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学术史回顾
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初衷，绝不是以地理的区域将研究对象与周边隔绝开来，因为仅仅依靠常识，我们就会知道联系是绝对的，是割裂不了的。这种联系，既包含了纵向的时间上的，也包含了横向的空间上的，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观点看待问题。地理上的划分是为了找出研究对象的独有的文化特色，但这种划分有时也会给研究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就像本书一样，即使以现代石家庄的行政区划来努力扩大研究的范围，但是依旧避免不了在方家的眼中，本书有些“先天不足”，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历史不久远，资料不充分。好在有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予以支撑，才能使本研究得以继续下去。
目前尚无以“石家庄文化史”为主题的通史研究专著。研究成果最丰富的莫过于“燕赵文化”的研究成果。包括刘洪升著《燕赵文化史稿》（近代卷二），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主要介绍了近代河北的新闻出版业的发展、地方志的编纂；民俗、民间信仰、宗族的演变及观念；戏曲、民间曲艺及艺术。[144]可惜《燕赵文化史稿》（近代卷一）至今未见出版，相关内容应该包含近代河北地区的思想、学术、宗教等诸多重要内容。《燕赵文化史稿》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研究河北的通史著作。其他成果则多有专章介绍，如张京华的《燕赵文化》是最早的相关研究的专著，梳理了燕赵文化的发展脉络，概括各时期的特征，更接近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145]杜荣泉的《燕赵文化志》，是《中华文化通志》中的一部，该通志是近年来文化史研究的重大工程，从史料性来看，是比较可靠的工具书。[146]王长华主编的《燕赵文化研究系列丛书》，是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燕赵文化研究中心”的成果，该系列将河北优秀的文化事项均纳入研究的视野，广博专精兼备，是不可多得的优秀成果。[147]其他著有专章的研究成果还有不少，多是着眼于分析燕赵文化的历史源流，落脚于对当今的启示和意义，不再一一赘述。另外，严兰绅主编的《河北通史》，是近年出版最重要的通史性地方史著作。其中方尔庄的《河北通史》（清朝下卷）对本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148]
具体到对石家庄的研究，石玉新的《石家庄通史》（近现代卷），是该地方史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149]石家庄市政协编的《石家庄文史资料》，共17辑，是不可多得的地方史料文献。杨俊科编的《石家庄近代史编年》，为地方史研究者提供了清晰的时间轴。[150]戴建兵的《传统府县社会经济环境史料（1912—1949）——以石家庄为中心》，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151]郑凤杰主编的《石家庄民俗文化》，内容翔实丰富，足资用作研究地方文化的参考。[152]另外，李惠民的《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1901—1949）》，也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城市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都试图把眼光更多地关注于普通百姓的生活，这是两个领域的研究所应当持有的共同的研究价值取向。[153]论文方面，本书在论述相关内容时会提及，恕不再一一列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近代地方史研究中实物史料的重要性非常突出，无论是旧照片、印刷品，还是证章、文书和广告，都极具研究价值，足可弥补文字史料之不足。但对身处高校的研究者而言，对此类史料都有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因为，地方性的博物馆、档案馆中此类藏品不多，多散之民间。藏品既分散，而收藏信息非圈中人又不易获得，所以地方史研究对实物史料的使用并不多，对于实物史料的解读更是少见。本书因机缘巧合在实物史料的使用上有所突破，皆得益于青年收藏家王熙[154]的无私奉献。正是一则关于“石家庄的百年记忆” 老影像文献展的新闻报道，引起了笔者对其藏品的关注。在新闻界朋友的帮助下，笔者联系到王熙，初次见面即冒昧地提出将其藏品收于本书之中，以便能使更多关心石家庄历史的人获得直观的感受。王熙不以为忤，反而仔细询问了笔者关于本书写作的初衷及思路。之后不几日，便邀请笔者面谈，最终慷慨地“提供满足本书写作所需的一切藏品”。当然，由于本书时间断限、内容所限，收录的各类实物史料不及他藏品的百分之三、四，希望能起到“窥斑见豹”的作用。
本书收录的特别珍贵的文献有：
1.1927年，石门市政公所审定，石家庄中华书局印行，套色石印版的《石家庄全图》。就笔者所见的石家庄地方资料而言，此图为初次见到。其价值在于：印刷质量好，信息极为详尽。“图中标注了官厅、局所、税局、商会、医院、学校、邮政、电报、电灯、车站、桥梁、街道、商铺、字号、戏园、澡堂、庙宇、公所、妓院、水坑、坟地、市场等信息，十分详尽，是石门市自治时期的缩影，见证了石家庄城市历史的开端，弥足珍贵。”可与《京汉铁路旅行指南正编》所载之《1923年石家庄全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34年石家庄街市图》及《石门新指南》所载《1942年石门市图》相对照、印证，足以纠正其他地图之讹误，也足以展示早期石家庄城市化发展的历程。图见本书彩页。
2.1927年，石家庄邮局的照片。石家庄的邮政业务是伴随着石家庄的城市发展而起步的。1902年，京汉铁路修至石家庄。为了方便参与施工的外国人及当地绅商的需要，1903年初，在东连湾（今新华东路以北）设立了邮政代办铺商，同年11月，设立枕头邮政分局，隶属北京邮政总局管辖。至1910年，枕头邮局设有于底镇、振头镇、休门镇、梅花镇、寺家庄、丽阳、贾市庄、岗上等代办所。1914年3月，枕头邮政局被核定为二等邮局，隶属直隶邮区管辖。1918年年初，枕头邮局改名为石家庄邮局，随着业务的扩大，石家庄邮局搬迁至大桥街。关于石家庄邮局的发展记述是清晰的，但终究没有照片来的有冲击力。在这张题名为“中华拾陆年玖月廿壹日石家庄邮局办理北上邮装纪念”中，读者可以一窥石家庄邮局的“庐山真面目”。图见本书彩页。
3.正太铁路石家庄车站的旧照片。一为“正太铁路石家庄车站及工作人员合影”。图中清晰可见9名身着铁路制服的车站工作人员年轻的面庞；正太铁路石家庄站窄小、逼仄的候车室、进出站口；一旁矗立的告示牌上“稳妥第一，免去危险”“火车行动时，切勿上下”的警示语，顿时将人们带到了那个蓬勃发展的年代。二为“1925年，迎护西藏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自山西抵石家庄车站赴京的场景”，与前一张略显冷清的场景相比，特意搭建的装饰，使得迎接仪式热闹而隆重。图见本书彩页。
4.正定隆兴寺大殿东壁“普贤菩萨眷属塑像”的旧照片。本件藏品与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关野贞的拍摄位置几乎一样，但照片中的塑像已有残缺，时间可以确定比日本人晚。不禁让人感慨，这位不知名的拍摄者为后人定格的岁月的痕迹。
其他如民国时期的：正定四塔；正定阳和楼；正定古城墙、南城门、南城门瓮城；石家庄街道街景、集市；各类广告、海报、明信片等，近三千件，琳琅满目，精品之多让人叹为观止。由于篇幅所限，不及一一备述。此类实物史料，收藏界称为“杂项”，既有品类繁多之叹，亦有上不得台面之嫌，其研究价值实大于赢利价值。因此，此类藏家必有“留住历史，留住记忆；展诸公众，教化后人”的胸怀。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再次向青年收藏家王熙的无私支持表示感谢，也对他投身于地方实物史料的收藏研究和拯救式搜集，表达由衷的敬佩。
[1] 本章作者系石家庄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袁丙澍博士。
[2] 关于“文明生态史”相关理论的发展脉络，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冯玮教授的《“文明形态史”研究补遗——影响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三位学者及其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3] 详见冯玮《“文明形态史”研究补遗——影响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三位学者及其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4] 参见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 关于基督教入华史，参见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力、刘銮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略》，上海书店1990年版；周燮番：《中国的基督教》，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郭卫东：《中土基督》，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连东、张喜爱：《基督教的传承与变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
[6] 连东、张喜爱：《基督教的传承与变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页。
[7] 连东、张喜爱：《基督教的传承与变异》，第247页。
[8] 陈垣：《基督教入华史》，《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1页。关于也里可温教，请参见该书《元也里可温考》。
[9] 陈垣：《元也里可温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第54页。
[10] 蔡美彪：《元氏开化寺碑译释》，《考古》1998年第9期。
[11] 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12] 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第23页。
[13] 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第24页。
[14] 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第28页。
[15] 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第29页。
[16] 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第36页。
[17] 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第38页。
[18] 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第38页。
[19] 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第39页。
[20] 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第39页
[21] 连东、张喜爱：《基督教的传承与变异》，第227页。
[22] 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第40页。
[23] 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第49—50页。
[24]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第68卷《宗教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页。
[25] 连东、张喜爱：《基督教的传承与变异》，第232页。
[26]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4、62页。
[27] 其中代表性的专著有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28] 关于“教案”概念的厘定，请参见董丛林教授的《“教案”概念的近代渊源与今用问题》，《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笔者赞同董丛林教授的基本观点：“第一，当事人须一方是外国教会势力，一方是中国人员；第二，其间的冲突、纠纷，须是通过官方运用行政、司法和外交手段处理而形成案件者。”若以文化视角观之，笔者认为事实上的范围还可以适当扩大，例如，当时一个案件的形成多有其他诱发因素、积蓄不满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不一定所有的事件都经官形成“案件”，多种地方势力的介入，一方面压制不满和矛盾；另一方面也可能将小的矛盾生发成大的冲突。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来，这个过程更具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而非仅指官方立案的部分。当然，官方介入的案件从资料的角度来说必然更集中和可靠。
[29]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30] 《圣祖实录》（三），《清实录》第六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69页。
[31] 朱金甫主编：《清末教案》（第一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150页。
[32] 朱金甫主编：《清末教案》（第一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155—156页。
[33] [英]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叶凤美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0页。
[3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Ⅱ），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7页。
[3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Ⅱ），第337页。
[3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Ⅱ），第391页。
[3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Ⅱ），第665页。
[3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Ⅱ），第733页。
[3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Ⅱ），第735页。
[40] 北伐军转战经过，详见张守常、朱哲芳《太平天国北伐西征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九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8页。
[4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九册），第509页。
[4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九册），第509、525页。
[4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册），第24页。
[45] （清）孙传栻修，（清）王景美等纂：《光绪直隶赵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六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48页。
[4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九册），第538页。
[4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九册），第561页。
[48] （清）陈詠修：《同治栾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九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563、606—607页。
[4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九册），第578页。
[50] （清）庆之金、贾孝彰修，（清）赵文濂纂：《光绪正定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三册），第144页。
[51] 耿之光、王桂照修，王重民等纂：《民国重修无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八册），第531页。
[52] （清）朱绍谷修：《光绪藁城县志续补》，《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六册），第177页。
[53] （清）陈詠修：《同治栾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九册），第563页。
[5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册），第24页。
[55] 佚名：《畿辅平贼纪略》，《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五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
[56] 佚名：《畿辅平贼纪略》，《近代史资料文库》（第五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
[57] 孟昭章修，李翰如纂：《民国晋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五册），第523页。
[58] （清）王肇晋纂：《咸丰深泽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七册），第369页。
[59] （清）周晋堃等修，赵万泰等纂：《光绪续修赞皇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九册），第272页。
[60] 王自尊修，李林奎等纂：《民国元氏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九册），第492页。
[61] （清）奕䜣等撰：《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295），《清代方略全书》第16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498页。
[62] （清）奕䜣等撰：《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295），《清代方略全书》第168册，第509—510页。
[63] （清）宋陈寿纂修：《同治续修束鹿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五册），第332页。
[64] （清）奕䜣等撰：《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295），《清代方略全书》第168册，第518页。
[65] （清）孙传栻修，（清）王景美等纂：《光绪直隶赵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六册），第348页。
[66] 孟昭章修，李翰如纂：《民国晋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五册），第524页。
[67] （清）宋陈寿纂修：《同治续修束鹿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五册），第332页。
[68] 耿之光等修，王重民等纂：《民国重修无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八册），第531页。
[69] （清）奕䜣等撰：《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卷296），《清代方略全书》第168册，第553页。
[70] 详见郭豫明《捻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7页。
[71] （清）宋陈寿纂修：《同治续修束鹿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五册），第332页。
[72] 孟昭章修，李翰如纂：《民国晋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五册），第525页。
[73] （清）朱绍谷修：《光绪藁城县志续补》，《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六册），第178页。
[74] （清）陈詠修：《同治栾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九册），第564页。
[75] 孟昭章修，李翰如纂：《民国晋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五册），第525页。
[76] 关于西捻军渡过滹沱河的情况，郭著《捻军史》有相关的叙述，其采信的是《捻军史料丛刊》中的《朱学勤致曾国藩》书信史料，“偷搭浮桥，自未至丑，从容毕渡”。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朱氏信中提到“滹沱甚涨”。同时，《同治栾城县志》中也提到“滹水陡涨”。在北方冬天发水是比较少见的事情，可见，对于这一特殊事件，朱氏及县志所载非虚，那么，《民国晋县志》中所载的“聚木为桥，水辄冲坏”的渡河场景就有很高的可信度了。西捻军十余日间，在晋县、藁城、栾城境内寻机渡河而遭遇大水，数次渡河未果，且最终以惨烈的方式南返，比之朱氏所言“偷搭浮桥，自未至丑，从容毕渡”，更加可信。所以本书采用县志的记载。
[77] 拉尔夫·林顿认为，在两个社会力量不对等的状况下，文化接触会伴随着四种类型：力量优势，文化有优越感；力量优势，但文化有自卑感；力量弱势，但文化有优越感；力量弱势，文化有自卑感。并用以解释义和团运动中带有巫术、迷信色彩的活动。参见Ralph Linton，“Nativistivc Movement”，Reader in Comparative Religion，1943.转引自陈银菎《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1860—1899）》，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8页。
[78]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学界多有著述，成果丰厚。林华国教授认为“起于山东，延及直隶”的说法值得商榷，笔者从其说。参见林著《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79] 林华国：《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3、85页。
[80] 方尔庄：《河北通史》（清朝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
[81] 王美秀主编：《东传福音》（第6册），《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185页。
[82] 孟昭章修，李翰如纂：《民国晋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五册），第525页。
[83]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0页。
[84]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75页。
[85] 王美秀主编：《东传福音》（第6册），《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第185页。
[86] 耿之光等修，王重民等纂：《民国重修无极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八册），第531页。
[87] 王美秀主编：《东传福音》（第6册），《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第185页。
[88] 王美秀主编：《东传福音》（第6册），《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第185—186页。
[89] 王美秀主编：《东传福音》（第6册），《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第186页。
[90] 王美秀主编：《东传福音》（第6册），《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第186页。
[91] 张权本修，李涌泉纂：《民国高邑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七册），第108页。
[92] 王自尊修，李林奎等纂：《民国元氏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九册），第492页。
[93] 金润壁修，张林等编辑：《河北省平山县志料集》，《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71页。
[94] （清）李中桂等纂修：《光绪束鹿乡土志》，《束鹿县志（五志合刊）》，《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68年版，第1283页。
[95]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3页。
[96] 参见李惠民《近代石家庄城市史研究述评》，《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97] 近年有报道说，有历史爱好者在鹿泉龙泉寺发现元大德四年石碑，碑文中有“石家×”字样，推断有可能是最早的关于“石家庄”的史料记载。暂且存疑。
[98] 《明嘉靖获鹿县志》中，所谓的“七十二乡”，对照实际名称，实际记载有80个乡的名称，去除疑似重复的许营乡、杨家庄，共记载了78个乡。
[99] 详见李惠民教授的专著《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及《清末石家庄兴修铁路前后的变化》《近代石家庄城市化起点的人口规模研究》等论文。以及江太新、任吉东等人对《清代获鹿档案》的开发与利用的多篇论文。
[100]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四），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66—1673页。
[101]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四），第1674—1683页。
[102]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0—171页。
[103]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169页。
[104]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182—183页。
[105] 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页。
[106] 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第267页。
[107] 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第27页。
[108]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187页。
[109]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200—201页。
[110]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205页。
[111]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225页。
[112]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225页。
[113]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225页。
[114]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253页。
[115]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261页。
[11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丁电线》（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第1796页。
[117] 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近代交通史全编》（第2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118] 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2页。
[119] 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近代交通史全编》（第26册），第109页。
[120]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321页。
[121] 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近代交通史全编》（第26册），第106页。
[122] 马里千：《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1881—1981）》，中国铁道出版社1983版，第10页。
[123] 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近代交通史全编》（第26册），第109页。
[124] 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下），第837页。
[125] 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近代交通史全编》（第26册），第107页。
[126]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406—408页。
[127]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411—412页。
[128]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732页。
[129]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8、127页。
[130] 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近代交通史全编》（第32册），第50页。
[131] 《申报》（影印本）第75册，“正太路工”，1903年12月31日第2版，上海书店1983—1985年版，第831页。
[132]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411页。
[133] 详见李惠民《论近代石家庄铁路枢纽的形成》，《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34] 《正定府转催光绪二十三年分民数、谷物册卷》，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655-3-1689。
[135] 交通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近代交通史全编》（第32册），第63页。
[136] 张鹤魂编：《石门新指南》，出版地不详，《石门新报社》，1942年，第328页。
[137] 参见李惠民《近代石家庄城市人口的跳跃性增长》，《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38] 陈佩编：《石门市事情》，《河北省获鹿县及石门市事情》，新民会中央总会，1940年，第1页。
[139] 佚名：《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1926年第181期，第19页。
[140] 蒋锡曾：《河北省“县缺等次”之商榷》，《河北月刊》1936年第4期，第3页。
[141] 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656-2-283。
[142] 张志徵：《获鹿行记略》，《河北月刊》1933年第1期，第19页。
[143] 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655-1-1289。
[144] 刘洪升：《燕赵文化史稿》（近代卷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145] 张京华：《燕赵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46] 杜荣泉：《燕赵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7] 王长华主编：《燕赵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8] 方尔庄：《河北通史》（清朝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49] 石玉新：《石家庄通史》（近现代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50] 杨俊科：《石家庄近代史编年》，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
[151] 戴建兵：《传统府县社会经济环境史料（1912—1949）——以石家庄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52] 郑凤杰主编：《石家庄民俗文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版。
[153] 李惠民：《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1901—1949）》，中华书局2010年版。
[154] 王熙，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铜冶人，生于1985年的他，虽然年纪方三十出头，却被石家庄乃至河北的收藏界视为藏界“老人”，这一点，在阅历决定眼力的收藏圈，可谓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