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上了GIS

上了香港大學，我主修自小熱愛的地理，副修經濟。那時的地理系，涵蓋的範圍很廣，包括城市規劃（urban planning）、環境學甚至地底地面的建築設計等。

二三年級時，適逢有個GlS客席教授來港大開班。聽到GlS的概念，已萌生這是世界未來的感覺——我自小學開始迷上地圖，並把各地的知識如地形、氣候、語言、文化等分門別類自製筆記。但搜集的資料愈多，愈覺得難以在一個像紙張這樣的平面上好好表達，只是未想到有甚麼更好的方法。

GIS的英文全寫是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中譯是「地理資訊系統」，它結合了地理學、地圖學、資訊科技，把數據資料與空間位置連結後，為機構和個人傳遞這些資訊，從而提升生產力。

GlS用電腦分析和整理多層次的地理資料，比紙張地圖更方便易用。那時GlS班只收20個學生，我有幸是其中之一。結果20個同學中，最終只有我一人從事GlS的工作。

畢業後，最開心是可以為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和政府整理香港第一張植被（vegetation，指覆蓋地球表面的植物）地圖，原來香港因為地理和氣候的關係，植物的多樣性更勝英國。植被覆蓋度對環境保護有指標作用，因此意義重大。當中也需要運用GlS的知識，我有機會學以致用，更感GlS的實用。其後，我又聯同香港大學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學系的師生團隊，共同為香港建立了首個香港生態學數據庫，為香港生態學研究提供了數據資料的基礎。

製作「植被地圖」的過程中，親眼見識了香港宏觀的植被環境，香港表面上很都市化，實際上有近7成土地被植物覆蓋，樹木的高低大小也可從地圖中反映出來。這幅地圖是學術與興趣的完美結合，能夠以專業知識為社會和學術界貢獻，令我深感自豪。

我同時也在港大兼教GlS，能夠把這門學問傳揚出去本來令人興奮，可是慢慢我就發現，以教學方式並不足以把GlS發揚光大——每班極其量教導二三十個學生，即使教十年八載充其量也不過數百人，春風化雨雖然是自小的心願，但影響有限；而當時GlS仍只屬學院內的玩意，政府和商界仍舊普遍使用手繪紙張地圖，遠遠落後美加等地。

要推廣GlS，我醒覺到自己需要離開學院，離開安全區（comfort zone），嘗試創業。回想當初，自己的心態像個農夫，原本一心只想勤懇播種，培訓更多GlS人才。但是，細想一下便知道這並不足夠，我必須同時建立一個市場，一個泉源豐沛、活水不息的生態環境，製造就業機會，讓學生能學以致用。解決紙張地圖衍生的問題之餘，發展下去，這個生態系統更可以把創新科技、創新人類和創意思維匯集緊扣在一起，進而開拓新經濟新市場，令香港發展成更具競爭力的城市。

於是，我毅然拿出全部積蓄，投入創業，全力推廣GlS。這個決定當然引來親朋戚友的反對，認為我會斷送大好前程……

當時腦內不禁浮現德國化學家、曾於1910年獲諾貝爾化學獎的奧托·瓦拉赫（Otto Walkach, 1847–1931）的傳奇故事。話說他年少時酷愛文學藝術，父母也大為鼓勵，但後來他發現自己對化學的興趣更大，也與自己一絲不苟的性格更吻合，於是他毅然全身投入化學研究，「智慧火花一下子被點燃了」，成就一個偉大的化學家。他的故事在在說明，興趣結合性格特點能發揮更大的優勢，加上我分析了客觀市場狀況，很清楚自己的決定並非一時衝動——我當時只有廿多歲，又沒有家累，大有放膽一搏的資本。

主意已決，我便展開了創業的冒險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