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重要概念阐释

（一）“听的传统”和“听之道”

所谓“听”之道，一是指听的哲学、听的观念或听的思想，既指哲学，也指观念；二是指听的对象的虚拟性，即听道，因为道无形质，无色无味，所以听的是虚拟的对象，道有虚拟性、玄妙性和规律性内涵。老子所谓“大音希声”,“希声”历来注家都解为无声[19]，老子讲的就是听道，既然无声，则无关于耳朵，无关于感性经验，而是一种哲学体悟，是哲学地听、思辨性地听，此处“听”可解释为接近，“听道”即接近“道”。显然，“听的传统”比“听之道”包含更广。一方面，因为儒、道两家都有自己的“道”，这个“道”为听的传统提供哲学基础和观念基底，也提供可操作性思想概念，使我们传统里的听，更具深度，更具意味，更具精神性；另一方面，听的传统既包含了具体的听的方式方法，又包含了具体的听的对象和内容，如“季札观乐”，这位吴国公子访鲁，观听虞、夏、商、周四代多国之乐，既有器乐，也有歌舞，甚至评论了乐曲抑扬顿挫的声音形态，不仅美其声，也参时政，问德行，显然他听的对象、听的内容、听的方式等，都有实体性、社会性和历史性，这大概也可以说是季札的听之道[20]。

所以，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既有“道”也有“器”，既有“虚”也有“实”，道器不二，虚实结合，并非完全两分，而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突出特点。

（二）“实听”和“虚听”

这是本书拟创的最重要概念。“实听”和“虚听”的内涵表达了感觉对象和声音对象的区别，也突出地凝聚了儒、道两家听的思想行为的特点，虽然儒、道两家都有许多关于“听”的议论，留下了许多重要思想材料，但儒家更倾向实听，道家更倾向虚听。

“实听”与儒家学派的思想倾向密切相关。自周、孔以来，无不强调礼乐之治，古人所谓“文之以礼乐”，现代人所谓“礼乐共同体”[21]，都是实际的具体的东西。儒家论乐材料也最多，历代正史的“礼乐志”、“音乐志”、“历律志”,“十通”中的音乐史料，先秦诸子书中许多关于音乐的议论，《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音乐史料，“经部·乐类”的音乐专门著作，“集部”的文人涉乐文章和诗词歌赋，《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等音乐史料，无不反映出儒家思想强调实听的特点[22]。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首领，以其实听的活动而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其音乐事迹如：困陈、蔡而“弦歌不衰”，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击磬于卫”、“取瑟而歌”、“学鼓琴于师襄子”、“《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乐则《韶》《武》，放郑声”……都有实听的具体对象，有乐器、有歌舞、有音乐作品，这就必然地造成儒家论乐的思想最切近音乐本身，也最切近实际音乐生活，耳朵—音乐，对于儒家成圣的理想，意义也最重要。孟子论乐当然也是这样的，所谓“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有实际的声音对象存在（《孟子·告子上》），所谓“与民同乐”（《孟子·梁惠王下》），也有钟鼓管龠之音，也是实听的对象，强调实听的行为。而荀子论乐，讲声音动静与人情心性的关系，更举先王雅颂之声、繁省廉肉节奏为例来讨论，无论是“贵礼乐”还是“贱邪音”（《荀子》之《乐论》《礼论》等篇），都有声音实体的存在，故荀子也有实听的强调。所以不奇怪的是，后世儒生论乐，多有实际的声音现象，有具体的听觉行为。实听，成了儒家音乐哲学的突出特点。

而道家学派因为有虚玄的哲学态度、高蹈的思想姿态、思辨的逻辑方法，因此就更多地与中国传统里的“虚听”发生关系。我们不难发现，道家思想家如老子、庄子，都有音乐言论，但也都喜欢讲虚听，前文提及老子的“大音希声”（《老子·四十一章》）当然是显例。但老子也知道“五音令人耳聋”的道理（《老子·十二章》），这个“五音”当然是可听的，只是他更喜欢强调不要过分，所谓“听之不足闻”而已；庄子有人籁、地籁、天籁之说（《庄子·齐物论》），人籁是排箫一类编管乐器，当然可听，但他强调自然之乐，即自然而然的非人为的“天籁”，这也是道的音乐，无声之乐，成玄英《疏》所谓“天籁深玄”，只能够虚听，只能够去想象和思悟。如同老子谈论了“五音”这样的实听对象一样，庄子也讲到了北门成与黄帝议论由听赏《咸池》之乐带来的思考（《庄子·天运篇》），有“始闻”、“复闻”、“卒闻”三个境界，当然也有可实听的对象；他还喜欢讲音乐寓言来讽刺儒家学派（《庄子》之《大宗师》《秋水》《山木》《让王》等篇），也都有实际的曲目或声音出现，都有实听的对象。但不奇怪的是，他更喜欢“自闻”，不喜欢“彼闻”，即是说“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庄子·人间世》），成玄英《疏》:“耳根虚寂，不凝宫商，反听无声，凝神心符”，所谓“不着声尘”，庄子自己也说“听乎无声”（《天地》），成玄英解释为“绝声，不可以耳听”，这当然是没有声音对象的听，还是强调道家音乐哲学的虚听。对于庄子，“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善听实际的声音或音乐不是重要的，反而要进入“心斋”、“坐忘”的状态，“丧我”、“自忘”,“自得”、“自取”（《骈拇》），离朱之善观，师况之能听，在道家看来，他们的聪明却正是要丢掉的东西，所谓“堕肢体，黜聪明”、所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大宗师》），若要近道，就必须要不被外在的声色所干扰。这便也是庄子听的哲学，也是其道术，杂家的《吕氏春秋·君守》其所谓“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这一思想也有道家色彩。需要说明的是，道家论乐并不如一般时俗所言是排斥音乐，也绝非不懂得音乐或一味地高谈哲学，他们只是喜欢以实际的声音对象来反衬无声的希声，以实听来说明虚听而已，反映出一种朴素辩证思维，没有对立面的存在，何谈辩证思维？实听与虚听、有声与无声，不正是对立而言的吗？因此这可能也是道家听的传统的重要特点。与孔子对儒家实听的影响一样，老、庄的虚听思想也对后世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人们的听觉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所有那些关于无声之乐、无声之听、无声之美的观点，几乎都脱不开道家思想的影子。

故而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不仅强调有实体性的听，听声、听律、听情、听曲等，这必然联系到历史、社会和人生，有极强的现实性；也有极富中国哲学特点的虚拟性的听，神听、道听、无声之听，这是中国超越性哲学在音乐文化里的体现，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