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
一 研究思路
Bagnai（2009）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指出，探讨全球经济失衡有三个不同视角：[19]（1）储蓄—投资缺口法（余永定，2006），这种方法从中国宏观经济的现实，即高投资和高储蓄出发，将中国的外贸顺差归咎于高储蓄，高储蓄在一定程度上与外贸顺差属同一语义。（2）弹性分析法，通过考察汇率变化研究其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这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固有的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自2002年以来，在欧元、日元已经大幅升值的背景下，中国的贸易顺差或者说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因为人民币钉住美元而夺取了不公平的国际竞争力。（3）全球资产组合法（Eichengreen & Hausman，1999），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其国内货币不能进行国际借贷，甚至不能进行长期的国内借贷，这使它们饱受货币和期限的双重不匹配之苦，为避免受到投机性攻击，不得不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顺差。[20]
本研究寄希望于从人口方面考察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成因，是一种基于实体经济的思路，这里特别澄清两点：（1）某些学者认为基于国民收入恒等式基础上的储蓄—投资法只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而不具有解释宏观行为的功能，它可以把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外贸顺差诠释为消费不足，或者是投资欠缺，再或者是两者同时存在。笔者以为它恰恰是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为分析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虽然恒等式本身因不能被证伪而缺乏学理意义，但这仅适用于恒等式命题本身，当对恒等式中各个组成部分加以分析时，将是另一幅图景。[21]（2）部分学者认为并不是高储蓄诱发了高顺差，而是因为创造了贸易顺差才被迫带来了高储蓄。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必须从经济学的原始要义谈起。毋庸置疑，消费者是要最大化其效用的，而效用来源于商品的消费，与其他变量相比，消费更具基础性，投资和出口都可视为储蓄的手段，是对消费的被动适应。作为消费的一个镜像，储蓄与消费在地位上是齐平的。因此，有理由认为很大程度上是高储蓄创造了高顺差。
近些年，中国的国内投资一直在高位运行，最近五年投资率均在40%以上，远远高于其他同类国家，将外贸顺差归于投资不足恐难以成立，这暗示应该更多从储蓄方面寻找中国外贸顺差的成因。就人口年龄结构而言，随着中国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整个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表现为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社会储蓄率增加。此外，人口的跨行业、跨地区流动最终促成了加工贸易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这种特殊性质的附加值贸易必将引起顺差式的外部经济不平衡。
此外，本研究还运用了计量方法来验证人口因素对经常项目余额是否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考察了其影响的方向和程度。除人口因素所涵盖的两个维度外，为不失一般性，本研究亦引入了人民币汇率作为解释变量，实证结果基本可以肯定人口因素与外贸顺差之间的预期关系。进一步的方差分解表明，长期以来的人口因素对经常项目余额的影响逐渐上升，二者之间的单相因果关系有强化趋势。
二 具体的结构安排
本书以导论→现象描述→理论模型→实证检验→主要结论为脉络，分为七个章节，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主要涵盖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的主旨和方法、已有研究的文献评述、文章的写作思路、重点、难点、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
第二章为现象描述部分。主要对中国贸易收支、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人口流动做背景介绍，在对相关统计资料进行整理和测算基础上，给出能够反映上述变量大致情况的具体数值。在人口流动过程中，笔者还阐明了由限制走向松动的原因和历程，借此反映人口要素在配置上的动态变化。
第三章主要分析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储蓄效应。在生命周期模型基础上，考察人口结构对社会总储蓄的影响；此外，笔者还考虑了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密切相关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变化，通过引入虚拟变量的形式，考察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对储蓄的影响。
第四章主要分析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外贸顺差的影响。在阐述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基础上，利用储蓄投资缺口法来说明它的顺差倾向。同时，还将它拓展至对其他国家的分析，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别比较和数值模拟中，论证既有变量间的关系。
第五章主要从人口流动视角来透析外贸顺差的原因。人口流动中的帕累托改进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带来了高产出，然而，新增风险、收入分配不均等抑制了消费潜力的释放，造成国内消费低迷。此外，部分流动人口进入加工贸易部门，也助推了中国的外贸顺差。
第六章是人口因素对贸易收支综合效应的实证检验。借助协整分析和方差分解来检验人口因素与外贸顺差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因果关系，如果存在，那么各种因素在影响贸易收支上的重要性程度也需要检验；同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流动与外贸顺差在不同子样本区间上的表现。
第七章是全书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本章首先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其次在研究结论和现实状况的基础上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最后就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流动以及贸易收支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展望。
三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本研究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口年龄结构与贸易收支的关系是宏观现象，而不同生命阶段对个体储蓄的影响属于微观层面，本研究以代表性个体为基础，采用加总法将二者对接。由于与人口年龄结构直接关联的是储蓄，所以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贸易收支的关系就必须以储蓄为传导性变量，利用储蓄投资缺口法对贸易收支的定义将贸易收支表达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函数。第二，人口流动影响外贸顺差的主要机制是什么？本研究将之归结为三个方面：因劳动力资源再配置带来的增长效应；因人口流动中风险因素增加、收入分配不均产生的储蓄效应；人口流动基础上加工贸易带来的增加值效应。如何系统论述这三种机制是本研究的又一重点。
本研究的难点体现在：第一，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的影响仅限于本国范围，而贸易收支是两国“交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一国贸易收支同时是两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函数，那么如何利用外生变量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将它们写入数学表达式，进而推导出人口年龄结构与贸易收支的关系呢？第二，从静态角度来看，人口流动带来的贸易收支与加工贸易总额是一种比例关系；但从动态角度来看，加工贸易会产生技术的偏向性，进而对劳动力配置、进出口规模产生影响，如何从理论上刻画这种影响呢？第三，对于流动人口的测算，一直存有较大的争议。如何找出一个恰当的测算方法呢？由于本研究的人口流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人口学中的相关定义，而是近似于二元经济理论中的劳动力转移，加之研究的主旨在于外部经济失衡，所以在测算上又不能完全等同一般的劳动力转移。
四 研究的创新及不足
（一）主要创新
第一，在以往分析经济失衡的人口因素时，多数考虑的仅仅是人口年龄结构，出于对中国现实人口状况（包括静态和动态）的考察，本研究将人口流动也引入其中，以体现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转移，丰富了中国外贸顺差中关于人口因素的内涵。不仅如此，在讨论人口流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时，笔者把它与加工贸易联结起来，这样做既吸纳了关于外贸顺差成因的主流观点，同时又在更为基础的层面上证明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
第二，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致力于构建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实现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储蓄、贸易收支与人口年龄结构均属于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如何寻找一个恰当的微观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把它与人口年龄结构和外贸顺差联系起来呢？本研究选择了一个存活四期的代表性个体，其在不同生命阶段中的生产和储蓄行为是有差异的，这样就能够刻画出个体的特性。然后，再对社会中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数量进行假定，将先前推导出的个体在不同生命阶段中的储蓄行为代入其中，获得一国的总储蓄。
（二）不足之处
第一，本书在分析人口因素对经济失衡的影响时，将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流动视为两个平行的因素，实际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交叉影响。一方面，中国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高，劳动力要素充裕是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人口抚养负担可能并不仅仅限于单一年龄意义，如果适龄劳动力无法找到工作岗位，获取劳动报酬，那么他也应该属于被抚养者，所以严格意义上的人口抚养负担不仅应该考虑人口年龄结构，还应该考虑到适龄劳动力的就业情况。人口在地区、行业上的流动增加了就业，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所以，如何将这两种因素纳入统一的范式下进行研究，有待进一步努力。
第二，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之间的消费差异很大，即使是被抚养人口总数相等，但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结构不同也会导致被抚养负担完全不同（肖周燕，2004）。本书在计算人口总抚养比时，将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直接简单相加，有失严谨。加之不同产业劳动者的生产能力是有差异的，所以在计算实际人口抚养负担时，还应该引入就业的产业结构（周渭兵，2009）。
第三，文章在分析人口流动对经济失衡的影响时，还显得薄弱，不够深入。笔者的观点是：人口流动带来了高增长，引起了高储蓄和高顺差。可见，在人口流动对外贸顺差的传导机制中，所涉及的环节多，迂回性强，各个环节是否一如笔者预期？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人口流动？对于这些问题还不能给出有力的经验证明。
第四，在实证分析中，虽然突显了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流动对经济失衡的影响，但由于受到统计资料的限制，引入的控制变量还不够全面，没有考虑影响贸易收支的其他因素，如利息率、居民的时间选择偏好、政府的出口退税政策、劳动生产率、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等，而这些因变量的缺失会损害结论的可靠性。随着相关统计资料的完善，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1] 2005年2月23日，IMF总裁拉托发表了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主题演讲，正式提出“世界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概念。
[2] 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中国外贸顺差的绝对额尽管仍巨大，但占GDP的比重在下降；美国国内储蓄率有所提高，经常账户赤字由200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5.3%降至2.6%；石油等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使得石油出口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减少。国际经济失衡能否通过危机而得以矫正，目前尚无定论，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称“国际收支严重的失衡性仍然存在”。
[3] IMF认为，要大幅减少全球经济失衡而不造成全球衰退，就必须通过汇率变动调整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进出口价格，而汇率调整负担的分配，取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是否与欧洲一起让本币升值。把全球经济失衡归咎于中国发展，把中国外贸顺差简单归结为人民币低估，这是不科学、不符合实际的。自2005年7月第四次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超过20%，但这期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一反预期——不降反升。战后的日本也曾对美国保持了大量的外贸顺差，旨在敦促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格局。
[4] 以2000年为例，流动人口中15岁以下占9.3%，15～29岁占57.2%，30～44岁的占25.0%，45～69岁占6.0%，60岁以上占2.5%。详见马忠东等《劳动力流动：中国农村收入增长的新因素》，《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第2～10页。
[5] 施建淮：《怎样正确分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4期，第5～10页。
[6] 以克鲁格曼（2000）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贸易余额与经济福利之间并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董涛说：“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双边贸易数字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就像纽约州和明尼苏达州之间的贸易平衡一样毫无意义”；法国经济学家吕夫把美国可以任凭贸易赤字居高不下而安然无恙的状况称为“无泪的赤字”；张二震和安礼伟（2009）认为贸易差额是各国要素专业化生产最有效率的环节，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进行整合的结果，因此这种“失衡”意味着各国实现了要素的最优使用，进而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在国际生产网络下，失衡将是有效率的常态。
[7] 此前一度盛行的“脱钩论”（Decoupling）认为，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将不会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拖累，但现在看来这只是一种奢望。随着危机的蔓延，中国的出口大幅度收缩，经济增长下滑。
[8] 理论上来讲，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进出口数据应该大致相当，而事实上，中国的进口数大大高于其他国家的对华出口数，中国的出口数则小于其他国家从中国的进口数。
[9] 这里的“储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储蓄存款，它是一个大储蓄概念，没有消费掉的物品统称为“储蓄”，即S＝Y-C。
[10] 这一认识得益于彼得·希夫、约翰·唐斯（《美元大崩溃》，中信出版社，2008。）。Hausmann和Sturzengger（2005）提出的“暗物质”理论认为即使是虚拟经济，也不存在严重的失衡，因为美国存在大量未被统计的海外投资资本收益和美元铸币税等能够创造收益但看不到的“暗物质”，美国根本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经常账户赤字。
[11] 这里对于各年龄段人口在生产方面的界定，是一种近似界定，如劳动力市场中可能也充斥着14岁以下的童工；部分中年人口可能因某种原因，如身体障碍、就学、失业等而未能成为社会中的劳动者；一些老年人口虽然退休了，却仍可能承担一些社会工作。
[12] 总和生育率是指一国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孩子数，人口学家通常以2.1个孩子的生育率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标准，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意味着人口数量的零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5%上下浮动，199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为2.3%，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为1.4%，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当年生育率为1.33%。参见郭志刚《调查证实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低生育率新时代》，《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6月30日。
[13] 简要的推导如下：CA＝PX-eP*M。若，其中，CA表示贸易差额，P表示国内价格水平，X表示本国出口量，e表示汇率（以本币表示的外币价格），P*表示外国价格水平，M表示本国的进口量，则：
，进一步有：
。
[14] 这些假定主要包括：资源尚未充分利用、所有价格都是刚性的、缺乏资本运动、所有的出口品都是当期生产的。
[15] 这一方法主要依赖于Fisher（1930）开创的跨期最优消费模型，它假定人是风险规避的，商品消费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只有当人们放弃当期消费所牺牲的效用在未来得到（主观上的）等值的补偿时，人们的消费决策才是最优的，其最优化条件为欧拉方程U′（c1）＝β（1＋r）U′（c2）。
[16] 生命周期理论主要归功于美国经济学家Modigliani（1957），其主要观点是：每个家庭在每一时点上的消费和储蓄决策都反映了该家庭的成员希望在各个生命阶段达到消费的理想分布，以最大化其一生效用。这与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强调短期分析，认为当前消费主要与即期收入相联系是有区别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认为，在人口构成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边际消费倾向是稳定的，反之边际消费倾向则发生变化。
[1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4）：“World Economic Outlook”，Special Chapter on “The Global Demographic Transition”，Washington DC：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pp.137-180.
[18] 传统上把户籍变动的居住地变化叫作“迁移”，而把没有户籍变动的居住地变化成为“流动”，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没有户籍变动的劳动力流动现象趋于普遍，所以上述区别渐于淡化。详见蔡昉《中国二元经济与劳动力配置的跨世纪调整》，《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18～22页。
[19] Mann也做过类似的归纳，见C.Mann（2002），“Perspectives on the U.S.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nd sustainabi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6，pp.131-152。
[20] 与此相对应的另一极是：“超主权”货币缺失，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独霸天下，美国大肆发行纸币，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然后再来购买全球商品。
[21] 余永定（2006）、Bernanke（2005）、Blanchard（2007）、Joseph和Steven（2005）、Cooper（2008）均持有类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