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风险态度及其度量方法

人们面对不确定性情境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偏好，就称为风险态度（Risk Attitude）。Pratt（1964）和Arrow（1974）在John 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1944）的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风险态度理论，将风险态度分为三种类型：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风险中性（Risk Neutral）与风险偏好（Risk Seeking）。他们还提出了绝对风险厌恶和相对风险厌恶的概念。风险态度可以用效用函数或效用曲线来描述。下面以消费者面临的一张彩票L=［p；W₁，W₂］来说明风险态度。假定消费者在无风险条件下可以获得的确定性财富为W，则如果满足U（W）＞p*U（W₁）+（1-p）*U（W₂），则该消费的风险态度为风险厌恶，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是严格向上凸的，满足U′（W）＞0，且U″（W）＜0；如果满足U（W）=p*U（W₁）+（1-p）*U（W₂），则消费者为风险中性，风险中性的效用函数为线性的，满足U′（W）＞0，且U″（W）=0；如果满足U（W）＜p*U（W₁）+（1-p）*U（W₂），则消费者为风险偏好，风险偏好的效用函数为严格向下凹的，满足U′（W）＞0，且U″（W）＞0。相应的效用函数曲线如图2-1所示。

图2-1 风险态度效用函数曲线

Joop（2002）和Berg等（2003）的研究表明，大多数投资者是风险厌恶者，只有少数是风险爱好者。李剑峰、徐联仓（1996）通过实证研究也得出，在现实生活中，风险厌恶决策者要多于风险偏好决策者。在许多经验研究中都假定个体的风险态度是没有差异的，即经济学家们一般都假定个体属于风险厌恶型，这种假定在理论研究上有很多方便之处，而且与大多数实际情况相符合。然而风险态度有风险厌恶、风险中性和风险偏好之分，决定风险态度的因素也有很多，它包括个体的个性、拥有财富的多少、消费或投资风险大小等。同时，由于不同个体的经济、行为等特征存在差异，因此其风险态度必然存在差异，不同的个体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上表现出不同的风险态度，那么假定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风险态度，而且都假定为风险厌恶，显然与现实不相符合。尹敬东（2000）就认为投资者是风险偏好者而不是风险厌恶者，“这主要是由于风险厌恶假设并不能完全解释诸多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使得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受到影响”。但如何准确地区分不同个体的风险态度，一直是学术界的难题，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如经济学、心理学等）角度，对此进行探讨。

John Von Neumann和Oskar Morgenstern（1944）提出的期望效用理论认为，人们在不确定性情况下的理性选择就是在一系列约束的条件下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期望效用理论仅仅考虑了方案的期望值，却忽视了方案本身的风险程度以及决策者对待风险的态度。由于期望效用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阿莱斯悖论”（Allais Paradox）、埃尔斯伯格悖论（Ellsberg Paradox）以及偏好反转等现象，Kahneman和Tversky创立了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该理论对Savage（1954）修正主观期望效用的理论模型、对决策者的决策行为进行更为现实的描述。权重函数、两阶段模型、支持理论、价值函数四部分构成前景理论的主要部分，在风险态度研究中，价值函数与权重函数应用非常广泛。Tversky和Kahneman（1992）研究证明，在获利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风险厌恶；但在面临损失的情况下，就倾向于风险偏好。而且，无论在损失还是获利的情况下，人们对结果相对于一个参照水平的偏离更敏感。任郑杰、周锋（2006）认为还可以基于收益均值和方差来构造E-V效用函数，用以衡量风险态度，得出风险态度为风险规避的充分必要条件是E-V效用函数的一阶和二阶导数均大于零；风险态度为风险中性的充分必要条件是E-V效用函数的一阶和二阶导数均等于零；风险态度为风险偏好的充分必要条件是E-V效用函数的一阶和二阶导数均小于零。李剑峰、徐联仓（1996）的实证研究得出，决策者在进行个人财产决策时的风险厌恶程度要高于进行企业财产决策时的风险厌恶程度；对同一问题进行决策时，低职位的决策者表现出比高职位决策者更大的风险厌恶。Haimlevy（1994）通过对食品、钢铁、房地产行业的一些公司的实证研究得出，随着资产实力的增强，决策者的风险厌恶倾向会降低。

还有学者从心理学学科的角度来研究人们的风险态度以及其对人们行为和决策的影响，如周龙升（2006）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决定人们行为的是其相对拥有的资源量。资源拥有量越少，行为越表现出风险偏好；若资源已经获得，则行为表现出风险厌恶。而且认为人们对某件事情的风险态度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风险态度还与资源的稀缺程度相关，面对最稀缺的资源，趋向于风险偏好；而面对相对不稀缺的资源，趋向于风险厌恶。

Lex Borghans等（2008）在分析风险偏好影响因素时发现，人们在诸如教育程度、失业时间长短、性别因素、父母教育程度、是否长子、年龄等因素对风险态度的影响方面还没有达成共识。Nicholson和Soave（2005）认为人格特点、社会背景等因素决定其风险态度，并进一步指出，处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与处于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相比，其风险态度更趋向于风险偏好。Tversky和Kahneman（1992）认为参照点影响人们的风险态度，影响人们决策的不是绝对效用值，而是实际损益量与心理参照点的偏离方向和偏离程度，即相对效用值。Tversky和Kahneman（1992）还认为决策框架影响决策者的风险态度，即不同的语义描述，形成不同的心理参照点，进而影响决策者的选择行为，这就是Tversky和Kahneman所说的“框架效应”。

关于如何衡量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有如下几种办法。

第一，风险等值法，也称“标准赌博”衡量法。许谨良（2003）和谢科范（2000）对此作了相类似的阐述。假定抛硬币打赌，若硬币出现正面，可赢得40元，若出现反面，则什么都得不到。这是一个简单的50对50的赌博，即赢得40元和什么都得不到的概率各占50%。假定现在用一笔钱来代替这个赌博，换句话说，要么参与这个赌博，要么获得一笔钱，二者择其一。问题是，要放弃赌博，至少应获得一笔多大数额的钱呢？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个特定的数额，接受这笔数额的钱和参加赌博对他们来说是无差别的。数额为Z的这笔钱是赌博的等价物，它通常被称为确定等价物。数额Z是由个人决定的。根据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所得出的确定等价物的数额把这些人进行归类。除此之外，还可以估测出每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背离数学上的合理答案。这个数学上的或者客观的正确答案是以期望值为基础的。上述赌博的期望值为20元，如果一个人愿意接受的数额小于这个期望值，那么他就属于风险厌恶者；而如果一个人要求的数额大于这个期望值，那么他就属于风险偏好者；如果他要求的数额等于这个期望值，则他属于风险中性者。极端的情况是，如果一个人认为保证获得1元钱和参与这个赌博对他而言没有差异，那么他属于风险极端厌恶者；如果一个人认为要他放弃这个赌博，他至少应获得39元，那么他是极其喜欢冒险的。

第二，李克特量表法。设计调查问卷，考察个人对某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判断，来研究个人对风险的态度。这里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通过人们估计意外事故发生的实际数目来描述他们对风险的认识。第二种情况是，只要求每个人根据各种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对风险进行排序，而不需要对具体数值进行估算。这种方法，并不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它更注重个人是如何认识风险的。或者设计调查问卷，让被调查者对自己的风险态度进行主观的评价和描述，如高海霞（2010）为了测得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的风险态度，设立了5个关于风险态度的测量项目来测量个人的风险态度，如表2-1所示。

表2-1 风险态度的测量项目

每个测量项目均用李克特7点量表，分别赋予1分到7分，分数越高意味着表示同意的程度越高。最高分35分（5×7）即为完全风险规避型，最低5分（5×1）即为完全冒险型。

肖芸茹（2000）用效用值来衡量人们的风险态度。因为效用理论强调的是人们经济行为的目的是从增加的货币量中获得最大的满足，而不是为了得到最大的货币数量，所以可用“效用值”来衡量同一货币对不同的人在主观上的价值。一方面，同一货币，在不同风险情况下对同一个人来讲具有不同的“效用值”；另一方面，在同等程度风险的情况下，相同货币量的得失对不同的人而言有不同的“效用值”。效用值的大小描述了人们（决策人）对于风险的态度，反映了决策者的行为和心理。效用值通常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来收集。

第三，经济学实验。谢识予等（2007）认为经济主体的风险态度受知识、心理、决策内容和环境等主客观因素影响，与所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很难准确了解，认为经济学实验是度量经济主体风险态度的最有效的方法。通过实验，进行大样本的风险态度的测量是深入分析风险态度、影响因素以及风险态度对个人选择的影响的基础。许多学者进行过风险态度度量的实验研究，如：Hans P.Binswanger（1980，1978b，1978c）、Dillon和Scandizzo（1978）、Kachelmeier和Shehata（1992）、Shavit和Benzion（2000）、Levy（2001）、Hartog等（2002）、Cramer等（2002）、Eichberger等（2003）、Hiruma和Tsustui（2005）等。我国学者在风险态度度量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少，只有李劲松和王重鸣（1998）、肖芸茹（2000）、马剑鸿和施建锋（2002）、毛华配（2003，2005）、谢识予等（2007）等。一般而言，研究者通常采用对博彩游戏的保留价格问题来测量个体的风险态度。丁小浩、孙毓泽、Joop Hartog（2009）认为这种实验方法的特点是简便易行。但通常人们对这类测量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存在质疑，并不确信在虚拟情况下人们的选择行为就是在其真实情景下的选择行为。在我国，除谢识予外，所进行的都是没有实际激励的摸彩实验，谢识予等（2007）通过真实的激励进行了两次风险态度实验。Harrison和Lau（2007）认为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采用真实货币测量个体风险态度所得出的结论更能让人信服。但受实验的复杂性、对被调查对象的要求较高以及成本约束等因素影响，采用真实货币的方法较难获得大样本数据，使得其应用范围受限。

谢识予等（2007）得出中奖概率和奖金大小明显影响被调查对象的风险态度，而且证实了风险态度激励效应、禀赋效应和学习效应的存在。Kachelmeier和Shehata（1992）在实验中采用的风险规避指标为“确定性等价比”（Ratio of Certainty Equivalent，CERATIO），谢识予等（2007）采用的风险规避指标为“转换风险规避价格”（Transformed Risk Averse Price，TP），，其中Z是彩票中奖时可以得到的奖金，α是中奖概率，P是被调查对象给出的彩票价格。CERATIO与TP之间的关系为CERATIO=1-TP，而Hans P.Binswanger（1980）和肖芸茹（2000）采用指标Z来度量每个人的风险态度，其中，其中ΔE是均值的增量，而ΔS_E是标准差的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