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应适度扩充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范围和强度

（一）应适度扩充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范围

对家庭暴力概念的界定，决定了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范围，因此，“征求意见稿”对家庭暴力的界定的主体范围和客观表现形式都应适当扩大。

“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身体、精神等方面的侵害。本法所称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具有家庭寄养关系的人员之间的暴力行为，视为家庭暴力。”对家庭暴力概念的界定，不仅反映了立法者对家庭暴力本质属性的认识，也直接决定了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适用范围，因此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时必须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合理界定家庭暴力的内涵与外延。“征求意见稿”所确定的家庭暴力无论在主体范围还是客观表现形式上都略嫌过窄。

从主体范围来看：（1）把家庭成员限定为“包括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是不当的，一则限定在共同生活不当，随着家庭关系的离散化，有些甚至多数近亲属并不在一起生活，共同生活的限制将极大阻碍该法的实施；二则限定在近亲属不当，女婿与岳父母、儿媳与公婆之间，不是近亲属，难道他们之间的暴力不属于家庭暴力？（2）同居关系之间发生的暴力排除在外不当。同居关系和前配偶关系中，暴力行为较为多发，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具有相似性，例如双方都生活在一起，当事人双方存在或曾经存在着情感的依恋关系等，只是没有履行合法的结婚登记手续。有人认为将同居关系中暴力视为家庭暴力会间接承认同居关系合法，这是不正确的。将同居关系中暴力视为家庭暴力与是否承认同居关系合法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在不合法的关系中，我们也不能允许侵害彼此的人权。况且，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反家暴法对家庭暴力主体范围的界定既包括亲属关系（婚姻关系、血亲关系、姻亲关系），也包含同居关系、伴侣关系等亲密关系，并且不限于当下的关系，前配偶、前同居者、前伴侣关系也包含其中。从客观表现形式来看，“征求意见稿”仅仅将家庭暴力限定在身体和精神侵害也是不当的。在我国现实发生的案件中，家庭暴力的形式除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外，还有性暴力和经济控制。其中，性暴力作为一种对受害人身心健康、人格尊严的严重侵犯行为，对受害人的影响和伤害比单纯的精神暴力和身体暴力都要严重。此外，当今国际社会的立法都已将性暴力规定为家庭暴力的重要形式，我国的反家暴法如不规定，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部法律的国际评价。

（二）应适度加大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力度

在适度加大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力度方面，反家庭暴力法应将家庭暴力案件和人身安全保护裁定都规定为独立的案由，以加大人民法院干预家庭暴力的力度。

“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受理和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这一规定容易引起歧义，家庭暴力案件能否成为独立的案由尚存疑问。因此建议修改为：“当事人以家庭暴力为由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在专章规定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同时，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赡养、抚养、收养、继承等民事案件过程中，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家庭暴力受害人在提起诉讼前，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受害人在人民法院做出裁定后30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撤销裁定。受害人无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向人民法院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这一规定意味着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是依附于其他法律诉讼而存在的。笔者认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应作为独立的案由，不管有没有其他立案都应可以申请，法院也应受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和诉讼保全的性质截然不同，诉讼保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而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目的则在于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安全。从国外规定民事保护令的制度来看，民事保护令作为独立的案由和诉讼，不依赖于其他诉讼，也不以其他诉讼为前提。只有去除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依附性，才能使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真正达到人身安全保护的目的。此外，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法律责任应当被进一步强化。它的法律责任不能仅仅依靠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和刑法中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来裁定，而是一旦违反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就应至少受到治安处罚。

再者，反家庭暴力法应当建立强制带离、强制矫治、强制教育等制度，以增强反家庭暴力手段的有效性。

在未成年人正在面临生命、严重的身体伤害、暴力威胁等紧急情况下，未成年人保护部门可以不经过父母同意，直接将未成年人带离家庭。考虑到未成年人在家庭中生活、与父母在一起才符合其最大利益，对于家庭内发生的未成年人虐待案件要慎重权衡，确认将儿童带离家庭是否必要，避免儿童被不当带离。

对施暴者的矫治和强制教育也是必需的。建议除了第十二条规定的：“监狱、看守所、拘留所等场所应当对被判处刑罚或者被依法拘留、逮捕的家庭暴力加害人依法进行法制教育、心理咨询和行为矫治。”以外，对依法适用社区矫正的家庭暴力行为人，应当加强法制教育的内容，针对家庭暴力行为产生的原因以及家庭暴力行为人的自身特点，开展矫治工作，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被公安机关告诫、予以治安处罚或被人民法院适用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加害人应当接受防治家庭暴力的法制教育、心理咨询和行为矫治。

此外，在加强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范围和力度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组织在预防家庭暴力方面的作用。“征求意见稿”专章规定了家庭暴力的预防，并进一步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但在预防措施中，还应规定充分发挥社区组织作用，建立家庭暴力社区早期发现机制，在强制报告制度中，把社区组织规定为强制报告的义务主体。应当增加有关村（居）民委员会开展防治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协助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开展社区心理健康指导、精神卫生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创建有益于居民身心健康的社区环境的相关规定，要求基层人民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通过家庭暴力危险评估、监护监督等方式建立社区早期发现机制，及时发现具有发生家庭暴力高度风险的家庭。

由于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着特殊的亲密关系，因而立法干预家庭暴力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基本问题：反家庭暴力法应有的先进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融合问题；家庭暴力概念的确定性与包容性的平衡问题；反家庭暴力措施的有效性与婚姻家庭维护之间选择问题；反家庭暴力司法措施的强制性与尊重受害人意愿的取舍问题；反家庭暴力法中的专项措施与其他法律中有关规定的衔接问题；反家庭暴力过程中受害人的需求与现实条件的制约问题；反家庭暴力法中公众期待的满足与法律资源有限矛盾的解决问题，等等。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适度性研究”（项目编号：13bfx045）的阶段性成果。

[2] 李明舜，中华女子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