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德意志的命运与社会概念的凸显

1789～1848年，在历史上常常被称为欧洲“双元变革”（dual revolution）的时代，即法国政治革命的时代和英国工业革命的时代。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这种变革“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是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其中心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毗邻而又互为竞争对手的国家”。[1]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对具体的时间阶段做了比霍布斯鲍姆更为细致的划分，不过他也强调这个时期发生了两种“变革”。第一种变革是指政治性的变革，主要发生在欧洲大陆，即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帝国，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组织、行政机关、公共权力和权威、公共财政和税收、法律（特别是个人权利以及社会各阶级的法律地位）。第二种变革是指经济性的变革，主要发生在英国，即工业革命，涉及的主要问题则是财富生产、制造技术改进、自然资源开发、资本形成、开拓世界市场销售商品。[2]

位于欧洲大陆中部的德意志似乎完全落后于这个新的时代。在工业革命和政治社会革命中，德意志民族并不是主角，而是相对被动地承受了英、法两国剧烈变革所产生的影响，见证了新的社会力量在这两个国家兴起并与旧制度进行斗争的过程。德意志自身工商业的发展相对缓慢而且很不平衡，各邦国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变革也相对落后和保守。正如恩格斯1845年在为《北极星报》撰写的文章中对1815年拿破仑彻底失败之后德国状况所做的描述：“德国还是分裂为三十八个邦；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阻碍着内部的一切进步，使德国大大弱于法国，使它仍然保持英国工业品最好的市场的地位，只是有利于英国资产阶级大发其财。”[3]

不过“国家不幸诗人幸”，在内忧外患的德意志，既存的生活秩序和思想秩序都受到了极其强烈的震动。被种种不幸围困的德意志人迫切地需要弄清楚导致这些不幸的根源，并找到摆脱这些不幸的出路。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德意志学界在这个时期可谓是群星璀璨，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英国哲学家伯林甚至提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德意志思想家掀起的反启蒙理性的思想浪潮，是一场可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比肩的划时代的运动。[4]

这个思想浪潮的起点就是耶拿哲学。[5]18世纪90年代，耶拿大学一度成为德意志哲学研究的中心。当时康德年事已高，许茨是除康德外第一位公开讲授康德哲学的人。他的讲座和《文学总汇报》使耶拿而不是柯尼斯堡成为康德哲学传播的中心。莱因霍尔德1786年发表了《关于康德哲学的书信集》（Briefe über die Kantische Philosophie）引起轰动，使康德哲学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并使他一时成为公认的康德哲学的权威阐释者。正是凭借这样的影响力，1787年他在耶拿大学获得了教职。面对雅可比对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二分的批判，莱因霍尔德试图以“意识原理”（Satz des Bewuβtseins）作为不证自明的第一原理，在此基础上推出一整套“基本元素哲学”（Elementarphilosophie），以此捍卫康德哲学的精神实质。但这一方案受到严重怀疑，莱因霍尔德于1794年离开耶拿。之后，费希特登上耶拿大学的讲台，成为德意志学术界的新星。他发表了《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等著作，提出了“自我意识哲学”的概念，实际上也是致力于完成莱因霍尔德未能胜任的使命。费希特从自我意识概念出发，推演出为全部知识奠基的哲学体系，彻底消解了康德为物自体留下的空间。这里全部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和实践知识，把伦理、道德、社会、历史、宗教都涵盖其中。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典型的观念论传统的基础主义方案。当时众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云集耶拿，热衷于聆听最新的费希特哲学。其中包括荷尔德林、谢林、法学家费尔巴哈[6]、哲学家兼神学家尼特哈默等众多学者，也包括施勒格尔兄弟[7]、诺瓦利斯这些早期浪漫派的代表人物。1799年，费希特因受到无神论的指控被校方解职，此后耶拿哲学的辉煌很快落下帷幕。黑格尔1801年到耶拿大学任教，虽然没有亲见耶拿哲学的鼎盛时刻，但是他通过与荷尔德林、谢林等人的通信和交往，也没有错过其中最核心的争论，并在耶拿完成了包括《精神现象学》在内的众多重要著作，构建起恢宏的观念论大厦。后来这些思想大师纷纷成为德国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历史主义等重要思想潮流的代表人物，为哲学、法学、文学、美学、神学等诸多领域提供了新的观念和方法。

19世纪40年代，包括马克思和施泰因在内的德意志青年学者们就是在上述历史和思想背景下展开他们的研究工作的。继承以往哲学批判的传统，经过与来自英国、法国等周边国家思想的进一步交流碰撞，也伴随着德意志尽管步履蹒跚却也开始追赶工业化的时代脚步，德意志思想界普遍开始关注最新的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与国家概念相区别甚至处于对立关系的市民社会或社会概念日益成为思想家们讨论的焦点。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8]德意志思想界对于市民社会或社会概念的探究程度，远远超出市民社会或社会概念在德意志现实生活中的发展水平。

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另一位德意志思想家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被认为是“站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学者，[9]他提出了独立于国家的实证主义的社会概念。他在1842年出版的著作《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中，最早系统性地向德意志学术界介绍了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这部著作开始，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贫困等概念，作为值得密切关注和严肃讨论的话题，进入德意志学术界，或者说为德意志学界开出了一个以社会概念为核心的新的问题域。施泰因和他的这部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马克思、恩格斯、赫斯等当时许多的青年学者都读到了这本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施泰因的启发。

马克思和施泰因可以被看作探究市民社会或社会概念的两个代表性的人物。同处一个时代，同样是面对从以身份和特权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中心的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危机和阶级斗争，同样是通过对社会的本质、结构、内在动力的分析，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包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终将引发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将消灭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国家作为虚幻的共同体终将消亡，人类将进入更高的自由状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而施泰因得出的结论则是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化无法被彻底消灭，国家政府将作为调节缓和社会分化的机制，尽可能为社会阶层的流动创造条件，使每个个体的人格性得到最为充分的实现。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站在阶级立场和辩证批判的立场上研究社会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内在矛盾，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理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而施泰因则被视为由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转向实证主义、转向社会学的关键节点上的代表人物，被称为德国社会学（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的创始人和“社会国”[11]（Sozialstaat）思想的奠基人。处在相同时代、相同思想洪流的激荡之中的两个思想家，为什么最初产生了交集，最终却又分道扬镳，一个走向革命，一个走向保守和改革？二者对人类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来人格、社会（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不同洞察，对于我们理解今天所处的时代有何启发？这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对马克思早期文本和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的研究仍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讨论的热点之一。这一问题也涉及如何理解不同思想资源在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目前，从国民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青年黑格尔派的角度着眼展开的研究比较多，而从法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思想和实践的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讨论这一类思想资源如何启发了马克思的研究尚不充分，可能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有不少学者认为，施泰因1842年的著作《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曾经是马克思接触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中介。研究施泰因的这一著作、分析施泰因和马克思的思想关系，可能是进一步讨论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具体影响的一个重要线索。

正如研究马克思理论的日本学者城塚登所说：“我们要想把社会主义思想看作一种活生生的思想，并从中获得分析、批判和变革我们所处的历史社会的基础和目标的思想武器，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去了解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是由什么样的人，与什么样的社会历史现实经过怎样的较量后才产生的，它又与过去及同时代的其他思想经过什么样的斗争，进而它又通过怎样的自我批判才产生的。我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把握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在现实生活中灵活运用过去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思想。”[12]正是出于上述意图，城塚登通过追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以前的思想足迹来探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本书则是出于相似的意图，遵循这种思考和推论的逻辑，希望以施泰因及其著作《今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切入点和连接点，展开历史和理论分析，来讨论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施泰因等思想家在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下如何相互借鉴、相互争论、相互批判，从而逐步形成对于社会、无产阶级、社会运动的认识，并构建起各自的社会理论体系，勾勒出人类摆脱贫困匮乏、谋求自由幸福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