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自主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

奥斯特罗姆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理论的实证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在利维坦集权化和私有化外的第三种解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问题的理论模式——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模式。

一、自主治理理论概述

自主治理理论诞生的实践基础是阿兰亚近海渔场案例。在奥斯特罗姆撰写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中，其在分析“以利维坦为‘唯一’方案”和“以私有化为‘唯一方案’”后，提出了对这两者是否为真正的“唯一”方案的疑问。在后续的替代解决方案的探讨中，她再从“经验性替代解决方案”的讨论中，发现阿兰亚近海渔场的方案。早期的渔场由于无限制使用，不光导致了渔民间的仇视和暴力冲突，还由于无序竞争导致生产费用的增加，并增加了渔获量的不确定性。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当地生产合作社的努力下，经过10多年的反复试验和改进，最终形成了一套由渔民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其内容包括：渔民身份的确认规则、捕捞点命名和列表规则、捕捞点划分和安排的生效规则、捕捞点的分配规则、渔民平等利用渔场资源的规则等。这个制度的产生，有效地把渔场进行了区分，使渔民各自都有足够大的捕捞空间，同时还大大提升了每个点的捕鱼效果，所有渔船均享有在最佳点进行捕捞的平等机会，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渔民为抢夺渔场资源而发生的争端和渔民过度投资现象。

这套规则得到渔民们的共同支持和遵守，制度监督和执行都由渔民自己承担，即使偶有违规事件，也只需到“咖啡馆”去解决。阿兰亚近海渔场的渔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成立自主组织，实施自主治理，成为一群从“公地困境的陷阱”中解脱出来的人。由此可见，自主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二、自主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

（一）行动者的策略选择

自主治理理论认为，行动者能够通过分析历史和现状，综合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利益，接受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多重刺激后，作出策略选择，其结构如图2-1所示。

在分析复杂、不确定情境中的理性行动者时，奥斯特罗姆认为影响行动者策略选择的内部变量有4个：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首先，人们选择的策略会共同在外部世界产生结果，并影响未来对行动收益和成本的预期。其次，很自然地，与他人共有的规范，也就是取得大家共同认可、产生共享的规范，如果个人采取与这种规范相违背的错误行动，就会产生“社会非议”，从而形成对个人行为和决策的制约。最后，内部贴现率也受到个人在任何特定的外部环境中所拥有的机会的影响。贴现率受行动者们所处的自然和经济保障程度的影响，还受居住在特定社会或社群的人们，在比较未来与当前的相对重要性时所共有的一般规范的影响；同时，贴现率的高低与个人对预期收益评价的高低相关联，如果个人对预期收益评价高，则其当前就拥有较低的贴现率，反之亦然。

（二）集体行动的难题

要通过自主治理模式来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集体行动问题，存在三个难题，即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和相互监督问题。

（1）新制度供给问题，即谁来制定制度，如果以组织的名义来理解，即谁有能力、动力和意愿来建立自治组织。很显然，新制度的产生不是简便、快速的过程，而且制度本身还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中。所以，制度起源和变革往往是相互结合的，从而构成制度变迁。在自治组织内，其制度变迁的过程将是一个持续、螺旋上升和自主自治的过程。同时，就新制度供给还要考虑：由于新规则的供给等同于提供一种公共物品，因此一组委托人所面对的问题是，获得这些新规则的过程存在着二阶的集体困境。

（2）可信承诺问题。这是解决一组行动者如何组织，并保持自主组织取得长期集体利益的关键问题。在一个组织的初始阶段，个人在大多数人都同意遵循共同规则的情况下，他或她对未来预期的收益流量作了估计后，可能会为了与大多数人和睦相处而同意遵守这套规则，认可“如果你遵守承诺，我也遵循承诺”。但随着自主组织的发展，当违反规则（承诺）所获得的利益，高于遵守规则（承诺）所获得的收益时，个人就有可能倾向于违反规则（承诺），哪怕这种行为将被发现并因此受到制裁。可信承诺得以存在，有以制裁和理性计算为基础的计算公式：Ct＞Bt-S，其中Ct为遵守规则，Bt为违反规则，S为被人察觉并受到制裁。当然，外部强制依然是解决承诺问题的方案，有时可能还是一种巧妙的解决方案。对于自主组织而言，目前的问题是，一个自主组织的群体必须在没有外部强制的情况下解决承诺问题。

（3）相互监督问题，即认可解决承诺问题要依靠外部强制监督，相互监督是其中较重要的方式。对于自主组织的群体而言，在其他外部强制不到位的情况下，群体成员往往会激励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代理人）去监督人们的活动、实施制裁，以保持对规则的遵守。另一个悖论是，若监督的成果是惩罚的话，这就又提供了一个公共物品，作为限制性激励，这就形成了三阶的集体困境。但奥斯特罗姆并没有完全认定这种集体困境的存在，她认为有一种可能性，“即可以对任务加以组织，使之在没有附加努力的情况下完成监督工作”。

在上述三个问题中，制度供给回答的是自组织的创建问题；可信承诺解决的是动力问题；而互相监督是制度可持续运行的保证。

（三）自主治理模式的设计原则

自主治理理论的有效性，在于其遵循的8项“设计原则”。《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在讨论和分析瑞士的山地牧场、日本的山区公地、西班牙和菲律宾的灌溉系统后认为，自主治理理论及其制度在这些“公共池塘”资源分配中之所以有效，有赖于8项“设计原则”。

（1）清晰界定边界。公共池塘资源本身的边界必须予以明确规定，有权从公共池塘资源中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也必须予以明确规定。

（2）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一致。规定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和（或）资源单位数量的占用规则，要与当地条件及所需劳动、物资和（或）资金的供应规则相一致。

（3）集体选择的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

（4）监督。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占用者行为的监督者，或是对占用者负责的人，或是占用者本人。

（5）分级制裁。违反操作规则的占用者很可能受到其他占用者、有关官员或他们两者的分级的制裁（制裁的程度取决于违规的内容和严重性）。

（6）冲突解决机制。占用者和他们的官员能迅速通过低成本的地方公共论坛，来解决占用者之间或占用者与官员之间的冲突。

（7）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权威的挑战。

（8）嵌套式企业。将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活动在一个多层次的嵌套式企业中加以组织。

这8个原则包括7项可以用来描述所有公共池塘资源制度特征的设计原则和1项用于更大也更复杂场景中的原则（第8条）。所谓“设计原则”，是指一种实质要素和条件，它们有助于说明这些制度在维持公共池塘资源、保证占用者世世代代遵守所使用的规则中的成功原因。也就是说，构成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制度成功的原因就是这8种。

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奥斯特罗姆总结：对于一个没有或者缺少规则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体制，引入规则可以极大地改善治理情况；对于一个已经存在一系列规则的自主治理体制，合理修改规则也会使治理更加有效。

经过对自主治理理论的研究，奥斯特罗姆感觉到对外部环境重视不够，因此她将视野拓展到了社会和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将公共池塘资源管理拓展到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管理，并继续提出制度诊断框架、可持续发展分析框架。同时，奥斯特罗姆还发展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即采取各级政府、行业联合自治以及个体自主管理等多种方式，形成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局面，以合理解决公共事物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以这些理论的创设与发展为标志，奥斯特罗姆将公共资源治理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自主治理理论由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延展而来，是其在“公共池塘”资源领域治理的理论延伸。笔者将应用自主治理理论观点，分析我国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嬗变的理论特点。第一，我国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过程具有典型的“行动情境”特征，分析的基本思路为集体行动者划分，即每个行动者在培养模式嬗变中承担的具体职能、每个行动者对集体行动决策的控制层次、行动者获取行动情境信息的数量、行动结果的成本和收益的分析。第二，我国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具有典型的强制渐变型特征，笔者将主要应用新制度供给、多元监控、选择性激励等来探讨其中隐含的制度变迁策略。第三，鉴于我国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嬗变中存在的行动者逐利行为和有限理性，以及“搭便车”、机会主义现象，应用自主治理理论，对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嬗变的制度绩效和特点进行评价。

基于我国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公共池塘”特性，本书将自主治理理论作为提出建议的主要理论支撑。一方面，根据该理论提出以医学院校为自主组织，实施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和自主治理的宏观策略；重新梳理教育管理部门和医学院校的角色定位，尤其是设计自主组织的医学院校内部治理方案；重新补充或构建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中的可信承诺、监督机制等。另一方面，以医学院校的自主治理为前提，根据当前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的问题或不足，从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制度、培养评价四个维度，以医学院校为主要对象提出进一步深化内部改革的实践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