气。我便走到窗口，望着热闹的街道，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人也许非常聪明，但是他却太骄傲自负了。”

他抱怨地说：“这些天，一直没有发生罪案，也没有发现什么罪犯，干我们这行的人，头脑真是没用了。我知道我的才能足以令我成名。从古至今，没有人像我这样，在侦查犯罪行为上既有天赋又有精湛的研究。可是结果呢？竟没有案件可以侦查，顶多不过是些简单幼稚的案件，犯罪动机显而易见，连苏格兰场的人员也能一眼识破。”

我对他这种大言不惭的谈话，依然气愤不已。我想最好还是换个话题比较好吧。

“我不知道这个人在找什么？”我指着一个身材魁梧、衣着朴素的人说。他正在街对面慢慢地走着，焦急地寻找门牌号码。他手中拿着一个蓝色大信封，明显是个送信的人。

福尔摩斯说：“你是说那个退伍的海军陆战队的军曹吗？”

我心中暗暗想道：“又在吹牛了，他明明知道我无法证实他的猜测是否正确。”

这个念头还没从我的脑中消失，只见那个人看到了我们的门牌号以后，就从街对面飞快地跑过来。只听见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楼下有人低沉地讲着话，接着楼梯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

这个人一走进房间，便把那封信交给了我的朋友。他说：“这是给福尔摩斯先生的信。”

这正是打击一下福尔摩斯傲气的好机会。他刚才信口胡说，一定没想到会有眼前这一幕。我尽量用温和的声音问：“朋友，请问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我是当差的，先生，”那人粗声粗气地回答说，“我的制服拿去修补了。”

“你过去是做什么的？”我一面问他，一面略带恶意地瞟了我同伴一眼。

“军曹，先生，我在皇家海军陆战队的轻步兵部队服役过。先生，没有回信吗？好吧，先生。”

他碰了一下脚跟，举手敬礼，然后走了出去。

第三章：劳瑞斯顿花园街的惨案

我同伴的理论又一次得到了证明。我承认，这确实让我大吃一惊，因此我就更钦佩他的分析能力了。但是，在心中我仍然存在着某些怀疑，怀疑这是他事先安排好的，打算捉弄我一下。至于捉弄我有什么目的，我就不能解释了。当我看着他的时候，他已经读完来信，两眼茫然出神，若有所思。

我问道：“你怎么推断出来的呢？”

他粗声粗气地问道：“推断什么？”

“嗯，你怎么知道他是个退伍的海军陆战队的军曹呢？”

“我没有时间谈论这些琐碎的事，”他粗鲁地回答，然后又微笑着说，“请原谅我的无礼。刚才你把我的思路打断了，但这不要紧。你真的没有看出他曾是个海军陆战队的军曹吗？”

“真的没有看出来。”

“要想弄清楚这件事还是比较容易的，可是要说明我怎样了解它的，却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要你证明2加2等于4，你肯定会觉得困难，然而你却知道这是不争的事实。我隔着一条街就看见这个人手背上刺着一只蓝色大锚，这是海员的特征。而且他的举止又颇有军人的味道，留着军人式的络腮胡子。因此，可以说他就是个海军陆战队员。他的态度有些高傲，而且带有一种发号施令的神气。你一定也看到他那副昂首挥杖的姿态了吧。从他的外表看，他是一个既稳健又庄重的中年人。所以根据上述这些情况，我就相信他当过军曹。”

我情不自禁地喊道：“太妙了！”

“这倒也没什么，”福尔摩斯说，但是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我认为他看我十分惊讶，并且流露出钦佩的神情时，他也感到很高兴。“我刚才还说没有罪犯，看来我说错了，看看这个！”说着就把送来的那封短信扔到我的面前。

“哎呀，”我草草地看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这真可怕！”

他很镇静地说：“这件事看来的确不寻常。请你大声地把信念给我听好吗？”

下面就是我念给他听的那封信。

昨夜，在布瑞克斯顿路的尽头，劳瑞斯顿花园街3号，发生了一件凶杀案。今晨两点钟左右，巡警忽然见此处有灯光，因为知道此房并没有人居住，所以怀疑出了什么状况。该巡警发现房门大开，前室空无一物，中间有一具男尸。尸体衣着整齐，口袋中装有名片，上面写着“伊瑙克·锥伯，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城人”等字样。既没有被抢劫的迹象，也没有发现任何能解释致死原因的证据。屋中虽然有几处血迹，但死者身上并没有伤痕。死者如何进入空屋，我们不得其解，深感这宗案件相当棘手。希望您在十二点以前惠临该处，我将在此恭候。在您到来之前，现场一切都将保持原状。如果不能莅临，也请一定将详情奉告，如果能得到您的指教，我将万分感谢。

我的朋友说道：“在伦敦警察厅中，葛莱森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和雷斯垂德都可以说是那一群蠢货之中的佼佼者了。他们两人也算得上是眼明手快、机警干练了，但是都因循守旧，而且守旧得厉害。他们相互之间明枪暗箭、钩心斗角，就像两个卖笑女人似的善于猜疑妒忌。如果这两个人都插手这件案子的话，那一定会闹出笑话来的。”

看到福尔摩斯还在不紧不慢、若无其事地侃侃而谈，我非常惊讶。因此我大声叫道：“真是一刻也不能耽误了，要我给你雇辆马车吗？”

“连去不去我还没有决定呢。我确实是世界上少有的懒鬼，可是，那只是当我的懒劲儿上来的时候才这样，因为有时我也非常敏捷呢。”

“什么？这可是你一直渴望的机会啊！”

“亲爱的朋友，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把这件案子全都解决了，葛莱森和雷斯垂德这帮人肯定会把功劳全部揽在自己身上的。只因为我是个非官方人士。”

“但是他现在有求于你呀！”

“是的，他知道我胜他一筹。在我面前他会承认不如我，但是，他宁愿割掉自己的舌头，也绝不愿在第三人的面前承认这一点。虽然如此，咱们还是可以瞧瞧去。我可以自己单干，一个人破案啊。即使我什么也得不到，但可以嘲笑他们一番。走吧！”

他披上大衣，那种匆匆忙忙的样子表明，他跃跃欲试的心情已经战胜了无动于衷和消极冷漠的一面。

他说：“戴上你的帽子。”

“你想让我也去吗？”

“是的，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可做的话。”一分钟后，我们就坐上了一辆马车，急急忙忙地向布瑞克斯顿路驶去。

这是一个阴沉多雾的早晨，屋顶上笼罩着一层灰褐色的帷幔，与泥泞的街道相呼应。我同伴的兴致很高，喋喋不休地大谈意大利克里莫纳出产的提琴以及斯特莱迪瓦利提琴与阿玛蒂提琴之间的区别，而我却一言不发，静悄悄地听着，因为阴沉的天气和这种令人伤感的任务使我的情绪非常低落。

最后我终于打断了福尔摩斯在提琴方面的演讲，我说：“你似乎没有考虑眼前的这件案子。”

他回答说：“还没有资料啊。在没有掌握全部证据之前先做出假设，是极大的错误，那样会使判断产生偏差。”

“你很快就可以得到资料了。”我一面说，一面用手指着前面，“要是我没弄错的话，这就是布瑞克斯顿路，那里就是出事的房子。”

“正是。停下，车夫，快停车！”我们离那幢房子还有一百码左右时，他坚持要下车，剩下的一段路，我们是步行过去的。

劳瑞斯顿花园街3号，从外表看来就像是一座凶宅。这里一排有四幢房子，离街稍远，两幢有人居住，两幢空着，3号就是空着的一处。空房的临街一面有三排窗子，因为无人居住，状况极为凄凉。灰尘密布的玻璃上到处贴着“招租”的告示。每座房前都有一小块草木丛生的花园，把这几幢房子和街道隔开。小花园中有一条用黏土和石子铺成的黄色小路，下了一夜的大雨，到处泥泞不堪。花园四周是矮墙，高约三英尺，墙头上装有木栅栏。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靠墙站着，周围有几个闲人，探头探脑地向里面张望，希望能瞧一眼屋中的情景，但是什么也瞧不见。

我当时想，福尔摩斯一定会立刻冲进屋去，马上着手研究这个神秘的案件。可是他似乎并不着急，显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显得有点儿装腔作势。他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茫然注视着地面，一会儿又抬头凝视天空和遥望对面的房子以及墙头上的木栅栏。他这样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就慢慢地走上小径，或者应该说，他是从路边的草地上走过去的，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小径的地面。他两次停下脚步，有一次我看见他还露出笑容，并且听到他高兴地欢呼了一声。在这潮湿而泥泞的黏土地面上有许多脚印。但是由于警察走在上面来来往往，我真不明白他能从这上面辨认出什么。然而到现在我还没有忘记，那次他出色地证明了他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力，因此我相信他一定能看出许多我发现不了的东西。

在这幢房子的门口，一个头发浅黄、脸色白皙的高个子走过来迎接我们，他的手里拿着笔记本。他跑上前来，热情地握住我同伴的手说：“你来了，实在太好了。一切都没有动。”

“但是那个是动过的！”我的朋友指着那条小路说，“就是有一群牛从这里走过，也不会弄得比这更糟糕了。葛莱森，你一定是以为已经得出了结论，所以才允许别人这样做的吧。”

这个侦探躲躲闪闪地说：“我在屋里忙着，我的同事雷斯垂德先生也在这儿，我把外边的事都交给他了。”

福尔摩斯看了我一眼，嘲弄似的扬了扬眉毛，说：“有你和雷斯垂德这样两位人物在场，第三个人当然不会再发现什么了。”

葛莱森搓着两只手很得意地说：“我认为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这个案子的确很离谱，我知道这正对你的胃口。”

“你没有坐马车来吗？”福尔摩斯问道。

“没有，先生。”

“雷斯垂德也没有吗？”

“他也没有，先生。”

“那么，咱们到屋子里瞧瞧去。”

福尔摩斯问完这些前后没有一点逻辑关系的话，便大踏步走进房中。葛莱森跟在后面，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条短短的过道通向厨房，过道地上没有铺地毯，灰尘满地，过道左右各有一扇门。其中一扇门已经有很久不被开启过。另一扇门是餐厅的门，惨案就发生在这个餐厅里面。福尔摩斯走了进去，我跟在他的后面，心情有些异样。身在惨案现场，人会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这是一间方形大屋子，没有一件家具，空荡荡的屋子显得格外大。墙壁上糊着廉价的壁纸，图案陈旧，且有些地方已经斑斑点点地有了霉迹，有的地方还大片大片地剥落下来，露出里面黄色的粉墙。门对面有一个漂亮的壁炉，壁炉框是用白色的假大理石做的，炉台的一端放着一段红色蜡烛，已经燃烧得差不多了。屋里只有一个窗子，历经风霜，格外的脏，恐怕白天阳光也会因此而“逃走”，更别说现在。室内光线非常昏暗，再加上屋内积满了尘土，到处都蒙上了一层黯淡的色彩。

现在可以很轻松地描述出这些景象，但第一次进入现场，我的注意力就全部集中在那个十分可怕的尸体上。他僵卧在地板上，一双茫然无光的眼睛凝视着褪了色的天花板。死者大约四十三四岁，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一头黑黑的卷发，并且留着短硬的胡子，身上穿着厚厚的黑呢礼服和背心，硬领和袖口洁白平整，浅色裤子，脚上是一双漂亮帅气的小皮靴，身旁不远处一顶整洁的礼帽静静地躺在地板上。死者紧握双拳、两臂伸张，双腿交叠着，看来在他临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他那僵硬的脸上露出恐怖的神情，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愤恨而又无奈的表情。凶恶的面貌，加上龇牙咧嘴的怪状，非常可怕。那种极不自然的痛苦把所有的力气都使在了脸上，使他的面貌变得愈发可怕。我曾经见过各式各样的死人，但是还没有见过比这个伦敦市郊大道旁黑暗、污浊的屋中更恐怖的景象。

有着瘦削身材、天生就有侦探家气质的雷斯垂德，这时正站在门口，向我的朋友和我打着招呼。

他说：“这件案子明天一定会是头版头条，相信我吧。我不是没有见过世面，可是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离奇的事。”

葛莱森问道：“没有什么线索？”

雷斯垂德随声附和：“一点也没有。”

福尔摩斯走到尸体跟前，跪下来全神贯注地检查着。

“你们肯定没有伤痕吗？”他指着四周的血迹问道。

两个侦探异口同声回答说：“确实没有。”

“那么，这些血迹一定是另一个人的喽，也许是凶手的。如果这是一件凶杀案的话，这就使我想起了1834年攸垂克特地区的范·杰森死时的情况。葛莱森，你还记得那个案件吗？”

“不记得了，先生。”

“日光底下无新事，都是前人做过的。你应该认真地把这个旧案重读一下。”

他说话的时候，手指灵敏地这里摸摸，那里按按，一会儿又解开死人的衣扣检查一番，他检查得非常迅速，但是极其细致和认真。最后，他嗅了嗅死者的嘴唇，又瞧了一眼死者脚上那双皮靴的靴底，脸上表情从始至终都很严肃。

他问道：“尸体一直没有被动过吗？”

“除了进行我们必要的检查外，再没有动过。”

“现在可以把他送去埋葬了，”他说，“没有什么再需要检查的了。”

葛莱森已经准备了一副担架和四个抬担架的人。他一招呼，他们就走进来把死者抬了出去。当他们抬起死尸时，有一只戒指滚落在地板上。雷斯垂德连忙把它拾了起来，莫名其妙地瞧着。

他肯定地叫道：“一定有个女人来过。这是一枚女人的结婚戒指。”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托着戒指的手伸过来给大家看。我们围上去看了。这只朴素的金戒指无疑是新娘戴的。

葛莱森说：“怎么会这样，案件越来越奇怪了，乱上加乱。”

福尔摩斯说：“这只戒指可能是这个案子重要的一个环节，有可能暴露出更多的信息。光看着它有什么用，它又不会说话。你在衣袋里检查出什么来了？”

“都在这儿了，”葛莱森指着楼梯最后一级上的一小堆东西说，“一只金表——97163号，伦敦巴罗德公司制。一条又重又结实的爱尔伯特金链。一枚金戒指，上面刻着共济会的会徽。一枚金别针，上边有个虎头狗的脑袋，狗眼是两颗红宝石。俄国制造的名片夹，里面是印有‘克利夫兰，伊瑙克·锥伯’的名片，J前缀和衬衣上的EJD三个缩写字母相符。没有钱包，只有些零钱，一共七英镑十三先令。一本袖珍版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扉页上写着约瑟夫·斯坦节逊的名字。此外还有两封信——一封是寄给锥伯的，一封是给约瑟夫·斯坦节逊的。”

“这两封信是寄到什么地方的？”

“河滨路美国交易所留交本人自取。两封信都是从盖恩轮船公司寄来的，内容是通知他们轮船从利物浦起航的日期。可见这个倒霉的家伙正要回纽约去。”

“你们可曾调查过斯坦节逊这个人吗？”

“一点没耽误，我当时立刻就调查了。”葛莱森说，“我已经把广告稿送到各家报馆去刊登，另外又派人到美国交易所去打听，现在还没有回来呢。”

“你们跟克利夫兰方面联系了吗？”

“今天早晨我们就拍出电报了。”

“我们只是把这件事的情况详细说明了一下，并且跟他们说，希望他们告诉我们对我们有帮助的任何情报。”

“你没有提出你认为是关键性的细节吗？”

“细节？我问到了斯坦节逊这个人的整个情况。”

“没有问别的？难道整个案子里就没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你不能再拍个电报吗？”

葛莱森生气地说：“我在电报上把我要说的都说了，没有什么可问的了。”

福尔摩斯暗自笑了一笑，正要说些什么，这时雷斯垂德又来了，扬扬得意地搓着双手。我们和葛莱森在屋里谈话的时候，他在前屋里。

“葛莱森先生，”他说，“我刚才发现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不是我仔细地检查了墙壁，就会把它漏过了。”这个小个子说话时，眼睛闪闪发光，他得意于自己发现了这件特别重要的事，而他的“竞争对手”却没有发现。

“到这里来，”他一边说着，一边很快地回到前屋里。由于尸体已经被抬走，感觉屋中空气似乎清新了许多。“好，请站在那里！”

他在靴子上划燃了一根火柴，举起来照着墙壁。

“瞧瞧那个！”他得意地说。

大家全往火柴照亮的地方看。刚刚也提到过，这屋里的墙纸已经有多处剥落了。就在这个墙角，在一大片墙纸剥落的地方，露出一块粗糙的黄色粉墙。在这处没有墙纸的墙上，有一个用鲜血潦草写成的单词：RACHE。

“你怎么看这个单词？”这个侦探像马戏班的老板夸耀自己调教的猴子一样，大声说道，“这个单词之所以被大家忽略，是因为它在屋中最黑暗的角落里，谁也没有想起到这里来看看。这是凶手蘸着死者或者他自己的血写的。瞧，还有血顺墙往下流的痕迹呢！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无论如何这绝不是自杀。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角落写呢？我可以告诉你，你看壁炉上的那段蜡烛，当时它是点着的。如果是点着的，那么这个墙角就是最亮而不是最黑的地方了。”

葛莱森轻蔑地说：“这个字迹有什么意义？你的高见是？”

“有什么意义？这说明写字的人是要写一个女人的名字‘瑞秋’，但是有什么事打搅了他，因此他或者她就没有来得及写完。你记住我的话，等到案件弄清楚以后，我敢肯定有一个名叫‘瑞秋’的女人和这个案子有关系。现在尽可以笑话我，福尔摩斯先生，但归根结底，在这一点上是毋庸置疑的。”

福尔摩斯听了他的意见后，不禁纵声大笑起来，这样就激怒了这个小个子侦探。福尔摩斯说：“实在对不起！你的确是我们三个人中第一个发现这个字迹的，劳苦功高呀。而且正如你所说的一样，由此可以充分看出，这字是昨夜惨案中另一个人写的。我还没来得及检查这间屋子。如果允许，我现在就要进行检查。”

他说着，很快就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卷尺和一个很大的圆形放大镜。他拿着这两样工具，在屋里默默地走来走去，有时站住，有时跪下，有一次竟趴在地上，像往日研究一样，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似乎没有我们的存在。他一直在自言自语地低声嘀咕着，一会儿惊呼，一会儿叹息，有时吹起口哨，有时又像充满希望、受到鼓舞似的小声叫了起来。我在一旁观察他的时候，不禁想起了训练有素的纯种猎犬，在丛林中跑来跑去，一阵狂吠，直到它嗅出猎物的踪迹才肯罢休。他一直检查了二十分钟，小心翼翼地测量了一些痕迹之间的距离；这些痕迹，在我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用卷尺测量墙壁后，他又非常小心地从地板上什么地方捏起一小撮灰色尘土，并且把它放在一个信封里。接着，他用放大镜检查了墙壁上的血字，非常仔细地观察了每个字母。最后，他似乎很满意了，于是把卷尺和放大镜装进衣袋中。

他微笑着说：“有人说‘天才’就是无止境地吃苦耐劳的本领。这个定义下得很不恰当，但是在侦探工作上倒还适用。”

葛莱森和雷斯垂德十分好奇地、带着几分轻蔑地一直看着这位私家同行的动作。他们分明还没有明白，但我现在已经渐渐明白了——福尔摩斯的每个最细微的动作都具有它实际又明确的目的。

他们两人同声问道：“先生，你要不要发表一下看法？”

我的同伴说：“你们现在进行得很顺利，任何人都不便从中插手。如果我总是说东道西的，岂不是抢了你们的头功？”他的话中满含讥讽意味。接着他又说：“如果你们能随时把侦查的进展情况告诉我一些，我也愿尽力协助。现在我需要和发现这个尸体的警察谈一谈，你们可以把他的姓名、住址告诉我吗？”

雷斯垂德看了看他的记事本说：“他叫约翰·栾斯，现在下班了。你可以到肯宁顿花园门路奥德利大院46号去找他。”

福尔摩斯把地址记了下来。

他说：“医生，走吧，咱们去找他。不过我先跟两位侦探先生说点对这个案子有帮助的信息。”他回过头来向这两个侦探继续说道：“这是一件谋杀案。凶手是个高六英尺多的中年男人。照他的身材来说，脚小了一点，穿着一双粗平方头的靴子，抽的是印度雪茄烟。他是和被害者一同乘坐一辆四轮马车来的。这个马车由一匹马拉着，那匹马有三只蹄铁是旧的，右前蹄的蹄铁是新的。这个凶手很可能脸色赤红，右手指甲很长。这仅仅是几点表象，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雷斯垂德和葛莱森面面相觑，露出一种表示怀疑的微笑。

雷斯垂德问道：“如果这个人是被杀死的，那么谋杀的方法和手段呢？”

“毒死的。”福尔摩斯简单地说，然后就大踏步地向外走了。“还有一点，雷斯垂德，”他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来说，“在德文中，‘拉契’这个词是复仇的意思，所以别再浪费时间去寻找什么‘瑞秋小姐’了。”

讲完这几句临别赠言以后，福尔摩斯转身就走了，剩下这两位侦探对手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第四章：警察栾斯的叙述

我们离开劳瑞斯顿花园街3号的时候，已是午后一点钟了。福尔摩斯同我到附近的电报局拍了一封长电报，然后他叫了一辆马车，吩咐车夫把我们送到肯宁顿花园门路奥德利大院46号。

福尔摩斯说：“什么也比不上取得第一手证据来得重要，这个案子我早已胸有成竹了，不要大惊小怪，可还是应当把要查明的情况弄清楚。”

我说：“福尔摩斯，这太不可思议了。刚才你说的那些，你可以肯定都是对的？”

“我的话绝对没错。”他回答说，“一到那里，我首先看到的是在马路旁有两道马车车轮的痕迹。昨晚下雨以前，一个星期都是晴天，留不下什么痕迹，所以我确认留下这个深深轮迹的马车一定是在夜间才到那里的。除此以外，马蹄的印子中有一个蹄印比其他三个都要清楚得多，这就说明那只蹄铁是新换的。这辆车子既然是在下雨以后到那里的，同时根据葛莱森所说，整个早晨没有车辆来过，由此可见，这辆马车一定是昨天夜间在那里停留过。因此，正是这辆马车把那两个人送到空房子那里去的。”

“这听上去很合理，”我说，“但是，其中一人的身高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嗯，一个人的身高，十之八九可以从他的步伐长度知道。我是在屋外的黏土地上和屋内的尘土上量出那个人步伐的距离的。那个人留下字迹的位置又正好验证了我的计算。你想想看，一般人在墙壁上写字的时候，自然会写在和视线相平行的地方。那个墙壁上的字迹离地刚好六英尺。”

“那他的年龄呢？”我紧接着问。

“一个人能够毫不费力地一步跨过四英尺半，他绝不会是一个老头儿，这事你认同吧。小花园里的甬道上那么宽的一个水洼，方头靴子是一步迈过去，而穿漆皮靴的那个人却是绕着走的，这丝毫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我只不过是把我一些观察事物和推理的方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罢了，一个好的侦探就是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你还有什么不解的地方吗？”

“手指甲和印度雪茄烟呢？”我又提醒他说。

“墙上的字是一个人用食指蘸着血写的。我用放大镜看出写字时有些墙粉被刮了下来。如果这个人指甲修剪过，绝不会是这样的。我还从地板上收集到一些散落的烟灰，它的颜色很深而且是呈隆起状的，只有印度雪茄的烟灰才是这样。我曾经专门研究过雪茄烟灰，我还写过这方面的专题论文呢，现在我只是又积累一些经验而已。我可以夸口，无论什么品牌的雪茄或纸烟的烟灰，只要我看上一眼，就能识别出来。正是在这些蛛丝马迹的地方，体现出一个出色的侦探与葛莱森、雷斯垂德之流最大的不同。”

“红脸又是怎么回事？”我又问道。

“啊，那就是一个更大胆的推测了，然而我确信我是正确的。这个问题等捉到凶手时，你可以确认一下。”

我用手摸了摸前额说：“我真有点晕头转向了，你说的这些我怎么都联系不到一起呀，联系起来也是一团麻。比如说，如果真是两个人的话，那么这两个人究竟怎样进入空屋的？送他们去的车夫又怎么样了？一个人怎能迫使另一个人服毒的？血又是从哪里来的？这案子既然不是图财害命，凶手的目的又是什么？女人的戒指又是从哪儿来的？最要紧的是，凶手在逃走之前为什么要在墙上写下德文‘复仇’呢？”

福尔摩斯赞许地微笑着。

他说：“哈，我看你很清楚呢，能把案中疑难之点总结得很简洁、很扼要，很了不起呀。虽然在主要情节上我已有了眉目，但是还有许多地方仍然不够清晰明了。至于那个血字，只不过是凶手的一种圈套，他只想让警方想到是什么社会党或者秘密团体干的，把警察引入歧途罢了。那词并不是个真正的德国人写的。如果你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出字母Ａ是仿照德文样子写的，但是真正的德国人写的却常常是拉丁字体。这是出于一个不高明的模仿者之手，并且他做的有点画蛇添足了。这一点也没有逃过我的眼睛，而那个侦探则入了圈套。医生，关于这个案子我不打算再给你多讲什么了。你知道魔术家一旦揭穿自己的魔术，他就得不到别人的赞赏了；同样，如果把我的工作方法给你讲得太多的话，你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福尔摩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普通人一个。”

我回答说：“我绝不会如此。侦探学迟早会发展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你就是研究这门学问的先驱。”

福尔摩斯听了这话，加上看到我说话时的诚恳态度，他高兴得涨红了脸。我早就看出，当他听到别人对他在侦探学上的成就加以赞扬时，他就会像任何一个姑娘听到别人称赞她的美貌时一样敏感起来。

他说：“我再向你透露一点细节。穿漆皮靴的和穿方头靴的两个人是同乘一辆马车来的，而且好像非常友好似的，大概还是互相挽着胳膊一起从花园中小路上走过。他们进了屋子以后，穿漆皮靴的站立不动，而穿方头靴的人却在屋中不停地走来走去。地板上的尘土就能说明一切。尘土还反映出，他愈走愈激动，因为他的步子愈走愈大，这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一边走一边说着，终于狂怒起来，于是惨剧就发生了。我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你，没有一点隐瞒，剩下的只是一些猜测和臆断了。接下来就可以根据这些证实我猜测的部分了，但我今天下午还要去阿勒音乐会，聆听诺尔曼·聂鲁达的音乐。”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车子不断地穿过昏暗的大街和阴凉的小巷。到了一条最肮脏、最荒凉的巷口，车夫突然把车停了下来。“那边就是奥德利大院，”他指着一条漆黑色砖墙之间的狭窄胡同说，“你们出来时到这里找我。”

奥德利大院并不是一个高雅的所在。我们走过一条狭窄的小胡同，便来到一个方形大院，院内地面是用石板铺成的，四面有一些肮脏简陋的住房。我们穿过一群群衣着肮脏的孩子，钻过一行行晒得褪了色的衣服，最后来到46号。46号的门上钉着一个小铜牌，上面刻着“栾斯”字样。我们上前一问，才知道这位警察正在睡觉。我们便走进了前边一间小客厅里等他出来。

这位警察很快就出来了。由于被我们打搅了好梦，他有些不高兴。他说：“我知道的都已经向局里汇报过了。”

福尔摩斯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半镑金币，若有所思地在手中玩弄着。他说：“我们想要请你从头到尾再亲口说一遍，一个细节也不要放过。”

这位警察两眼望着那个小金币回答说：“乐意奉告，把我知道的一切毫无保留地都说给先生们听。”

“说一下经过。当然，你愿意怎样讲都可以。”

栾斯在马毛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他皱起眉头，好像下定决心不使他的叙述中有任何遗漏。

他说：“那我就从头说起。我当班的时间是从晚上十点起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夜间十一点钟时，曾有人在白哈特街打架，除此以外，我巡逻的地区都很平静。夜里一点钟的时候，开始下雨，这时我遇见了海瑞·摩切，他是在荷兰树林区一带巡逻的。我们两个人就站在亨瑞埃塔街转角的地方聊天。不久，大约在两点或两点稍过一些的时候，我与海瑞·摩切分了手，就往布瑞克斯顿路走。这条路又泥泞又偏僻，一路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一两辆马车从我身旁驶过。我慢慢溜达着，不时看看路边的情况，忽见那幢房子的窗口闪闪地射出灯光。劳瑞斯顿花园街的两幢房子一直都是空着的，其中一幢的最后一个房客得了伤寒病死了，可是房东还是不愿修理阴沟。一看到那个窗口有灯光，我就吓了一大跳，担心出了什么问题。等我走到屋门口——”

“你就站住了，转身又走回小花园的门口，”我的同伴突然插嘴说，“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栾斯吓得跳了起来，满脸惊讶，瞪着一双大眼睛瞧着福尔摩斯。

“天哪，您怎么知道的？”他说，“事实就是那样！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觉得太孤单、太无助了，我想最好还是找个人和我一起进去。因为我当时忽然想起，也许这就是那个得了伤寒病死去的人，正在检查那个要了他性命的阴沟吧。这样一想，吓得我转身就走，重新回到大门口，看看是不是能望得见摩切的提灯，可是连他的影子也瞧不见，也没见到别的人。”

“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吗？”

“一个人影也没有，连条狗都没有，安静极了。我只好鼓起勇气，又走了回去，把门推开。里面静悄悄的，于是我就走进了那间有灯光的屋子里。只见壁炉台上点着一支蜡烛，还是一支红蜡烛，烛光摇摆不定，烛光下只见——”

“好了，你看见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在屋中走了几圈，并且在死尸旁边跪了下来，然后又走过去推推厨房的门，后来——”

约翰·栾斯听到这里，突然跳了起来，满脸惊惧，眼中露出怀疑的神色。他大声说道：“难道当时您也在现场，怎么会看得这样一清二楚？如果不在现场，这些事您不应该知道吧！”

福尔摩斯笑了起来，拿出他的名片，隔着桌子丢给这位警察看。“可别把我当凶手逮捕起来，”他说，“我也是一条猎犬而不是狼，这一点葛莱森和雷斯垂德先生都会证明的。那么，请接着讲下去，之后你又做了些什么呢？”

栾斯重新坐了下来，但是脸上狐疑的神色还没消除。“我走到大门口，吹起警笛。摩切和另外两个警察都赶来了。”

“当时街上有什么情况吗？”

“是呀，凡是正经点的人早都回家了。”

“这是什么意思？”

警察笑了笑，说：“我出来的时候，一个烂醉如泥的醉汉正站在门口，靠着栏杆，放开嗓门，大声唱着科隆比纳唱的那段小调或是这一类的歌。他都快站不住了，醉得太厉害了。”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福尔摩斯问道。

被福尔摩斯一打岔，约翰·栾斯好像有些不高兴。他说：“他倒是一个少见的醉鬼。如果我们不那么忙的话，他可能要被送到警察局去呢！”

“他的脸，他的衣服，你注意到没有？”福尔摩斯忍不住又插嘴问道。

“我注意到了，因为我和摩切还搀扶过他。他是一个高个子，红脸，下边一圈长着——”

“这就够了。”福尔摩斯立刻打断他的话，说道，“后来他又怎么样了？”

“当时情况那么危急，哪有工夫去管他。”他说。

接着这位警察又颇为不满地说：“我敢打赌，他认得回家的路。”

“他穿的什么衣服？”

“一件棕色外衣。”

“手里有没有拿着马鞭？”

“马鞭？没有。”

“他一定是把它丢下了，”我的伙伴嘟囔着说，“后来你看见或者听见有辆马车过去吗？”

“没有。”

“这个半镑金币给你，”我的同伴说着就站起身来，戴上帽子，“栾斯，你的那个脑袋不该光是个装饰，也该有点用处才对。昨夜你本来可以捞个警察干干的，昨夜你搀扶过的那个人，就是这件神秘案子的线索。你知道为什么你只能是个巡逻警察了吧！走吧，医生。”福尔摩斯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走了，剩下那个警察还在半信半疑，但是显然觉得不安。

说着我们就一起出来寻找我们的马车。坐着车子回家的时候，福尔摩斯恨恨地说：“这个大傻瓜！想想看，碰上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却把它白白地放过了。”

“我还在云里雾里晕乎着呢。这个警察形容的那个人和你想象的那人的情况正好一样，那他干吗要去而复返呢？这不像罪犯应有的行径吧！”

“戒指，先生，戒指！他回来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咱们要是没有别的法子捉住他，就可以拿这个戒指当钓饵，让他上钩。我一定会捉住他的，我敢和你打赌。不过，话说回来，这次我倒要感激你，要不是你，我才不会去看现场呢，那么我就要失掉这个从未遇到过的最好的研究机会了。咱们叫它‘血字的研究’好吧？在平淡无奇的生活纠葛里，谋杀案就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中间。咱们的责任就是去揭露它，把它从生活中清理出来，彻底地加以暴露。咱们先去吃饭，再去听诺尔曼·聂鲁达的音乐演奏。她的指法和弓法简直妙极了。她演奏肖邦的那段什么小曲真是妙极了：特拉——拉——拉——利拉——利拉——莱。”

这位非官方侦探家靠在马车上像只云雀似的唱个不停，我在默默沉思着。人类的头脑真是无所不能啊！

第五章：广告引来了不速之客

上午忙碌了一阵，我的身体实在有点吃不消，因此下午就感到疲惫不已。在福尔摩斯出去听音乐会以后，我就躺在沙发上，想小憩一下，可是怎么也办不到。之前经历的种种情况使我的心情过分激动，脑子里全是稀奇古怪的想法和猜测。只要一闭上眼，那个被害者歪扭得像猴子一样的面貌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给我的印象是万分丑恶，对于把这样一个长相的人从世上除掉的那个凶手，我除了对他感激之外，很难有其他的感觉。如果真的有“相面”这种说法，那这位克利夫兰城的伊瑙克·锥伯一定深藏着罪恶。虽然如此，我认为问题还是应当公平处理，在法律上，被害人的罪行并不能抵消凶手的罪。

我记得福尔摩斯嗅过死者的嘴唇，他也推测说，这个人是中毒而死的，我越想越觉得这个推测很不平常。但我确信他一定侦查出某种事物，才会使他有这样的想法。况且，尸体上既没有伤痕，又没有勒死的迹象，如果说不是中毒而死，那么致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从另一方面来看，那地板上大摊的血迹又是谁的？屋里既没有发现扭打的痕迹，也没有找到死者用来击伤对方的凶器。只要这些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答，我想不管是福尔摩斯还是我，要想睡得安稳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那种镇静又充满自信的神态，使我深信他对于全部情节早有见解；但我一点头绪也没有，连猜都是枉费力气。

福尔摩斯回来得非常晚。我相信，他绝不可能听音乐会到这么晚。他回来的时候，晚饭早已经摆在桌上了。

“今天的音乐会太好了。”福尔摩斯说着就坐了下来，“你记得达尔文对于音乐的见解吗？他认为，早在拥有语言的能力以前，人类就有了创造音乐和欣赏音乐的能力了，也许这就是咱们之所以不可思议地易于受到音乐感染的缘故。在咱们心灵的深处，对于世界混沌初期的那些朦胧岁月，还遗留着一些模糊不清的记忆。”

我说：“这种见解似乎过于宽泛。”

福尔摩斯说：“如果一个人要想说明大自然，那么他的想象空间就必须像大自然一样广阔。怎么回事？你今天和平常不大一样呀！布瑞克斯顿路的案子把你弄得心神不宁了吧！”

我说：“说实在的，这个案子确实使我心神不宁。有过阿富汗那番经历之后，我原应该锻炼得更坚强些的。在迈旺德战役中，我曾亲眼看到自己的战友们血肉横飞的情景，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感到害怕。”

“这一点我能够理解。这件案子是有一些神秘莫测的地方，会引发一些想象。如果没有想象，恐惧也就不存在了。你看过晚报了吗？”

“没有。”

“晚报把这个案子叙述得相当详尽，但是却没有提到抬尸时，有一个女人的结婚戒指掉在地板上。没有提到这一点就给了我机会。”

“为什么？”

“你看看这个广告，”福尔摩斯说，“今天上午，这个案子发生后，我立刻就在各家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

他把报纸递给我，我看了一眼他指的地方。这是“失物招领栏”的第一则广告。广告内容是：“今晨在布瑞克斯顿路、白鹿酒馆和荷兰树林之间拾得结婚金戒指一枚。失者请于今晚八点至九点到贝克街221号B华生医生处领取。”

“广告上用了你的名字，请你不要见怪。”福尔摩斯说，“如果用我的名字，那些笨蛋侦探中的有些人也许会识破，他们可能就会破坏我的计划。”

“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回答说，“假如有人前来领取的话，我可没有戒指呀。”

“哦，有的，”他说着就交给我一枚戒指，“这一个也能对付过去。几乎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那么你预料谁会来领取这项失物呢？”

“嗯，就是那个穿棕色外衣的男人，咱们那位穿方头靴子的红脸朋友。如果他不来，他也会打发一个同党来的。”

“难道他不会觉得这样做太危险了吗？”

“绝不会。这个人宁愿冒任何危险，也不愿失去这枚戒指。如果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没错的话——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没有看错。我认为，戒指是在他俯身察看锥伯尸体的时候掉下来的，可是当时他没有察觉。离开这幢房子以后，他才发觉戒指丢了，于是又急忙回去。但是，这时他发现，由于他粗心大意，没有把蜡烛熄掉，警察已经到了屋里。在这种时候，他在这幢房子的门口出现，很可能受到怀疑，因此，他不得不装作酩酊大醉的样子。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激动的情绪得到平复之后，也可能会想到，在他离开那幢房子以后，不小心把戒指掉在路上了。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他自然要着急在晚报上寻找一番，希望在失物招领栏中能够有发现。这个广告正好契合了他的想法，他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还会害怕这是一个圈套呢？在他看来，寻找戒指为什么就一定要和谋杀这件事有关系呢？这是没有道理的。他会来的，他一定会来的。”

“他来了以后又怎么办呢？”我问道。

“啊，到时候你让我来对付他。你有什么武器吗？”

“我有一把旧的军用左轮手枪，还有一些子弹。”

“你最好把它擦干净，装上子弹。这家伙准是一个亡命徒。虽然我可以出其不意地捉住他，但是还是准备一下，以防万一的好。”

“好的。” 我回到卧室，照他的话去做了准备。当我拿着手枪出来的时候，只见餐桌已经收拾干净，福尔摩斯正在摆弄着他心爱的玩意儿——信手拨弄着他的提琴。

我进来时，福尔摩斯说：“案情越来越有眉目了。我发往美国的电报，刚刚得到了回电，证明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急忙问道：“真像你说的那样吗？”

“我的提琴换上新弦就更好了，”福尔摩斯说，“你把手枪放在衣袋里。那个家伙进来的时候，你要用平常的语气跟他谈话，别的我来应付。不要大惊小怪，以免打草惊蛇。”

我看了一下我的表说：“现在八点了。”

“是啊，或许几分钟之内他就要到了。把门稍开一些。行了。把钥匙插在门上。谢谢你！这是我昨天在书摊上偶然买到的一本关于侦查的古书，书名叫《论各民族的法律》，是用拉丁文写的，1642年在比利时列日出版的。当这本棕色皮面的小书出版的时候，查理的脑袋还牢靠地长在他的脖子上呢。”

“印刷人是谁？”

“是菲利普·德克罗伊，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书的扉页上写着‘古列米·怀特藏书’，墨水早已褪了色。也不知道威廉·怀特是谁，大概是17世纪一位实证主义的法学家，连他的书法都带着一种法学家的风格呢。我想，那个人来了。”

他说到这里，忽听门上铃声大震。福尔摩斯轻轻地站了起来，把他的椅子向房门口移动了一下。我们听到女仆走过门廊，打开门闩的声音。

“华生医生住在这儿吗？”一个语调粗鲁但很清晰的人问道。我们没有听到仆人的回答，只听见大门又关上了，有人上楼来了，脚步声慢吞吞的，像是拖着步子在走。我的朋友侧耳听着，脸上显出惊奇的样子。脚步声缓慢地沿着过道走了过来，接着就听见轻微的叩门声。

“请进。”我高声说道。

应声进来的并不是我们预料中的那个凶神恶煞的凶手，而是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她蹒跚地走进房来。她进来行过礼后，站在那儿，老眼昏花地瞧着我们，她那颤抖的手指不停地在衣袋里摸索着。我看了我的伙伴一眼，只见他显得有些失望，我也只好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来。

这个老太太掏出一张晚报，用手指着我们登的那个广告说：“我是为这件事来的，先生们。”说着，她又深深施了一礼，“广告上说，在布瑞克斯顿路拾到一个结婚金戒指。这是我女儿赛莉的，她是去年这个时候才结的婚，她的丈夫在一只英国船上当会计。如果他回来时，发现她的戒指没有了，谁知道他会怎么样呢。我简直不敢想。他这个人平常就性子急，喝了点酒以后，就更加暴躁了。对不起，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她去看马戏，是和——”

“这是她的戒指吗？”我问道。

老太太叫了起来：“谢天谢地！这正是她丢的那个戒指。赛莉今天晚上可要开心死了。”

我拿起一支铅笔问道：“您住在哪儿？”

“宏兹迪池区，邓肯街13号。离这儿老远呢。”

福尔摩斯突然说：“布瑞克斯顿路并不在宏兹迪池区和什么马戏团之间呀。”

老太太转过脸去，一双小红眼锐利地瞧了福尔摩斯一下，她说：“这位先生刚才是问我的住址。赛莉住在培克罕区，梅菲尔德公寓3号。”

“贵姓是？”

“我姓索叶，我的女儿姓丹尼斯，她的丈夫叫汤姆·丹尼斯。他在船上真是一个又帅气又正直的小伙子，是公司里兢兢业业的会计；可是一上岸就变坏了，又玩女人又喝酒——”

“这是你要找的戒指，索叶太太，”我遵照福尔摩斯的暗示打断了她的话，“这个戒指显然是你女儿的。我很高兴，现在物归原主了。”

这个老太太唠唠叨叨地说了万分感谢的话以后，把戒指包好，放入衣袋，然后慢吞吞地走下楼去。她刚出房门，福尔摩斯立刻站起，跑进他的屋中去。几秒钟以后，他走了出来，已然穿上大衣，系好围巾。福尔摩斯匆忙中说：“我要跟着她。她一定是个同党，她会把我带到凶犯那里去。别睡，等着我。”老太太出去时大门刚刚砰的一声关好，福尔摩斯就下了楼。我从窗子向外看去，只见那个老太太有气无力地在马路那边走着，福尔摩斯在她的后边不远处尾随着。这时，我心里想：福尔摩斯的全部看法准确无误的话，他现在就要直捣虎穴了。在没有等到他的消息之前，我想睡着都是很难的事情。

福尔摩斯出门的时候将近九点钟。我不知道他要去多久，只好呆坐在房里抽着烟斗，翻阅一本昂利·穆尔杰的《波亥米传》。十点过后，我听见女仆人回房去睡觉的脚步声。十一点钟，房东太太的沉重脚步声从房门前走过，她也是回房去睡觉的。将近十二点钟，我才听到福尔摩斯用钥匙打开大门上弹簧锁的声音。他一进房来，我就从他的脸色看出，他并没有成功。

他重重地把身体倒在沙发里：“这件事说什么我也不能让苏格兰场的人知道。”福尔摩斯大声说着，“我把他们嘲笑够了，这一回是他们反击的好时机。可是，他们就是知道了，讥笑我，我也不在乎，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我把我失败的情况跟你谈谈吧，真是出乎意料。那个老太太走了不多远，就一瘸一拐地显出脚痛的样子。她突然停下脚步，叫住了一辆过路的马车。我向她凑近些，想听听她雇车的地点；其实我根本用不着这样急躁，因为她说话的声音很大，就是隔一条马路也能听得清楚。她大声说：‘到宏兹迪池区，邓肯街13号。’我当时认为她说的是实话。我看见她上车以后，也跟着跳上了马车后部。这是每一个侦探必须熟练掌握的技术。我们就这样向前行进。马车一路未停，一直到了目的地。快到13号门前的时候，我先跳下车来，漫步在马路上闲荡着。我眼见马车停了，车夫跳了下来，把车门打开等候着，可是并没有人下来。我走到车夫面前，他正在黑暗的车厢中到处摸索，嘴里不干不净，乱七八糟地骂着，骂的那些话简直是我从来也没听到过的‘最好听的’词了。乘客早已踪迹全无了。我想，他要想拿到车费恐怕太难了。我们一起到13号去询问了一下，那里住的却是一位品行端正的裱糊匠，叫凯斯维克，从来没有听说有叫什么索叶或者丹尼斯的人在那里住过。”

我不解地大声说道：“难道你是说那个身体虚弱、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居然能够瞒过你和车夫的眼，在车走动的时候跳下去吗？”

福尔摩斯厉声说道：“什么老太太，真该死！咱们两个才是老太婆呢，竟受了人家这样的气。他一定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而且还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不仅如此，他还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演员，他扮演得真是到了无可比拟的程度。显而易见，他知道有人跟着他，因此就用了这一招，趁我不备，溜之大吉。这件事实说明，咱们现在要捉住的那个人，绝不像我当初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个人，他有许多朋友，他们甘愿为他冒险。喂，医生，不要想太多，你去休息吧，这事还得慢慢解决。”

我的确感到很疲乏，所以我就听从他的话回屋去睡了，留下福尔摩斯一个人坐在微微燃烧着的火炉边。在这万籁俱寂的漫漫长夜里，我还听到他那忧郁的琴音低声回诉，我知道他仍旧在深思着他认真着手解决的那个棘手的案子。

第六章：特白厄斯·葛莱森大显身手

第二天，各家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了所谓“布瑞克斯顿路奇案”的新闻。除每家报纸都有一则长篇报道外，有的报纸还特别写了社论。有些消息闻所未闻。我的剪贴簿里至今还保存着不少关于这个案子的剪报，现在把它摘录一些附在下面：

《每日电讯报》报道说：在之前的犯罪记录里，再没有比这个悲剧更为离奇的案子了。被害人用的是个德国名字，又看不出其他的动机，而且墙上还写下了狠毒的“复仇”字样；这一切都说明这是一群亡命的政治犯和革命党干的。社会党在美国的流派很多，死者无疑是因为触犯了他们的不成文的法律，因而才被追踪到此，在瓢泼的雨夜惨遭毒手。这篇文章还简略地提到过去发生的德国秘密法庭案、矿泉案、意大利烧炭党案、布兰威列侯爵夫人案、达尔文理论案、马尔萨斯原理案以及瑞特克利夫公路谋杀案等案件，在文章结尾还言之凿凿地向政府提出忠告，对于在英外侨，今后政府应予以更加严密的监视。

《旗帜报》评论说：这种无法无天的暴行，常常是在自由党执政下发生的。这些暴行的产生，就是民心动乱和政府权力削弱最有力的证明。死者是一位美国绅士，在伦敦城已居住数周之久，生前曾在坎伯韦尔区陶尔魁里那位夏朋捷太太的公寓内住过。这期间他与他的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节逊先生一同在英国旅行。二人于本月4日星期二辞别女房东后就去了尤斯顿车站，准备搭乘快车去利物浦游览。据调查了解，当时还有人在车站月台上看见过他们，以后就去向不明了。后来，在离尤斯顿车站数英里远的布瑞克斯顿路的一幢空屋中发现了锥伯先生的尸体。他是为何到达此处以及如何被害等情况，仍是不能解释的疑团。他的私人秘书斯坦节逊至今也下落不明。据悉，苏格兰场著名侦探雷斯垂德和葛莱森二人联手侦查此案，深信该案不久必将真相大白。

《每日新闻报》报道说：这肯定是一起政治性犯罪。由于美国、欧洲各国政府的专制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憎恨，许多人被驱逐到我们的国土上。如果宽容对待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不加以追究的话，这些人大有可能变为良好的公民。但在这些流亡人士之间，有着默契而严格的“游戏规则”，一经触犯，必遭毒手。就这一案件来说，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全力寻找他的秘书斯坦节逊，以便查清死者生前的一切信息。死者生前在伦敦的住址已经确定，这使案情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重要的信息是机智干练的苏格兰场葛莱森先生提供的。

早饭时，福尔摩斯和我一同读完了这些报道，这些报道似乎使他感到非常有趣。

“这些报道证实了我早就对你说过的话，不论情况如何，功劳总归是属于雷斯垂德和葛莱森的。”

“那也要看结果如何呀！”

“喂，老兄，这两者之间没有一点关系。如果凶手被捉到了，自然要归功于他们两个人智勇双全；如果凶手逃跑了，他们又可以说：虽然历尽艰辛，但是……不管怎样，好事总是他们的，坏事永远推卸给别人。不管他们干什么，总会有人给他们脸上贴金的。有句法国俗语说得好：‘笨蛋虽笨，总有更笨的笨蛋为他喝彩。’”

我们正说着，过道里和楼梯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夹杂着房东太太的抱怨，我不禁喊道：“出什么事了？”

“这是侦缉队贝克街分队。”我的伙伴煞有介事地说。此时，只见六个街头流浪顽童莽撞地冲进来，他们全是十分肮脏、衣衫褴褛的孩子，这情景我是真没见过。

“立正！”福尔摩斯厉声喝道。于是这六个脏小孩就歪七扭八地排成一队。“以后你们叫维金斯一个人上来报告就可以了，其余的必须在街上等着。找到了吗，维金斯？”

一个孩子答道：“没有，先生，我们还没有找到呢。”

“我估计你们也没找到，一定要继续努力查，不找到不算完。听到没有！这是你们的工资，”福尔摩斯给每人发了一个先令，“好，现在去吧，下一次报告时，我希望能听到你们带来的好消息。”

福尔摩斯挥了挥手，这群孩子就像一窝小耗子似的跑下楼。紧接着，街上传来了他们尖锐的喧闹声。

福尔摩斯说：“可别小瞧了这些小家伙，他们的能耐还真不是吹的，一个人比一打官方侦探还强。官方人士一露面，人家就闭口不谈了。可是，这些小家伙像针尖一样，无缝不入，他们什么地方都能去，什么事都能打听到，机灵得很，但就是缺乏组织。”

“你是为了布瑞克斯顿路的案子才雇了他们吗？”我好像有点明知故问。

“是的，有一点我想要弄明白，需要他们的帮助，相信他们会给出我想要的答案。”福尔摩斯向窗外望了望，“老兄，咱们可有大新闻要听了！葛莱森向咱们这儿走来了，我知道他是上咱们这儿来的，准没错！你瞧瞧看，他那得意劲儿，好戏开始了。”

门铃一阵猛响，一眨眼的工夫，这位有着一头美发的侦探先生就轻快地跳上楼来，一直闯进了我们的客厅。

“嗨！亲爱的朋友，给我道喜吧！”他紧紧地握着福尔摩斯的手激动地说，“我已经把这个案子弄得像青天白日一样清楚了，答案马上就要揭晓了。”

但我却感觉到，在福尔摩斯脸上掠过一丝焦虑，与美发侦探的兴高采烈形成鲜明对比。

福尔摩斯问道：“凶手已经水落石出了？”

“那当然！连凶手都捉到了！怎么样，我们够神速吧？”

“那么他叫什么名字？”

“阿瑟·夏朋捷，是皇家海军的一个中尉。”葛莱森一面得意地搓着他那双胖手，一面挺起胸脯骄傲地大声说。

福尔摩斯听了这话以后，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不觉微笑起来。

“请坐，抽支雪茄吧。”他说，“我们很想知道你是怎样确定凶手的。要不要喝点儿加水威士忌？”

“同意。这两天费了不少劲儿，可把我累坏了。”侦探说，“福尔摩斯先生，你是知道的，侦破案件可是个脑力活儿，每天都紧张得要命，用脑过度也伤身体呀。其中的甘苦你又不是不了解！”

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那就让我们洗耳恭听，你是怎样获得这样一个可喜可贺的成绩的。”

美发侦探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扬扬自得地一口口吸着雪茄，仿佛沉醉在自己的成绩单上，忽然拍了一下大腿高兴地说道：

“先说雷斯垂德这个傻瓜，太可笑了，这个家伙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他还自以为高明呢。他正在寻找那位秘书斯坦节逊的下落呢，可是他完全搞错了。我敢断言，他现在多半已经捉到那个家伙了。”

讲到这里他得意地大笑，真怕他笑得喘不上气来。

“那么，你是怎样得到线索的呢？”我好奇地问。

“啊，我都告诉你们。当然喽，华生医生，这是绝对保密的，只有咱们自己之间可以谈谈。首先就是要查明这个美国人的来历，说实在的这个困难不小呀。其实只要登登广告，等待知情人前来报告，或者等着死者生前的亲朋好友自动报告一些消息。但葛莱森的工作方法却不是这样的，一切蛛丝马迹都不会逃过我的眼睛。你还记得死者身旁的那顶帽子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道，“那是从坎伯韦尔路229号的约翰·安德乌父子帽店买来的。”

葛莱森听了这话，脸上立刻显出非常沮丧的神情。他说：“想不到你也注意到这一点了。那你到那家帽店去过没有？”

“没有。”

“哈！”葛莱森如释重负，“不管可能有多小，你也绝不应该把任何机会放过。”

“对于一个伟大人物来说，任何事物都不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像在引用什么至理名言。

“我找到了店主安德乌，我问他是不是卖过一顶这么大号码、这个式样的帽子。他们查了查售货簿，很快就查到了，这顶帽子是送到住在陶尔魁里夏朋捷公寓的住客锥伯先生那里的。这样我就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死者的住址。”

“漂亮，干得真漂亮！”福尔摩斯低声称赞着。

侦探得意地说：“接着我就去拜访了夏朋捷太太，但我发现她的脸色非常苍白，神情也十分不安。她有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当时也在房间里。当我和夏朋捷太太谈话的时候，她的嘴唇不住地颤抖，眼睛越来越红。这些自然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他吐了一个大大的烟圈，像是自言自语，“福尔摩斯先生，你是能体会这种感受的，当你发现正确线索时，你会觉得浑身舒畅，激动得使人发抖。我就问道：‘你们听说你们以前的房客——来自克利夫兰城的锥伯先生被人暗杀的消息了吗？’这位太太点了点头，她似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她的女儿却不禁流下眼泪来。我越看越觉得她们对于整个案情必有所知。

“我问道：‘锥伯先生是几点钟离开你们这里去车站的？’‘八点钟，’她不住地咽着唾沫，压抑着激动的情绪说，‘他的秘书斯坦节逊先生说，有两班去利物浦的火车，一班是九点十五分，一班是十一点。他是赶第一班火车的。’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吗？’我一提出这个问题，那个女人突然变得面无血色。好大一会儿工夫，她才回答说：‘是最后一次。’可是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沙哑，极不自然。

“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她的女儿开口了。她的态度很镇静，口齿也很清楚。

“她说：‘说谎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妈妈，咱们跟这位先生还是坦白地说好了。后来我们的确又见到过锥伯先生。’

“‘愿上帝饶恕你！’夏朋捷太太双手一伸，喊了一声，就无奈地向后倚在椅背上了，‘你可要害死你哥哥了！’

“‘阿瑟一定也愿意咱们说实话。’这位姑娘坚决地回答说。

“我就说道：‘你们现在最好还是全部告诉我吧。这样吞吞吐吐的，还不如根本不谈。况且，我们也掌握了不少情况呢，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

“‘都是你，爱莉丝！’这位太太高声说，一面又转过身来对我说，‘我通通告诉你吧，先生。你不要以为，一提起我的儿子我就着急，是因为他和这件案子有什么关系。他完全是清白无罪的。可是我顾虑的是，在你们或是别人看来，他似乎是有嫌疑的。但是，这是绝不可能的。他的高贵气质、他的职业、他的过去都能证明这一点。’

“我说：‘你最好还是把事实原原本本地讲出来，那样对谁都有好处。如果你的儿子真是清白无罪的，他绝不会受到什么委屈。’

“她说：‘爱莉丝，你最好出去一下，就让我们两个人谈谈。’于是她的女儿就走了出去。她接着说：‘唉，先生，我原不想把这些告诉你，可是我的女儿已经说破，现在已经没有别的法子，我只好说出来吧。我既然打算说，那就一点也不保留。’

“我说：‘这才是真聪明呢！’

“‘锥伯先生在我们这里差不多住了三个星期。他和他的秘书斯坦节逊先生一直在欧洲大陆旅行。我看到他们每只箱子上都贴有哥本哈根的标签，由此可见那是他们最后到过的地方。斯坦节逊先生倒是一个沉默寡言、有涵养的人；可是他的主人——真糟糕，完全就不一样。这个人举止粗野，行为下流。在他们搬来的当天晚上，锥伯就喝得酩酊大醉，直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还没有清醒过来。他对女仆们的态度轻佻、下流，简直令人恶心极了。最糟糕的是，他竟然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的女儿爱莉丝。他不止一次地对她胡说八道。幸好，女儿太年轻，还不懂这些。最过分的是，有一次，他居然把我的女儿抱在怀里，紧紧地搂着她。他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就连他的秘书都骂他行为太下流，简直不是人。’”

“‘那你为什么还要忍受这些呢？’我问道，‘我想，只要你愿意，你尽可以将行为不端的房客撵走。’

“夏朋捷太太经我这么一问，不觉满脸通红，她说：‘他们每人每天的房租是一镑，一个星期就是十四镑；况且现在正是客人稀少的淡季，这还是相当有诱惑力的。我是个寡妇，我的儿子在海军服役，他的花费很大。我实在舍不得白白放过这笔收入，于是我就尽量容忍下来。最近这一次，他闹得太不像话了，因此我才下定决心把他撵走，这就是他们搬走的原因。’

“后来呢？”

“后来我看他坐车走了，心里才轻松下来。我的儿子那时正在休假，因为他的脾气暴躁，而且他又非常疼爱他的妹妹，这些事我一点都没有告诉过他。这两个人搬走以后，我关上了大门，心里才算去了一个大疙瘩。但是有谁能想到，不到一个钟头，有人叫门，原来是锥伯又回来了。他的样子很兴奋，显然又喝了不少。他一头闯进房来，当时我和我的女儿正在房里坐着。他驴唇不对马嘴地说什么他没有赶上火车。后来，他冲着爱莉丝，竟敢当着我的面和爱莉丝说起话来，并建议她和他一起逃走。他对我女儿说：‘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任何法律也不能管住你，你是自由的。我有的是钱，不必管那个老婆子了，现在马上跟我走吧。你可以像公主一样地享福。’可怜的爱莉丝非常害怕，一直躲着他。可是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腕，硬往门口拉，我吓得大叫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儿子阿瑟走了进来。以后发生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只听到又是叫骂又是扭打，乱成一团，可把我吓坏了，吓得我连头都不敢抬。后来渐渐没有了声响，只见阿瑟站在门口大笑，手里拿着一根木棍。阿瑟说：‘我想这个讨厌鬼再不会来找咱们的麻烦了。’阿瑟执意要跟出去，看看他到底要干些什么。说完这话，他就拿起帽子，向街头跑去。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听到了锥伯先生被人谋杀的消息。

“这就是夏朋捷太太亲口说的话。回忆这些她很痛苦，有时她说话的声音非常低，我简直听不清楚。可是，我把她说的话全都速记下来了，绝不会有什么差错。”

福尔摩斯打了一个呵欠，说道：“这的确很动听。后来又怎么样了？”

这位侦探又说了下去：“夏朋捷太太停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全案关键所在。于是，我就用一种对待妇女行之有效的眼神紧盯着她，追问她儿子回家的时间。

“‘我不知道。’她回答说。

“不知道？

“‘实在不知道。他有一把弹簧锁的钥匙，他自己会开门进来的。’

“你睡了以后他才回来的吗？

“‘是的。’

“你几点钟睡的？

“‘大概是十一点。’

“这样说来，你的儿子最少出去有两个小时了。

“‘是的。’

“可不可能出去了四五个小时？

“‘也有可能。’

“在这几个钟头里他都干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她回答说，嘴唇都白了。

“当然，说到这里，别的就用不着多问了。查到夏朋捷中尉的下落之后，我就带着两个警官直接把他逮捕了。当我拍拍他的肩头，警告他老老实实跟我们走的时候，他竟肆无忌惮地说：‘我想你们抓我，是认为我和那个坏蛋锥伯的被杀有关吧。’我们并没有向他提起这件事，他倒自己先说出来了，这就更令人觉得可疑了。”

“十分可疑。”福尔摩斯说。

“那时他还拿着他母亲说的追击锥伯用的那根大棒子，是一根很结实的橡木棍子。”

“你怎么看待这个年轻人的行为？”

“啊，根据我的判断，他追锥伯一直追到了布瑞克斯顿路。这时他们又争吵起来。争吵之间，锥伯挨了狠狠的一棒子，也许正打在心窝上，所以虽然送了命，却没有留下任何伤痕。当夜雨很大，附近又没有人，于是夏朋捷就把尸首拖到那幢空屋里去。关于那些蜡烛、血迹、墙上的字迹和戒指等，不过都是想把警察引入迷途的一些花招而已。”

福尔摩斯以称赞的口气说：“干得漂亮！葛莱森，你实在是大有长进，看来你迟早会出人头地的。”

这位侦探骄傲地答道：“我不得不承认，这件事办得算得上干净利落。可是这个小伙子却供称：他追了一段以后，锥伯发觉了他，于是就坐上一辆马车逃走了。他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位过去船上的老同事，他与这位老同事一起走了很久。可是问到他这位老同事的住址时，他的回答并不能令人满意。我认为这个案子这样就可以盖棺定论了吧。好笑的是雷斯垂德，他一开始就走上了歧途。恐怕他是调查不出什么结果来的。嘿！说曹操曹操到。”

进来的人果然是雷斯垂德。谁也没有注意，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已经上了楼，跟着就走进屋来。平常，无论从他的行为举止还是衣着上都看得出来的那种扬扬自得和信心百倍，现在却无影无踪了。只见他神色慌张，愁容满面，衣服也凌乱不堪。他到这里来，显然是有事要向福尔摩斯求教，因为当他一看到他的同事更显得局促不安、手足无措起来。他站在客厅中间，两手不住地摆弄着帽子。最后，他说道：“这的确是个非常离奇的案件，一件不可思议的案件。”

葛莱森得意地说道：“啊，你也这样看吗，雷斯垂德先生？我早就知道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你已经找到那位斯坦节逊秘书先生了吗？”

雷斯垂德心情沉重地说：“那位斯坦节逊先生，今天早晨六点钟左右在郝黎代旅馆被人暗杀了。”

第七章：一线光明

雷斯垂德给我们带来的消息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完全出乎意料，既重要又突然。我们听了以后，都错愕不已，哑口无言。葛莱森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竟把杯中剩下的威士忌酒碰翻了。我默默地注视着福尔摩斯，只见他嘴唇紧闭，眉毛拧紧了许多。

福尔摩斯喃喃地说：“斯坦节逊也被暗杀了，案情更加复杂了。”

“早就够复杂的了，”雷斯垂德一面抱怨着，一面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简直就是一团乱麻，从哪里下手，完全不知道。”

葛莱森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你这消息可靠吗？”

雷斯垂德说：“我刚从他住的房间那里来，我是第一个发现这个情报的人。”

福尔摩斯说：“我们刚才正在听葛莱森对于这个案子的高见呢。可否也请你把你看见的和做的事情告诉我们呢？”

“当然可以，”雷斯垂德回答说，“我承认，我原来认为锥伯的被害和斯坦节逊有关。这个新情况使我明白我完全弄错了。我抱定了这样的想法，于是就着手侦查这位秘书的下落。有人曾在3日晚间八点半前后，在尤斯敦车站看见他们两个人在一起。4日清晨两点钟，锥伯的尸体就在布瑞克斯顿路被发现了。我当时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楚从八点半以后直到谋杀案发生的这段时间内，斯坦节逊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后来他又到哪里去了。我一面给利物浦拍了个电报，说明斯坦节逊的外貌特征，并且要他们监视美国的船只；一面就在尤斯顿车站附近的每家旅馆和公寓里查找。按常理讲，如果锥伯和他的朋友已经分手，斯坦节逊当天晚上必然要在车站附近找个地方住下，方便第二天早晨再到车站去。”

福尔摩斯说：“他们很可能先约好了会面的地点。”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我昨天整整跑了一个晚上打听他的下落，可是毫无结果。今天早晨我又继续查访。八点钟，我来到了小乔治街的郝黎代旅馆。在我询问是否有一位斯坦节逊先生住在这里的时候，他们立刻回答说有。”

“他们说：你一定就是他要等候的那位先生了，他在这里已经等了两天了。”

“他现在在哪里？”我问道。

“他还在楼上睡着呢。他吩咐过，到九点钟叫醒他。”

“我要立刻上去找他。”我说。

“我当时是那么盘算的，我出其不意地出现，可能会使他慌了手脚，在他措手不及之中，也许会吐露些什么出来。一个擦鞋的茶房自愿领我上去。这个房间在三楼，有一条不长的走廊可以直达。茶房把房门指给我看了以后，正要下楼，我突然看到一种景象，一条曲曲弯弯的血迹由房门下边流了出来，一直流过走道，汇积在对面墙脚下。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都快吐出来了。我虽然有二十年的侦探经历，但这时也不能控制自己。我不由得大叫一声，这个茶房听到这一声后，就转身走了回来。他看见这个情景，吓得几乎昏了过去。房门是反锁着的，我们用肩把它撞开，进入室内。屋内窗户开着，窗子旁边躺着一个男人，身上穿着睡衣，蜷曲成一团。他早就断了气，四肢已经僵硬冰凉了。我们把尸体翻过来一瞧，茶房立刻认出，他就是这间房子的住客，名叫斯坦节逊。致死的原因是身体左侧被人用刀刺入很深，一定是伤了心脏。还有一个最奇怪的情况，你们猜怎么着，死者脸上有什么？”

我听到这里，不觉毛骨悚然，感到十分可怕。福尔摩斯却镇静地答道：“是‘拉契’这个单词，用血写的。”

“正是这个单词。”雷斯垂德说，话音中还带着恐惧。一时之间，我们都沉默了下来。

这一连环暗杀行为显然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同时又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因此也就使得他的罪行更加恐怖。我的神经，虽在死伤遍野的战场上也很坚强，但是一想到这个情景，却难免不寒而栗。

雷斯垂德接着说：“恰巧有人看见过这个凶手，是一个送牛奶的孩子。他在去牛奶房的时候，偶然经过旅馆后面的那条小胡同，这条小胡同是通往旅馆后边的马车房的。他看到平时放在地上的那个梯子竖了起来，梯子架在三楼的一个窗子边，这个窗子大开着。这个孩子走过之后，曾经回过头来瞧了瞧，他看到一个人从梯子上下来。只见他不慌不忙、大大方方地下来了。这个孩子还以为是旅馆里的木匠在干活呢，所以他没有特别注意这个人，不过只是觉得，这时上工未免有点早罢了。他记住了这个人的一些特征，是一个大个子，红红的脸，身上穿着一件长长的棕色外衣。他在行凶之后，一定在房里还停留过一会儿。因为我们发现洗脸盆的水渍中有血，说明凶手曾经在那儿洗过手；床单上也有血迹，可见他行凶以后还从容地擦过刀子。”

我一听到凶手的身形、面貌和福尔摩斯早些时候推断的十分吻合，就瞧了他一眼，可是他脸上的表情丝毫没有变化。

福尔摩斯问道：“在屋里你还发现了哪些线索？”

“没有。斯坦节逊身上带着锥伯的钱袋，看来平常就是他带着的，因为他是掌管开支的。钱袋里有八十多镑现款，分文不少。这些犯罪行为看来不平常，它的动机不管是什么，绝不会是图财。被害人衣袋里只有一封电报，这是一个月以前从克利夫兰城打来的，电文是‘J. H.现在欧洲’，这封电文没有署名。关于文件或日记本什么的，确定也没有。”

福尔摩斯问道：“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

“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了。床上有一本小说，是死者临睡时阅读的。他的烟斗放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桌上还有一杯水。窗台上有个盛药品的木匣，里边有两粒药丸。”

福尔摩斯从椅子上猛地站了起来，兴奋地喊了起来。他眉飞色舞地大声宣布：“这是最后一环了，我的论断现在算是完整了。”

两位侦探惊异地瞧着他。

我的朋友充满信心地说：“我已经把构成这个案子的每条线索都掌握在手中了。当然，细节还有待补充。但是，从锥伯在火车站和斯坦节逊分手起，到斯坦节逊的尸体被发现为止，这中间所有主要的情节我都已一清二楚，就好像我亲眼看见一般。这些见解都需要一个合理的证明，现在我就证明给你们。雷斯垂德，你把那两粒药丸带来了吗？”

“带来了，”雷斯垂德说着，拿出一只小小的白匣子来，“药丸、钱袋、电报都拿来了，我本想把这些东西放在警察分局里比较稳妥的地方。只是出于偶然，我把药丸带在了身上。我必须声明，我认为这不是一件什么重要的东西或者证据。”

“请拿给我吧！”福尔摩斯说。“喂，大夫，”他又转向我说，“这是平常的药丸吗？”

这些药丸的确不太平常，珍珠似的灰色，小而圆，迎着亮光看简直是透明的。我说：“从分量轻和透明这两个特点看来，我想药丸在水中能够溶解。”

“正是这样，”福尔摩斯回答说，“请你下楼把那条可怜的狗抱上来好吗？这狗一直病着，房东太太昨天不是还请你实施安乐死，免得让它活受罪吗？”

我下楼把狗抱了上来。这只狗呼吸困难，眼光呆滞，说明它活不多久了。的确，它那雪白的嘴唇就能说明，它早就远远超过一般狗类的寿命了。我在地毯上放了一块垫子，把它放在上面。

“我现在把其中的一粒切成两半，”福尔摩斯说着，拿出小刀把药丸切开，“半粒放回盒里留着将来用，这半粒我把它放在酒杯里，杯里可是加了水的。大家请看，它马上就溶解在水里了。咱们这位大夫朋友的话是对的。”

“这可真有意思，”雷斯垂德带着生气的声调说，他以为福尔摩斯在捉弄他，“可我不明白，这和斯坦节逊的死又有什么关系呢？”

“耐心些，我的朋友，耐心些！到时候你就会明白它们之间是大有关系的了。现在我给它加上些牛奶就会很好喝，把它摆在这条狗的面前，它会立刻舔光的。”

他说着就把酒杯里混合好的液体倒到盘子里，放在狗的面前，狗很快就把它舔了个干净。福尔摩斯肯定的态度已经使我们深信不疑了，我们都静静地坐在那里，留心地看着那只狗，并期待和想象着某种惊人的结果发生。但是，没有我们想要的结果，什么特别现象也没有发生，这只狗依旧躺在垫子上，吃力地呼吸着。很明显，药丸对它既没有什么好处，也没有什么坏的影响。

福尔摩斯从一开始就计时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可是毫无结果，他的脸上显得极端懊恼和失望。他咬着嘴唇，手指敲着桌子，表现出十分焦急的样子。他的情绪极为激动，我的心中也不由得替他难过。可是这两位侦探的脸上却显出讥讽的微笑，他们很高兴看到福尔摩斯受到了挫折。“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事，”福尔摩斯终于一面大声地说出来，一面站了起来，在室内情绪烦躁地走来走去，“绝不可能仅仅是巧合。在锥伯一案中最初我就疑心会有某种药丸，果然，这种药丸在斯坦节逊死后真的被发现了。但是它们竟然不起作用。究竟是怎么回事？可以肯定地说，我做的一系列推论绝不可能发生谬误！绝不可能！但是这个可怜的东西并没有吃出毛病来。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福尔摩斯高兴地尖叫了一声，跑到药盒前，飞快地取出另外一粒，利索地把它也切成两半，把半粒溶在水里，加上牛奶，重新放在狗的面前。这个不幸的小动物甚至连舌头还没有完全沾湿，它的四条腿便痉挛颤抖起来，就像被雷电击毙一样，直挺挺地死去了。

我们三个像被定格了一样，呆呆地看着发生的这一幕。

福尔摩斯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我的信心还不够坚定；刚才我就应当体会到，如果一个情节似乎和一系列的推论相矛盾，那么这个情节必定有其他某种解释方法。在我没有看到这个小盒子以前，早就应该推论到的。那个小匣里的两粒药丸，一粒是烈性的毒药，另外一粒则完全无毒。”

我认为，福尔摩斯最后说的这段话过于惊人，很难使人相信他是神志清醒的。但是狗的尸体又明明摆在眼前，证明他的推断是正确的。我似乎觉得我脑子里的疑云已逐渐消失，我开始对案子的真相有了隐隐约约的认识。

福尔摩斯继续说道：“我幸而抓住了这个线索，此后发生的每件事都足以证实我最初的设想，这些事也确是逻辑的必然结果。你们在开始侦查的时候就没有领悟到摆在你们面前的那个唯一的正确线索的重要性，所以发生在你们眼前的这些情况会令你们感到奇怪。那些使你们大惑不解并且使案情更加模糊不清的事物，却会对我有启发，并且能加强我的推断。把奇怪和神秘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最平淡无奇的犯罪行为往往是最神秘的，因为它看不出有什么新奇或特别的地方足以作为推理的根据。如果这个案子里被害者的尸体是在大路上被发现的，而且又没有任何使这个案子显得超出常规和骇人听闻的情节，那么这件谋杀案解决起来就要困难多了。所以说，情节离奇不但丝毫没有增加解决案子的困难，反而使办案的困难减少了。”

葛莱森先生听这番话时，一直表现得非常不耐烦，这时，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们都承认你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而且你也有你的一套工作方法。可是，我们现在不能只是空谈理论和说教，而是要理清案件过程，捉到凶手。虽然我可能抓错了人，夏朋捷这个小伙子是不可能牵连到第二个谋杀案里去的，但雷斯垂德一味追踪那个斯坦节逊，看来他也错了。你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没有拼凑起来，似乎我们谁也听不明白。那么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有权利要求你痛痛快快地完全、完整地说出来，你对于这个案情究竟知道多少。你能指出凶手的姓名吗？”

雷斯垂德也说道：“我和葛莱森的想法是一致的，先生。我之所以来找您，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试过了，并且我觉得我们都失败了。从我到您这里来以后，您就不止一次地说，您已经获得了您需要的一切证据。当然现在您不应该再秘而不宣了。”

我也很着急，说：“如果迟迟不去捉拿凶手，可能他就有机会又干出新的暴行来。”

我们大家这样一说，福尔摩斯反而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他不停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头垂在胸口前，紧皱着眉头。平时他思索时总是这个样子。

“你们可以放心，不会再有暗杀发生了，”最后，他突然站定了，对着我们坚决地说，“这一点已不成问题了。我肯定地告诉你们我知道凶手的名字，但那算不了什么，把凶手捉到才算真有本事。我想我很快就能把他捉住。对于这件工作，我很愿意亲自安排。办法要细致周到，因为咱们要对付的是一个非常凶恶又狡猾的人。而且曾有事实证明，还有一个和他一样机警的人在帮助他。只要这个凶手认为没有人能够获得线索，那就有机会捉住他。但是，只要他稍有怀疑，他就会更名改姓，立即消失在这个有着四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中，而且消失得干干净净。我绝无意伤害你们两位的感情，但是我必须说明，我认为官方侦探绝不是他们的对手，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请求你们协助的原因。如果我失败了，当然，没请求你们协助这一点我不能推脱责任。但是，我准备承担这个责任。只要对于我的全盘筹划没有危害，到时候，我一定立刻告诉你们。我保证。”

葛莱森和雷斯垂德对于福尔摩斯的保证以及对于官方侦探这种轻蔑的嘲讽极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葛莱森听了之后，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耳根；雷斯垂德瞪着一对滚圆的眼睛，闪烁着既惊异又恼怒的神色。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就听见门外有人敲门，来者正是街头流浪儿的代表，那个微不足道的小维金斯。

维金斯举手敬礼说：“先生，请吧，马车已经到了，就在下边。”

“好孩子，”福尔摩斯温和地说，“你们苏格兰场为什么不采用这样的手铐呢？”他继续说道，一面从抽屉里拿出一副钢手铐来，说，“请看锁簧多好用，一碰就卡上了。”

雷斯垂德说：“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要逮捕的人，这种老式的已经够用了。”

福尔摩斯一面说，一面微笑起来，“最好让马车夫来帮我搬箱子。去叫他上来，维金斯。”

我此时有些糊涂了，按照福尔摩斯的说法，他似乎要出门旅行，在这之前他却一直没有对我说起。房间里只有一只小小的旅行箱，他把它拉了出来，忙着系箱上的皮带。他正在忙着的时候，马车夫走进房来。

“车夫，帮我扣好这个皮带扣。”福尔摩斯屈膝在那里弄着皮箱，头也不回地说。

这个家伙紧绷着脸，不大愿意地走向前去，伸出两只手正要帮忙时，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到钢手铐“咔嗒”一响，福尔摩斯突然跳起身来。

“先生们，”他两眼炯炯有神地说道，“让我给你们介绍介绍杰弗逊·霍普先生，他就是杀死锥伯和斯坦节逊的凶手。”

这只是一刹那的事，我简直来不及思索。回忆起来也是一刹那的事，在这一瞬间，福尔摩斯脸上的胜利表情，他那响亮的声音以及马车夫眼看着闪亮的手铐像变魔术一般一下子铐上他的手腕时的那种茫然、凶蛮的面容，直到如今，我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像塑像似的呆住了一两秒钟之久，都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马车夫愤怒地大吼一声，挣脱了福尔摩斯的掌控，向窗子冲去，把木框和玻璃撞得粉碎。但是，就在马车夫正要钻出去的时候，葛莱森、雷斯垂德和福尔摩斯就像一群猎狗似的一拥而上，把他揪了回来。一场激烈的搏斗开始了。这个人凶猛异常，我们四个人一再被他击退。他似乎有着一股疯子似的蛮劲儿。他的脸和手在要跳窗时被划伤了，血一直在流，但是他的抵抗并未因此减弱。直到雷斯垂德用手卡住他的脖子，使他透不过气来，他才明白挣扎已无济于事了。就是这样，我们还不放心，于是我们把他的手和脚都捆了起来。捆好了以后，我们才站起身来，不停地喘着气。

“他的马车在这里，”福尔摩斯说，“就用他的马车把他送到苏格兰场去吧。好了，先生们。”他高兴地微笑着说，“这件小小的神秘莫测的案子，咱们总算抓到了凶手。现在，我欢迎各位提出任何问题，我将一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