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传入前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虽然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原因、性质、机制有过精辟的论述，但在阐述这些基本原理的西方著作译介到中国以前，中国对于自身所遭受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认识却在黑暗中经历了漫长的摸索。保守派、开放派、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都先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对策。不梳理“前马时期”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认识史，就不能体会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传入中国后给知识界带来的冲击与洗礼。下文将依次选取保守派、开放派、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观点进行整理和评述。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其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始，中华民族开启了近代百余年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屈辱史，中国人也被迫开始感知外来文明制度给传统秩序带来的冲击。割地赔款是典型的强盗做法，其侵略性自不必说（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要求清政府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开始，以后每一个不平等条约都有此类直接性的、强盗式的要求）；但帝国主义在不平等条约中提出开放五口商埠，要求清政府允许洋商在中国自由投资设厂、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的动机及后果，却不是中国人可以一眼看清的。最先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问题做出反应的，自然是既得利益受到直接冲击而又掌握着话语权的晚清保守派。保守派无法了解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本质，只是在直观上感觉到对外通商、洋货流入对于旧有秩序的冲击，感到自身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所以它立刻做出的反应，也是所有在进步文明带来的压力面前行将就木的腐朽势力必然做出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主张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煽动仇外情绪，重新进行闭关锁国，试图复现旧有秩序和稳固统治地位。此时，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认知还处于直观感受与主观排斥阶段。例如管同认为，与洋人通商使“洋之人作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因此必须“严加厉禁”，将国内的洋货“一切皆焚毁不用”。包世臣亦提出“绝夷舶”。虽然保守派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总体认知比较肤浅，但也观察到了其所引发的自然经济的解体，例如洋布对于松江、太仓等地的传统棉布纺织业、梭布纺织业的冲击。[6]

随着保守派的封闭思想与落后做法一再遭遇挫折，清政府统治阶级之中的一部分开明绅士与知识分子被迫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开放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魏源，对于“对外通商”已经不再一刀切地消极否定，而是将罪恶的鸦片贸易和正常的对外贸易区分开来，主张严禁前者而支持后者。开放派支持中国开放门户、与各国进行正常对外贸易的信心，很大程度来自其对中国自然经济竞争力仍然抱有幻想。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那样，在刚刚进入殖民地时，帝国主义商品与资本对于殖民地固有的自然经济的瓦解需要一个过程，并不是从一开始便是势如破竹的：“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7]事实的确如此，除去严重导致白银外流的鸦片贸易外，1937年中国的对英贸易还保持着出超局面，中国自然经济在与外国工业经济的对抗中尚未全面处于下风。所以，开放派对中国的自然经济还抱有信心，认为只要禁绝鸦片，对外贸易对中国有利而无害。这种看法不只为清政府统治阶级的部分开明人士所独有，他们的对立面即经由太平天国运动而登场的农民派也持同样看法。农民派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认知，几乎就是保守派与开放派的合体。例如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一方面恐惧洋商洋货冲击内地传统秩序，主张限制对外通商，制定“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方不至妄生别议论”，因而与保守派一致；另一方面，自信内地的自然经济，天真地相信靠地租可以制衡外资，保留国内商铺的生存地位。保守派、开放派、农民派三者对内地自然经济抱有幻想的一致性，一部分来自帝国主义侵略尚处于初期，大工业尚未完全压倒传统农业手工业；另一部分则来自保守派、开放派、农民派，这三者说到底还是旧生产关系的维系者，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分析因认知者站在维护旧框架的立场上而具有深刻的历史局限性。

但在三者之中，开放派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认识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一则不主张退回到保守派与农民派闭关锁国、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二则看到了对外贸易有利于中国谋求富强的一面。中国可以借自由贸易之机“师夷长技”“自修自强”，向洋商大量购置舰船、火炮，使“而不旋踵间，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8]因此，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认知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拒斥，而是看到并且试图利用对外通商之有利的一面；但是这一进步性的认知仅仅停留在鸦片贸易破坏民众体质、搜罗白银的罪恶之上，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对自然经济之下的底层劳动人民生存条件的深刻破坏，没有认识到披着自由通商外衣的经济侵略本质，因而仍然是片面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的清政府被迫认真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于是以洋务派与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为代表，中国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问题开始了新一轮认知。对该问题发表议论的代表性人物有李鸿章、王韬、马建忠、钟天纬、郑观应等人。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早期领袖，其一生致力于兴办洋务，广泛接触洋人、洋货、洋技、洋器，故而其思想相较陈腐的保守派来说要先进得多，在利用外资问题上的见解也颇为开明。其属下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国家银行，银行采取股份制，且认为在资本缺乏、国家失信的情况下，应该允许外资入股：“向来积弊，官无以取信于民，商亦不能取信于商，若由户部及外省委员开设，恐信从者少，资本尤缺，须纠合中外众商之力，着实办理，可期经久。”虽然李鸿章一再陈述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必然性，但以慈禧太后、管理户部事务大学士额勒和布与户部尚书阎敬明为代表的保守派还是以“利权不可他属”“洋人牟利之心，无微不至，中华与之交涉，稍有不慎，必至堕其术中。合开银行一事，关系甚大，后患颇多”为由，先后两次否定了李鸿章创办中外合资银行的尝试。[9]其后，马建忠、薛福成等人延续了李鸿章利用外资的思路，但提出了利用外资的若干原则，例如许借洋债而禁招洋股；不在外行的中国分行借款，尽量去外行云集的外国大都会借款；所借洋债必须用于国家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如铺设铁路与开矿，以建成之后产生的持续收益还债。[10]这些原则都是为了在利用外资的同时，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国家为外资所制，为后人如何利用外资提供了不少经验。

虽然李鸿章等洋务派前期人物进行了向外学习、与洋人合作以谋求富强之努力，但王韬认为这还远远不够，批评他们的做法是“袭其皮毛”，对于富强之本“绝未见其有所整顿”。王韬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国本在于重商，“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英国商人“远至数万里外，以贱征贵，以贵征贱，取利于异邦”；“英之国计民生全恃乎商，而其利悉出自航海”；重商之国本兼以兵辅之，“盖英之立国，以商为本，以兵为辅，商之所往，兵亦至焉。而兵力之强，全在商力之富，以商力裕兵力。二者并行，而乃无敌于欧洲”。因此主张中国与西方各国通商，也要做到“兵力、商力二者并用，则方无意外之虞”。王韬触及了帝国主义一切国家活动都围绕着经济活动进行的事实，并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与商业活动相互配合的运行逻辑做了较早的观察，但因其将商品流通看作利润的源泉，将对外贸易看作致富的唯一途径，故而对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分析仍然限于“重商”“工商立国”“兵商一体”的类似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重商主义阶段的外部直观。[11]

相较李鸿章、王韬的“隔靴搔痒”，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如钟天纬、郑观应等人则开始触及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实质。钟天纬指出清政府在签署不平等条约中犯了关税过低、利益均沾、门户洞开等根本性错误，为帝国主义侵夺中国利权大开方便之门。虽然提出的解决办法仍然限于振兴商务、取得贸易顺差、挽回利权而带有与王韬相仿的重商主义色彩，但其对于经济侵略与传统武力侵略之差异性、经济侵略的隐蔽性与深刻性做出了最初的分析，因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呜呼，西洋之蚕食人国也，不为争城争地之谋，但为得寸进寸之计。其始以通商为饵，似无占据土地之心。其继以拓埠为名，渐露垄断利权之计。迨彼之贸易日盛，即我之生计日穷；彼之国势日强，即我之人心日馁。卒之民穷财尽，欲拒无可战之兵，欲和无可赔之饷，非割地请成，即委国以去。彼固兵不血刃，不费一钱，唾手而坐收千里之版宇也。”[12]郑观应在这一开创性的分析之后，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问题做了最早的全面总结，明确提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是其他层面侵略的核心，其他层面侵略是配合着经济侵略进行的思想：“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其同样认识到经济侵略的隐蔽性、深刻性：“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掠夺敝国无形。”此外，郑观应的进步思想还在于认识到外国金融资本、金融机构在经济侵略中具有枢纽性意义，在中外合股的汇丰银行中国分行中存在“西商操其权，而华商助以资，而西商受其益”的问题，并且意识到在隐蔽的经济侵略内部还存在着更为隐蔽的以洋钱流通为主要方式的金融侵略活动，因此主张反对经济侵略，首先在于通过建立自主银行和夺回货币自主权从而掌握金融主权。这些都是非常进步的思想。[13]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与洋务运动破产，资产阶级改良派登场。改良派深受西方经济学理论影响，在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引进外资的问题上比洋务派走得更远。例如谭嗣同完全否定了保护关税的必要，主张实行彻底的自由贸易，“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汤寿潜也多从积极方面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他首先明确指出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引进外资的必然性，认为在当前世界历史的发展形势下，重新退回到闭关锁国、封闭僵化道路上去的做法是不可能的：“为今之人，度今之势，虽尧舜之圣智，秦政、汉武之雄略，万不克闭关而谢客矣。”[14]这就从理论上为保守派的主张画上了句号，使中国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认知彻底走出了主观排斥的阶段，开始进入客观接纳、因势利导的阶段。所谓客观接纳、因势利导的意思是说，不是仅把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当作必然宿命接受下来，而是主张在不利的形势中看到有利的因素，因势利导，化不利为有利，将侵略手段为我所用，以求反制对方。这些卓越见解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揭示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自否定”的辩证本质。例如，为应对帝国主义掠夺我国劳动力资源，汤寿潜主张让死刑犯出国做工，这样可使“戾气”由外国承担，不生变则可暗中“兼为中国间谍”，“盗取情报”，一旦生变，也可给敌国“制造麻烦”。既然对外开放不可阻挡，不如尽量多开通商口岸，从而打破少数洋商垄断，使洋货在相互竞争中贬值，我则坐收渔利。无须忌惮洋人入境，反而应该多多招徕，使外商久居中国，一方面，其在中国置办的不动产最终留于我手；另一方面，使帝国主义再欲发动战争时顾及本国侨民而投鼠忌器，提高我国的安全系数。允许洋人在中国投资设厂，以创造多重好处，一则为我国底层民众创造工作、开辟生路；二则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学生不必花钱留洋亦可于自家“师夷长技以制夷”；三则对外战争期间在国内即能购进西洋军火，不怕敌方阻截。[15]

改良派的长处在于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其看待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眼光较之从前来说更为客观，且能深刻捕捉不利形势中的种种有利因素，开启了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问题的辩证思考；但弊端也正在于其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过深，因而片面地强调开放通商的好处，忽略了经济侵略的实质，因而其认识只是走到了另一个片面的极端。改良派之中，梁启超的分析最为全面、辩证和深刻。早在1910年，梁启超便已经明确指出，利用外资是一把双刃剑，利用得好，可以加速本国经济发展；利用不好，则被债权国控制，甚至导致亡国。关键在于借外债、利用外资的政府要有能力驾驭外资，而清政府无疑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吾既为欢迎外债论者之一人，同时亦为反对外债论者之一人。而欢迎与反对，要以政治组织能否改革为断，以现政府而举外债，吾所认为有百害而无一利者也。”梁启超延续了马建忠、薛福成关于利用外资原则的思想，重新提出了两条原则。第一，是用于生产，“用之于生产的，往往食外资之利；用之于不生产的，势必蒙外资之害”。第二，是管理得法，“苟能全盘布画，分期偿还，则虽多而或不为病；反是则其末路之悲惨，不可思议”。首先，政府必须在借外债的同时保持独立自主、国家主权不受侵犯；其次，必须有能力把外资运用得适当、高效，用于生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避免借来的钱被腐败所吞噬。[16]梁启超的贡献在于不仅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利用外资问题对于殖民地国家的两面性，而且首次提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之处在于建立一个有能力驾驭外资、维护主权完整的国家政权。这一见解深刻影响了孙中山开放门户、利用外资必须“操之在我”的思想，更通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成功取得苏联援助的建设实践获得了升华与现实化。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改良派退场而革命派登场。革命派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问题上的观点与立场基本继承改良派与梁启超。一方面，孙中山认同必须开放门户、利用外资，“利用外资，可以得外资之益，故余主张开放门户，吸收外国资本，以筑铁路、开矿山”；“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兴实业，实内外所同赞成的”；“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主张必须将外债用于“生产之事”，其利用外资的原则也继承了马建忠、薛福成、梁启超的思想：“至中国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鸩毒，不知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并将利用外资的原则总结为更为凝练的“操之在我”。[17]但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加之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天不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导致其没有能力领导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自然也就无法做到“操之在我”，同样也不能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进行完全、彻底的分析。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在北伐战争达到最高潮时叛变了大革命，随后建立起依附于英美帝国主义的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正确认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实质，提出旨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的政治纲领，乃至于用革命实践将理论与纲领现实化的历史重任必然要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肩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传入中国后，自觉或不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的左翼知识界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问题重新进行了系统、严肃的研究，为推动上述历史进程进行了宝贵的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