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多元激荡的社会思潮^[1]

以文化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不仅仅是西方列强的武力扩张，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对不同种文明的认可与接受，这一过程伴随着自明代以降的中西方接触的始终。概括来说，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变化集中在“由天下到万国” 观念的转变之中。这一过程充满了抗拒与误解，也饱含着自矜与无奈，成为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主线。无论从何种视角观察，都离不开对思想者的分析与解读，也正因如此，依据思想、文化承载者的主体——具体的人——所处的阶层、社会地位、历史作用进行划分，通常对应为雅与俗、官方与民间、精英与大众、先进与保守等。

晚清以来的社会变局，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汇聚成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应对外来文化的挑战？解决这一难题，要基于以下的社会现实。第一，晚清社会的经济基础逐步遭到瓦解。这种瓦解有一个由沿海到内地、由城市到农村的过程，前文提到的石家庄地区的传统纺织业受到的冲击，就是自然经济解体的现象之一。经济基础瓦解在国家层面上集中体现为国力下降，再加上赔款、军费，甚至兴办实业等大项开支，国库空虚，反馈到社会生活的层面又表现为人民负担日益沉重，传统的自然经济已经不堪重负。第二，思想层面的混乱，集中体现在专制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在动摇。虽然有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在明朝后期开始的中西近代接触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精英的思想也开始“转向”^[2]，并且一直在调整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开始出现“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但整个晚清至民国初期都伴随着各种思想的激烈交锋。还应看到，“中国人百年以来在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努力都是以‘雪耻图强’作为意识背景的（这是很自然的）……无论出之于仇外或媚外，都是一种情绪反应。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都不是理智的选择”^[3]。以积极的方面来看，从“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无人怀疑过君主政治之外尚有其他更好的政体”^[4]，到追求维新、共和。这一切都表明明清之际，被视作最完善的专制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在动摇。第三，社会精英基层自身受到最大的冲击，阶层间割裂、脱离的更加明显，思想、文化领域的运动转向社会启蒙。余英时先生刻画了明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转型过程中被边缘化的现象。^[5]而杨国强先生则深入分析了在晚清中国社会的近代变迁过程中，士人阶层为了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产生了“理与势的脱节，义理与事功的脱节，民生与富强的脱节，以及士人社会与下层社会的脱节”，造成这种脱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化变迁的滞后性，像中国这种有着长久历史、深厚积淀的古老文明尤其如此。“于是思想、学理、意见、愿望都能借助文字而化作横议”^[6]，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即便是当时的“潮头人物”，其持论多有鼓噪之嫌，思想既多、又浅且驳杂的“思想者”也并非少数，“是以与鼓荡相伴随的，常常是浮嚣”^[7]。但这也恰恰是该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历史特征。换言之，此一历史特征也是中外文化冲突与武力强权、民族斗争纠缠的必然结果。

为了更清晰地观察晚清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前辈学者作出了诸多有益的尝试，相关成果颇丰。笔者囿于学识所限难以望前辈学者之项背，且过于宏观的视角对于本书这样一本“小地方”的区域文化史研究也是不合时宜的。作出如此的判断，是基于以下的理由：石家庄的城市发展历史至今不过百余年，其所属的正定府的地位也多体现在军事防御功能上。自其开埠至“五四”时期，石家庄城市发展虽称得上迅速，但与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程度还是相去甚远。也就是说，此一时期石家庄处于由农村向城镇的转变过程中，并没有蜕去“农村性”特征，这与处于晚清“巨变”中的绝大多数地区是一致的，或许对西方文化的接触有早有晚，接受或抗拒的程度有大有小，但都没有脱离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事实。那么，基于文化研究的视角，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指出：“农民的文化为了让它自己能延续存在下去就必须不断地把它从外界舶来的思想传输给它所覆盖的那个社区”^[8]，这给我们观察石家庄区域提供了两个视角：与外部思想文化中心的联系；主流思潮对该地的影响。因此，至少有两点是笔者愿意并努力作出尝试的：第一，提升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9]的重视程度。重点观察该阶层的承上启下作用，即对主流思想的接纳、传递、示范作用。第二，新型传播媒体对主流思想的宣传，即向下的扩散与传播，及所营造的“公共舆论空间”。通过这两个视角，品味石家庄这样一个“零基础”的村庄，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一般民众内心也进行着艰难的抉择和抵抗。

应当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自身革新的基因，自明以降“内在的渐变”不可谓不显著。^[10]但当19世纪“西方文化入侵所激起的剧变”来临之时，“渐变”不足以立竿见影，因此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但终究在“西化”的潮流中刻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形成了多元激荡的社会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