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在十八世纪的重要性

我们注意到，在所有这些思想者中，有一个包含若干前提的共同信念，他们与自己所处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共同面对它们。他们并不质疑那些前提，而是寻求协调它们与音乐事实之间的关系。他们在自己的时代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或许是他们的看法得到了认可：那个时代的有文化、有教养的社会必须以相似的方式来回应一种艺术的激励。十八世纪的民众对艺术作品形成普遍回应的信任比不上他们对社会某一部分的正确回应的信任，也不及他们的另一个信任——得到合适和必要教育的整个社会可以共享那个正确的回应。在这一见证人人平等之理想诞生的时代，所有人的不平等由出身所致，但是他们有权利使自己得到平等。鉴于此，十八世纪乐于看到像共济会这些运动的兴起，这一运动形成了相同精神的结盟及其普世性追求。十八世纪看来像是一个法则与规章的时代——一个礼数为终极审视和“趣味”为首要思量的时代。由于这一原因，以后的时代将它看作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在此，形式比内容更重要，方法比问题更重要。十八世纪的社会则从未以这一视角来观察自己。

或许我们所有的这些作者最突出的展示就是对理性进程的共同信念，它仍然必须考虑与之相对的感情或情感原则。这只是又一种对持久不变的人性两极状态的表述，但这种两极化的张力处在一个音乐历史时代的中心——这个时代就是通常所指的古典时代。对十八世纪的进一步探究将不仅显示其社交生活，还将呈现这一时代的艺术生命力在何种程度上依靠对持续性调整的认识，它要求在智识与情感、逻辑与感情——头脑与心灵——之间作出平衡。

注　释

[1].牛顿认为，上帝在宇宙中的地位如同一位纠错者，纠正他（牛顿）构想的天体运行中小的不规则运动，例如，就像看管一部复杂机器的工程师。法国科学家皮埃尔-西蒙·德·拉普拉斯（1749—1827）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牛顿所认识到的不规则意涵的数学事实。当他被拿破仑责备完全忽略了上帝的地位——万物创造者时，他的回答是：“阁下，我没有必要以那一点为前提。”

[2].天主教最热忱的支持者之一托玛斯·阿奎纳（1225—1274）就成功地化解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与教会之教义间的矛盾。

[3].“迷信”[superstition]一词包含着不理性的意思，在思想自由的十八世纪通常也被作为宗教的同义词。伟大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4）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探寻基督教传播的原因时，其写作典型地体现了十八世纪面对宗教问题的理路。这在下面两段文字中得到充分说明，这两段均选自第十五章，第二段是最为讽刺的段落之一。信仰对于凡俗的人是一种如此迫切的需要，因此任何一种神话体系的瓦解，十有八九很快就会有另一种形式的迷信取而代之。但是，异教和哲学世界对于万能的上帝，不是向他们的理性，而是向他们的感觉亲手提出的证据，竟如此毫不在意，我们又如何能原谅呢？在基督时代，他的使徒的时代，以及他们的第一批门徒的时代，他们宣讲的教义都曾为无数的神的奇迹所证实。跛脚的能走路了，盲人能看见了，有病的痊愈了，死者复生了，恶魔被驱除了，自然规律也往往为教会的利益而暂时不起作用了。但是，希腊、罗马的圣哲们却不理睬这些惊人的奇迹，只一味忙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对于受着精神或物质统治的世界的任何改变，似乎完全无所觉察。在提比略统治时期，整个世界，或至少在罗马帝国的一个著名的省份，出现过三小时违反自然的天地一片漆黑的情景。甚至如此神奇的，理应引起人类的惊愕、好奇和虔诚的事件，在一个注重科学和历史的时代，竟然无人注意，就那么过去了。这件事发生在塞内加和老普林尼在世的时代，他们一定亲身经历过这一奇异事件，或很快便得到关于这事的信息。这两位哲学家都曾在他们的苦心经营的著作中，记录了他们的不倦的好奇心所能收集到的一切重大自然现象，如地震、流星、彗星和日月蚀等等。但是他们俩对于自世界被创造以来，凡人的眼睛所曾亲见的那一最伟大的奇观，却都略而未谈。普林尼的作品中专有一章讲述一些性质奇特、历时较久的日蚀；但他却仅只满足于描述在恺撒被刺后奇特的天光反应，说是在那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太阳都显得暗淡无光。这一晦暗的季节，显然不能和耶稣受难时反自然的天昏地暗相比，但那个值得记忆的时代的大多数诗人和历史学家，却倒都对它大书特书了。[译注：这两段译文均选自黄宜思和黄雨石翻译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M.洛节编本）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89页、第302-303页。]

[4].Jean de La Bruyère, Du souverain ou de la république (Paris: Firmin Didot, 1858).

[5].Anlexander Pope,The Rape of the Lock, canto 3, lines 5-8.

[6].英国国王查尔斯一世丢掉脑袋的原因就是他相信国王只需要向上帝说明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听从“神授”的安排。由于英国自1688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由议会主政的君主立宪国，所以1776年的美国革命只反抗殖民统治，并不反对君主制度。另一方面，法国和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直到1789年的革命前一直保持着绝对的君主制度。

[7].这一观点表明了一种在当时普遍的哲学思考，称之为“经验主义”[empiricism]。

[8].James Harris,Three Treatises,The Second Concerning Music,Painting and Poetry(2nd.ed. London, 1765); facsimile reprint, Garland, New York,1970.所有引文都选自第一章。

[9].所选巴铎的全部引文都引自该书的第一版。它们分别可见于该书的第11、14、299、30、267、268、279和282页。由本书作者英译。

[10].在他所编的《音乐辞典》（巴黎，1768）中，让·雅克·卢梭对“奏鸣曲”这一音乐概念及意义进行了如下的阐述：“器乐赋予歌曲生命并增加其表现力，但绝不能取代它。为了搞清我们总感困惑的奏鸣曲的混杂意涵，我们或许也应该像不成熟的画家那样在其绘画下方写上：‘这是一棵树’，‘这是一个人’。我从不会忘记名人伯纳德·德·冯特奈[Bernard de Fontenelle，1657—1757]的妙语，当他被这些永不见终止的器乐曲激怒时，他急不可待地大声叫道：‘奏鸣曲，你到底想要我什么？’卢梭的观点很鲜明：没有歌词的音乐或多或少总有些愉悦感，但却是没有意味的声音。”作者英译。

[11].Johann Mattheson,Der volkommene Capellmeister, revised trans.with Critical Commentary by Ernest C.Harriss (Ann Arbor, 1981), p.123.

[12].Charles Avison,An Essayon Musical Expression (London, 1753; facsimile edition New York,1967),p.4.

[13].Ibid, p.60.

[14].Ibid, p.2.

[15].Mattheson,op.cit.,p.460.

[16].Avison,op.cit.,p.74.

[17].“启蒙运动”可谓“理性时代”的同义词，它指一个特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通过对一切事物的理性质疑形成对诸多社会责任和态度的重新审视。

[18].Avison, op.cit., p.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