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翰墨沉香久 松林歌诗万年长
——松林书院历史上办学兴盛的原因
王岩 赵习功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形式，是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以新儒学为核心的民族文化载体，起源于唐，大兴于宋，辉煌于明清。相对于以科举为目标的官学而言，书院教育把科举取士和提高生徒人文素养作为双重目标，特别崇圣崇道，提倡自由讲学，注重讨论，学术风气浓厚，开辟了新的学风，给了文人士子一个说话的空间，一个散播文化与思想的载体。
松林书院是古青州的教育圣地，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宋朝。当时称为矮松园，是一处书塾，园因奇诡二松而得名，王曾青少年时就读于此，后连中三元，官至宰相，政绩卓著，封沂国公，时人遂于园中筑王沂公读书台以志纪念。此后数百年间，松林书院几经兴衰，至明清时代，书院英才荟萃，俊彦辈出，办学盛况空前。
一 北宋矮松园：书院历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矮松园，松林书院的前身，因出了一位连中三元的宰相王曾而名声大振。王曾《矮松园赋并序》开头说：“齐城西南隅矮松园，自昔之闲馆，此邦之胜概。二松对植，卑枝四出，高不倍寻，周且百尺，轮囷偃亚，观者骇目，盖莫知其年祀，亦靡记夫本源，真造化奇诡之绝品也。”[1]著名书法家、诗人黄庭坚之父、与王曾同时代的黄庶游览矮松园时曾感慨道，“矮松名载四海耳，百怪老笔不可传”[2]，可见北宋的矮松园在当时已是颇负盛名了。
矮松园建于何年，无具体考证。但有记载的是，王曾于公元998年参加了青州的州试，以第一名的成绩中举，夺得了“解元”；公元1002年春，参加了礼部主持的省试，一举夺冠，成为“会元”；是年三月，紧接着参加了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一举夺得“状元”。后官至宰相，政绩卓著。王曾成为北宋第27名状元，第2位三元状元。科举制度推行1300多年，连中三元者仅17人[3]，而且做到宰相的又寥寥无几，王曾占有一席之地，实乃凤毛麟角，旷世奇才！
矮松园，一所平凡的书塾，培养出了一位极不平凡的连中三元的宰相，标志着迎来了书院历史上办学的第一座高峰。
二 明代正德、嘉靖、隆庆：松林书院办学的第二座高峰
光阴流转，沧海桑田。元明之际，佛教兴起，矮松园一度成为寺院。明成化五年（1469），青州知府李昂移建“十三贤祠”于此，祀宋13位有惠政的青州知州。随即“迸诸其徒，撤诸其像，尽易佛刹旧规，一由新观”，并建“思齐”“仰止”二斋和“藏修”“游息”二轩作为书房，“延四方有学行者居之以为师，檄属邑子弟知乡方而愤孤陋者，教育于兹，馆谷于兹”，统题其门曰“松林书院”[4]。时在成化五年（1469），书院正式创立，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其办学逐渐进入辉煌期。
据状元赵秉忠《云门书院记》[5]载：
青州旧有凝道书院，在郡治西南，堂室严翼，桧柏环拱，每青蘋自龙鳞起，若万壑喷巨浪，题曰“书院松涛”，其创垂题咏载《郡志》。隆庆丁卯，督学者邹公善，讲明良知，羽翼圣道，设皋比函丈于此。一时贤哲师济景从，造士作人之盛，学士先生迄今数能言。
文中所谈凝道书院即松林书院，从中可见，隆庆年间，德才兼备的士子师从名师，齐聚书院，一时间，松林书院培育人才之盛，人们有口皆碑。
据记载，从正德到隆庆年间，曾在书院读书或讲学的名人有：黄卿，正德三年（1508）进士，著名的“海岱七子”之一，官至浙江右参政、江西布政使。刘澄甫，正德三年（1508）进士，曾任山西左参议等职，致仕后曾在松林书院讲学，门生冯惟敏于1537年中举，后成为著名的散曲大师，被称作明朝北曲第一人。杨应奎，正德六年（1511）进士，官至南阳府知府，主编《临洮府志》《南阳府志》。陈经，正德九年（1514）进士，官至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其子陈梦鹤，嘉靖二十六年（1547）与异母弟梦草同科进士，为一代名儒。冀鍊，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致仕后，应邀凝道书院讲学，其门生钟羽正，万历初年进士，官拜工部尚书，不畏权势，严惩贪官，狠刹腐败之风，更为一代名臣。
嘉靖年间，松林书院办学达于鼎盛，肄业诸生科举入仕之多，显赫一时。据光绪《益都县图志》[6]记载：有明一代，青州进士及第61人（不包括3个武进士），而嘉靖朝就有15人；举人175人[7]，仅嘉靖朝就达53人。嘉靖十七年（1538），仅益都县就考中冯惟重、冯惟讷等四进士；嘉靖二十三年（1544），益都县考中冀鍊、石鲸、石茂华三进士；隆庆二年（1568），益都县考中房如式、冯子履等五进士；隆庆五年（1571），益都县考中高荐、邢玠、朱鸿谟三进士。当然，这些成就不能尽归书院，但当时书院的盛名已远在府、县学之上却是公认的。可以说，明代正德、嘉靖、隆庆年间，是书院历史上办学的第二座高峰。
三 康乾盛世：松林书院办学的第三座高峰
松林书院有一重要碑刻——《松林书院记》碑，现收藏于青州市博物馆。碑文记载的是乾隆甲午（1774）山东学政黄登贤视学青州，莅临其父黄叔琳60余年前任山东学政时捐俸重修的松林书院，对父亲恩泽青州士子，为国育才的政教伟绩感慨不已，决心继承、光大父业。其中写道：“所成就者，如徐君士林、李君元直、丁君士偁、陈君有蓄、马君长淑、辛君有光、李君志远、刘君轶政、秦君纮、林君仲懿、王君瀛、孙君果、董君思恭，皆知名士也。”对于上述人才，考证如下：
徐士林，山东文登人，进士，曾为皇子皇孙授课，乾隆皇帝也在其学生之中，官至江苏巡抚。去世后，乾隆帝下令将其画像请进“贤良祠”，与开国元勋和辅佐重臣同等待遇，这是清朝任巡抚职务之人死后进“贤良祠”的第一人。
李元直，山东高密人，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为四川道监察御史，与徐士林皆康熙五十年（1711）举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
马长淑，字汉荀，安邱人，雍正八年庚戌（1730）以第三甲中进士，官至直隶磁州知州。
董思恭，字桂川，号雨亭，寿光人，康熙五十六年（1717）乡试第一名，为“解元”，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官至湖南粮储道，工诗，著有《晦庵文稿》等。
刘轶政，山东昌乐人，王瀛，山东临淄人，二人皆康熙五十年（1711）举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李志远，山东寿光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举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进士；秦纮、丁士偁皆日照人，康熙五十三年（1714）举人；孙果，山东寿光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举人，雍正元年进士；辛有光，山东日照人，乾隆二年（1737）进士；林仲懿，山东栖霞人，康熙五十年（1711）举人，《清史稿》卷147《艺文志三》和卷148《艺文志四》载其姓名及著述，撰有《南华本义》《离骚中正》等。
以上松林学子名见《山东通志》卷94～99《学校志》。陈有蓄事迹虽不可考，但由碑文“皆知名士”推之，也应是有一定功名、或做学问或为官而有一定名气者。
仅从以上学子的籍贯可以看出，松林书院招生范围不仅仅是青州府所辖的十一个县（益都、博山、临淄、博兴、高苑、乐安、寿光、昌乐、临朐、安邱、诸城），还包括文登、高密、日照、栖霞等县，可见松林书院在山东省的名气是很大的，从而吸引了青州府以外的许多优秀生源。
据记载，康熙五十年（1711），山东省取举人46名，而松林书院培养的就有6名[8]；康熙五十一年（1712），山东省进士12名，松林书院培养的就有2名[9]；康熙五十二年（1713），山东省进士7名，松林书院培养了2名[10]。
另据考证，康乾盛世时在书院讲学或读书终有成就、誉满天下的硕师大儒还有：
赵执信，字伸符，号秋谷，博山人，18岁中进士，后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清初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诗论家、书法家。罢官后曾在松林书院讲学，有《饴山诗集》等刊行于世。
杨峒，字书岩，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松林书院山长。他博闻强识，精心研究古学，博览群书，被人们誉为“通儒”，著有《毛诗古音律服》《考古录》等。
严锡绥，安邱进士，乾隆十八年（1753）至二十三年（1758）任松林书院山长，治学有道，育才有方，德高望重，深受生徒爱戴。
李文藻，字素伯，号南涧，藏书家、金石学大家、目录学家。师从松林书院山长严锡绥，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官至桂林府同知，有大量金石学著作及《岭南诗集》8卷、《南涧文集》等数十种。
朱沅，字芷亭，曾就读于松林书院，乾隆五十九年（1794）举人，历知广西贺灵川、柳城、宣化、临桂诸县，儒雅如诸生，而所至政声大起。有《益都诗纪小传》2卷、《铜鼓轩诗钞》2卷。
由上观之，松林书院在康熙乾隆年间办学盛况之大、培养人才之众，在整个山东省绝对是名列前茅的，青州府的其他学校如府学、县学等无法与之比肩。可以说，清朝“康乾盛世”是松林书院历史上办学的第三座高峰。
图1 清末松林书院课本《孝经》《文学兴国策两卷》（青州一中图书馆藏）
四 松林书院办学兴盛的深层原因
松林书院办学几度兴盛，有多种原因。客观方面的原因有：
第一，青州发达的政治、经济大大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
作为古九州之一，青州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中国东方地区的政治中心、军事重镇和经济都会。北宋时期，青州作为京东东路治所，管辖青、密、沂、登、莱、潍、淄7个州，加上济南府、淮阳军，领38个县。青州是北方重镇，许多知州同时兼任路的安抚使，而且担任青州知州的有多位朝廷要员，例如寇准、范仲淹、王曾、富弼、欧阳修等著名的“青州十三贤”。《宋史·地理志》载“青州东道之雄，号称富衍”，这里经济繁荣，农业发达，物产丰富。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城镇的发展，青州被称为“大藩”“大镇”，青州知州刘挚曾这样描绘青州：“号一都会，士知礼义，境控海山，厥民富饶。”宋人孔平仲的《青州作》诗云：“九州此居三，山海在封域。北趋京洛近，南卷江淮直。富饶足鱼盐，饱暖遍牟麦。英雄欲飞腾，假此为羽翼。”孔平仲把青州看作英雄成就事业的飞腾翅膀，在此可以大有作为。
明代，朱元璋占领青州后，随即成立山东行省，简称“省”，为国家一级行政区。管辖青州、济南、兖州、东昌、莱州、登州6府，下辖15州、89县，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东省范围，治所在青州城，青州城遂成为明代山东行省的第一个省会。省会西移济南后，青州为二级政区——青州府，辖3个州和16个县，后仍领13县1州。物华天宝，钟灵毓秀，人才济济。清代文人安致远在《青社遗闻》中说：“明末青郡鼎盛，中朝诸巨公，并以三甲起家。司理县令、跻位六卿者，不下数十人，皆列第城中。”青州经济发展也非常迅速，成为国家的重要税源地之一。到清代“康乾盛世”，作为三齐重镇、海岱都会，两京通衢，青州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
政治的中心地位，经济的高度繁荣，带来了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作为青州府府属书院传播文化、科举取士的最主要的场所，松林书院理所当然地担负起了青州教育的重大责任，办学几度达到辉煌。
第二，书院振兴的背后一定离不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
北宋初年，官学不兴与科举举额扩大构成一对矛盾。宋太祖以武夺得天下后，希望偃武兴文，巩固统治，因而大大增加科举取士的名额。然而，作为养士之所的官学在宋初却处于废弛状态，士无所养。在宋初80年间，除国子监和太学外，官学基本处于瘫痪状态，这就为书院的兴盛提供了契机。书院成为解决官学不兴与士有所学矛盾的关键。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家吕祖谦在《白龙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可见宋初书院大师聚徒讲学之盛况。可以说，宋初的国民教育全仰赖于书院这样的民办教育组织。宋朝书院的兴盛正适应了时代对人才的需求。于是，朝廷大力支持书院的发展。北宋初年，从太宗到仁宗60余年间，朝廷对书院大事褒奖，赐田、赐额、赐书等达20多次。自王曾中状元后，为奖励矮松园的办学成就，宋仁宗曾御赐“四书”“五经”一批，并诏示各州以青州为榜样，大办儒学。自此八方学士、历朝官员，附之若潮，来矮松园观瞻、题诗，以示敬仰之情。
除去朝廷的奖励，还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著名的“十三贤”，宋代13位有惠政的青州知州，从寇准、王曾到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没有一个不重视教育，而且，他们中的数位都是文坛上颇负盛名的大家、文坛领袖，引领一个时代的文风。宋朝文人知青州，意义深远，大大促进了青州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据记载，北宋时期山东地区80余县，科举考试中有姓名可考的有140余人，仅益都一县就有19人，其中还有3个状元[11]！
在经历了元明之际的沉寂之后，明初的统治者倡导“统治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然而，官学教学质量堪忧，一方面师资力量薄弱，另一方面学校教育目标日益功利化，八股功名将读书人引上了利禄之途，渐渐湮没了学校的化民作用，学校成了科举的附庸。明中叶以后，为追逐功名，学子认真读书、专注学问的很少，与此同时，科举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其弊端日益显露，科场舞弊时有发生。官学及科举的种种弊端让很多有识之士忧心忡忡。社会急需改造教育、重建理论以教化人心，肃整纲常，维系伦理。为给教育寻找新的出路，书院重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书院承载着“匡翼学校之不逮”[12]的使命悄然复兴。兵部尚书陈经曾在《松涛诗》中说“雨露尚需滋养力，庙堂今重栋梁材”，于是从正德朝开始，书院教育迅速走向了空前的辉煌。从正德到万历的114年间，新建书院1012所，修复书院96所，书院数量空前之多。其中书院发展最为迅速的是在嘉靖年间，45年新建和修复书院达596所[13]，已远远超过了以前各个朝代的书院数，用“盛极一时”来形容这一时期书院的发展盛况毫不为过。此时的青州府更是重耕读，崇文教，加大教育投入。知府李昂创立松林书院，“殚心学校，教民亲逊，俗用丕变”[14]。松林书院从创立始属于官办性质，受政府掌握，但它与渐趋没落的纯粹官学如府学、县学等又有所不同，它继承了书院崇圣崇道、自由讲学之风，更加注重人文教化与学术的研究。除去科举取士盛极一时，书院也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嘉靖年间，活跃于青州文坛的“海岱诗社”，被誉为“诗坛奇葩”，著名的“海岱八子”中，有证据可考的三位——黄卿、杨应奎、陈经皆在松林书院读书，后皆中进士，颇有政绩，而刘澄甫致仕后在书院讲学，其门生冯裕三子冯惟敏于1537年中举，后来成为著名的散曲大师，被称作明朝北曲第一人，而冯裕殁祀松林书院乡贤祠，其余三位是否在书院读书或讲学无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引领青州诗风的八位大家，大部分与松林书院有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是松林书院敬道崇德、自由讲学之风成就了硕师大儒，同时硕师大儒的诗文著述又深深影响了书院的学术氛围。
可惜，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一纸诏书，阁臣张居正以书院聚众讲学夸夸其谈、“虚而无当”、“清谈议政动摇社稷根本”为由，毁天下书院，松林书院未能幸免。清顺治朝的书院政策以抑制为主，至康熙朝，则转向积极的疏导，慎重的支持。康熙三十年（1691）关中陈斌如奉命观察青州之际，与知府金标主持重建松林书院。此时的清政府对书院的发展已经颇为重视。据统计，康熙年间共建书院785所[15]；雍正朝因其积极开放的书院政策而推动了书院的大发展；乾隆年间，新建和修复书院达1298所[16]，书院遍地开花，蒸蒸日上，清代书院的发展在乾隆朝达到一个高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史考据在乾隆年间盛行，主要原因是政策使然：乾隆帝谕令书院诸生应当“贯通经史”，而严酷的文字狱也让不少读书人将目光移向遥远的过去，埋头故纸堆，沉潜于名物训诂。松林学子、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金石大家李文藻就是这类代表人物。
而此时的地方官员，也大都重民生，重教育，极大地促进了松林书院的发展。据松林书院碑刻[17]记载，山东督学使者黄崑圃先生“视事三年，清惠翔洽，政教修明”，为书院“慨然捐俸，重加修葺，进诸生而教诲之，饮食之”，关爱士子，不轻降黜，奖励人才，不遗寸长，深受士子爱戴，成就了江苏巡抚徐士林等许多人才，乃至“还朝之日，人士皇皇如失所恃，奏请留任不可得，相与树丰碑于青州之松林书院，跻先生于十三贤之间”。
图2 《法伟堂》（青州一中图书馆藏）
张连登，康熙三十八年（1699）知青州府，“修学宫、松林书院、范公亭、官廨、仓厫，民赖以苏。后以事诖误，罢职。百姓号呼罢市，既奉特旨复职，民皆踊跃如归父母。后仕至湖北巡抚。”[18]
罗大美，四川阆中人，举人，为政宽和，重贤礼士，出知青州，捐资修北关万年桥及十三贤祠。
裴宗锡，山西曲沃人，擢知青州，为政持大体，尤好接引文士，延请安邱进士严锡绥主讲松林书院，凡遇课期必亲临扃试，一时肄业诸生常数十百人。数年之间，登贤、书贡、成均者十余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调济南，青人攀辕遮留。立碑于北郭，曰“清正仁明”。诸生复于松林书院为立“去思碑”。后官至云南巡抚。[19]
松林书院的兴盛，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又得力于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除去上述客观原因外，也有其自身发展的主观原因。
首先，书院办学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较大的自主权。书院的负责人——山长，明、清时或地方官延请，或士绅公举聘任，其人选“不拘本省邻省，亦不论已仕未仕，但择品行方正、学问博通、素为士林所推重者，以礼相聘”[20]。后期有地方行政官或学官兼任者。松林书院乾隆年间较为知名的山长如严锡绥，是前安邱知县，进士；杨峒，举人，被称为一代“通儒”；松林书院最后一任山长法伟堂（图2），字容叔，一字济廷，号小山，胶州人，教育家，方志学家，人称“小郑玄”，光绪《益都县图志》的总编。该志纲举目张，史料翔实，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受到现代方志学家的高度评价（图3）。
图3 法伟堂主编的光绪《益都县图志》（青州一中图书馆藏）
书院所聘山长都是经明行修，堪为士子模范，能够与时俱进，制定一整套体现出合乎书院精神的教学方法与制度，实现人性化的管理；书院可以不计较出身或名号而延揽不同学派的“教习”来掌管教学，如乾隆年间聘请贡生张云会执教松林书院，“亲受业者有三进士、六举人，为生员食饩（公家按月供给粮食等物资）者不计其数”[21]。又常常聘请有名望的大儒来执教，如明代正德年间，著名学者、王阳明学派的代表人物邹守益之子邹善督学山东，创建凝道书院（即松林书院），发扬光大王氏心学，聘请致仕后的兵部右侍郎冀鍊讲学，成就了一代名臣钟羽正等；道光二十三年（1843）松林书院聘请原金厦兵备道、咸丰《青州府志》的主纂刘耀椿先生主讲松林书院等。有志于学问的人常常花费十几年时间在书院里游学研修，他们是因为书院山长和硕师大儒的道德威望和学问自愿投奔到这里的，到书院来学做人是第一位的，学知识是第二位的。书院向广大平民弟子开放，教育打破了贵族、官学的特权，这也是对自孔子以来倡导“有教无类”平民教育的继续。
其次，敬道崇德、知行合一、兼容并蓄的书院文化对学子的熏陶。
图4 省立十中时期位于松林书院的明伦堂
书院教育，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德行即道德修养。南宋朱熹曾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22]书院谨遵儒家的道德理想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践行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松林书院一开办，即立十三贤为表率，启迪诸生“仰止”并“思齐”。在十三贤中，有范仲淹、欧阳修那样的文学大家伴读，有寇准那样的政绩卓著的宰相做人格导师，有王曾那样的状元做求学路上的引航者，松林书院吸引一代又一代士子来此求学，他们往往以能在书院读书为荣，名儒、诗人陈梦鹤曾回忆说：
予自童子时辄闻吾青有名宦、乡贤二祠，心窃慕之。稍长，为诸生，习举子业于松林书院，二祠巍立院中，因见所谓名宦者有若人焉，为乡贤者有若人焉，乃历指而究之……[23]
知行合一的致用精神。中国文化史上，儒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松林书院教育目标是突出的成才观念，“教诲之于兹书院，皆能有所成就”；更希冀出庙堂所重的栋梁之材，“莅政如沂公者（即王曾）”[24]，对后生的殷殷期待之情溢于言表。在历史上，书院与中国古代科举有不解之缘，古代科举取士制度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来书院读书的人在修身养性的同时，希望借读书以博取功名，治国安邦，实现人生价值。明代陈经、陈梦鹤、陈梦草父子三人俱在松林书院读书，后都考中进士，可谓“一门三父子，都是栋梁材，英名传千古，云驼共比高”；明代杨应奎和杨铭父子二人皆为进士，他们的后人、乾隆年间的松林书院山长杨峒以及侄子杨绍基均为举人。读书为了成才，成才的标准是服务于国家和社会，这就必须有学为所用、学以致用的能力，达到“知行合一、躬行践履”的为学要求，这些观念深深影响并成就了一代又一代松林精英。
兼容并蓄的书院文化氛围也深深熏陶了松林学子。一方面是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宽松和谐。松林书院宁静、幽雅的自然环境能与士子旷达、清高且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融为一体，因而备受世人青睐。另一方面是书院授课形式上的自由与学习上自主。松林书院的授课形式，主要是“升堂讲说”，即集体授课。导师召集生徒进行集体讲解，师生可当堂质疑答辩。另有“分班回讲”，每月规定时日讲书，生童循环听课。师生之间“质疑问难”，互相质询，不同的思想互相交流、碰撞，是书院非常重要的优秀教育传统。书院提倡学生自行读书、自行钻研、自行领会，其间老师予以指导。书院还建立了《日记册》，记录、考查诸生每天的课业情况。诸生各立《日课簿》，每日将用过的功夫登记入簿，或看经书若干，或读古文、读通鉴若干，以备官、师不定期“抽签稽查”。书院还建立《德业簿》，记录、考查诸生的学业成绩和品行修养情况。这种自主学习方式，对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成为书院教育非常重要的特色之一。
再次，松林书院规范严格的管理制度。书院建立各项章程，《学程》规定为学、进德、修品之程序；《条规》规定择师、招生、奖励之原则以及财产管理、经费开支、图书借阅之规则；《训规》《训约》规定敦品养性、治学作文、为学秩序、日常生活之准则，与《德业簿》《日课簿》《日记册》等规章制度，相互配套，形成制度网络。松林书院还有完善的考课制度。课卷皆书院统一印制，生员类考课成绩分为超等、特等、一等三个等第，童生类考课成绩分为上取、中取、次取三个等第，每等内再划分名次。青州一中图书馆珍藏有数十份清末松林书院课卷，对研究书院考课制度很有价值。另外，松林书院还有完善的奖学金制度，对于品学兼优者按考课成绩的等第分别给予膏火奖，这在松林书院收藏的《特授青州府正堂加三级纪录七次李札》碑中有详细的记载。
最后，书院教学中师生以道相交，感情深厚，关系融洽。硕儒院师教育生徒往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更重导之以行，对学生十分爱护和关怀，以其高尚的人格力量影响、感化诸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品学承传。师生之间以道义相守，以诚相待，建立了纯粹真诚的师生关系。例如万历初年，已经考中举人、成为一名副其实的“孝廉”的曹璜[25]，在迎宾、拜贺之余，仍然恭恭敬敬地到身份仅为岁贡生的书院老师房如矩那里，让老师每天给自己布置读书的任务，翌日凌晨，仍向老师背诵文章，成为尊师佳话。又据李文藻《南涧文集》记载[26]，乾隆十八年（1753）松林书院山长严锡绥先生主讲期间，肄业附课于书院的举贡生童多达数十百人，1758年严先生病卒于松林书院，当时，在院生徒各“吊服加麻”，十日后，受知于严先生的举贡生童、远近僚宾上百人会哭灵前，“靡有不恸”，松林书院师生感情的真挚与感人令人动容。正是这种和谐融洽、真诚深厚的师生关系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松林学子，使松林书院成为哺育名儒的摇篮成为可能。
总体而言，松林书院历史上出现了三次办学高峰。如今，绵延了1000多年的书院教育已经结束，而真正的书院文化精髓却从来不会消逝，它早已深深融进了松林学子的血脉。在众多文化精英的心目中，松林书院永远是东方第一州——古青州的一块文化圣地。在现代教育发达的今天，探究古老书院办学的历史辉煌，解读书院兴盛的深层原因，一定会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图片：闫玉新）
（原载《青州文苑》2013年第2期）
[1] 见嘉靖《青州府志》（据天一阁藏本点校），第210页。
[2] （宋）黄庶《携家游矮松园》诗：“矮松名载四海耳，百怪老笔不可传。左妻右儿醉树下，安得白首朝其巅。”
[3] 以上几个数字均见房永江编著《状元宰相王曾》，第19页。
[4] 见嘉靖《青州府志》（据天一阁藏本点校），第280页。《祭酒陈鉴〈记〉》。
[5] 见光绪《益都县图志》卷14《营建志（下）》，2006年点校本，第196页。
[6] 光绪《益都县图志》，2006年点校本，第395页。
[7] 光绪《益都县图志》，2006年点校本，第378页。
[8] 据《山东通志》卷94～99《学校志》，其中，松林书院培养的为徐士林、马长淑、刘轶政、王瀛、林仲懿、李元直共6名举人，名载《松林书院记》碑。
[9] 据《山东通志》卷94～99《学校志》，其中，松林书院培养的为刘轶政、王瀛2名进士，名载《松林书院记》碑。
[10] 据《山东通志》卷94～99《学校志》，其中，松林书院培养的为徐士林、李元直2名进士，名载《松林书院记》碑。
[11] 见隋同文编著《青州历史文化通览》，第156页。
[12] 见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283页，引自王守仁《万松书院记》：“我明自国都至于都邑，咸建庙学，群士之秀，专官列职而教育之，其于学校之制，可谓详且备矣。而名区胜地，往往有书院之设，何哉？所以匡翼学校之不逮也。”
[13] 见曹华清、别必亮《中国书院的故事》，第32页。
[14] 见光绪《益都县图志》，第286页。
[15] 见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434页
[16] 见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440页
[17] 见松林书院藏《黄崑圃政绩碑》。
[18] 见光绪《益都县图志》，317页。
[19] 见光绪《益都县图志》，317页。
[20] 见《清会典事例》卷395。
[21] （清）杨滇：《邑先辈纪略》。
[22] 见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23] 见嘉靖《青州府志》（据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点校本），第283页。
[24] 见松林书院藏《黄崑圃政绩碑》。
[25] 见清代曹贞孺《云门辑旧》中《举人上学》一文。
[26] 见李文藻《南涧文集》中《严先生诔》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