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战后初期闽台教育合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地区受降典礼在台湾省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正式宣告了日本殖民统治的结束，台湾终于回归祖国的怀抱。

经过五十年日本殖民统治，尤其是“皇民化运动”，台湾传统中华文化备受摧残，台湾的社会景观和民众生活，都不可避免烙上日本文化的印记。在教育方面，台湾民众始终无法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而不得不接受日式的教育。因此，光复后台湾社会文化的最大变化，就是复兴台湾的中华文化。就台湾教育而言，就是要打破殖民地教育的窠臼，从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上清除日本“皇民化”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的遗毒，在学制、教科书、师资等各个方面进行革新，使中华文化成为台湾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光复初期，作为台湾文化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教育的重建，担负着去殖民化的历史重任。其任务在于：彻底铲除殖民主义教育制度，改造长期殖民统治所形成的社会奴化心理，推广国语、国文和国史教育，培养教育人才，促进两岸教育重新融合。以台湾光复为契机，海峡两岸原本源远流长的教育交流，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台湾教育重新回到祖国的体系之中。

一 福建为台湾培养和提供教育人才

抗战胜利前夕，日本败局已定，福建省临时参议会提出为光复后的台湾教育培养师资的问题。1944年5月，陈仪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也提出为台湾培训师资。经规划，国民政府最后确定在福建设立国立海疆学校（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为台湾培育师资力量。这是抗战胜利后闽台教育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除设校为台湾培养师资外，福建省还给台湾支援了不少现成师资。光复后的台湾，日籍教师大批撤走，各校师资紧缺，台湾便在福建、北平、上海、重庆等地大量招募教师。闽南与台湾地域相近，语言相通，习俗相同，台湾方面时常在这里大规模招聘师资。1946年2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委托厦门市政府在闽南招聘240名语文教员，要求师范毕业、年龄在26岁以上、能操国语及闽南语。1947年9月，厦门市政府又受澎湖县政府委托招聘40名中小学教员。台北师范学院的美术教师大多来自福建师范学院，如黄启龙、周瑛、宋友梅、吴承砚等。光复初期台湾大专院校的音乐科系最早的师资是由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教师渡海来台。台湾中等学校的音乐教师，也几乎都是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在福建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下，台湾方面在很短时间内就招募到合格、足额的教员。以台北师范艺师科和台中女中为例，1946年至1963年，台北师范艺师科专业教师共有15人，福建赴台任教的就有8人，超过半数。^[27]而据台中女中档案记载，1946年，台中女中共有50位在职教师，大陆赴台教师有39位，占总数78%，其中来自福建的就有30位，占教师总数60%。

福建还向台湾派出相当数量的教育行政干部，为清除日本殖民教育的遗毒，恢复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作出重要贡献。如福建仙游人王家骥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督学”，并先后担任台湾省立台东师范学校（今台东大学）、台湾省立高雄中学（今高雄市立高雄高级中学）等学校校长。福建大学兼职校长海澄县人邱汉平先后担任东吴补习学校和东吴大学校长。泉州人庄长恭任台湾大学校长，连江人陈鹏任台东县教育科长，负责接管台东、台中教育的谢真和罗文祥也是福建派去的。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长唐守谦教授赴台担任台北师范学校校长，1955年参与创办东海大学并任教务长及暂代校长之职。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萧而化赴台协助台湾师范学院音乐系，担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音乐专修科主任。光复初期，福建教育界人士对台湾的中学教育重建贡献良多。福建省长江中学校长金树荣担任省立台中第一中学校长，兼任省立台中第二中学校长^[28]；福建永定中学教务长姜子荣担任台南第二中学校长；莆田中山中学训育主任林一鹤担任高雄第一和第二中学校长；福建古田人钟治同担任校长接管省立屏东中学；福建永泰人、福建大学毕业生陈颐担任台湾省立高雄女子中学校长（1949）。此外，台中女中校长余丽华、台中男中校长陈洒荪、屏东中学首任校长钟治同、屏东市立一中校长郑亨观、省立花莲中学校长林民和等都是毕业于厦门大学的福建籍教育工作者。

福建为台湾输送大批教师和教育管理人才，直接促进了光复后台湾教育制度的重建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台湾教育的祖国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福建学生赴台湾读书、工作

经过日本殖民者数十年的经营，台湾建立起一套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各类专科院校规模庞大，设备完善，技术领先，职业教育优势明显，对大陆特别是福建的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为充分使用光复后台湾的教育资源，福建方面积极筹划选派学生赴台进修，以培养专门人才。如1948年，厦门市长黄天爵提交《关于保送闽南学生赴台深造的提案》，得到福建省政府行政会议的批准。当时，闽籍学生遍布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学院、台南工学院等台湾著名院校。著名人类学家、福建泉州人李亦园，就是在这时期考入台湾大学的。

八年艰苦抗战的胜利，极大激发了广大福建高校学生的爱国热忱。他们毕业后，纷纷主动要求去台湾工作，为台湾战后重建贡献知识和力量。1945年9月，厦门大学的8位应届结业生，不待校址回迁厦门，就从闽西长汀出发，辗转抵达台湾，成为第一批赴台工作志愿者。至1948年4月，在台湾工作的厦大校友已超过300人，遍布台湾各地。1947年，国立海疆学校首届毕业生计162人，多数选择去台湾工作。大批福建毕业生积极投身战后台湾社会的重建，反映了闽台间深厚而久远的亲情。

三 福建师生赴台湾教育交流

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之后，福建赴台教育交流十分活跃。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福建各主要大中专院校如厦门大学、国立海疆学校、福建医学院、福建农学院、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厦门集美高级商业学校、林森师范学校、龙溪师范学校、国立侨民第一师范学校等都组织专业考察团赴台观摩学习。众多专业人员通过赴台考察，扩展了专业视野，掌握了先进知识，对福建院校教学、研究水平的提升有积极影响。福建一些高校的负责人、著名学者也纷纷应邀赴台考察、讲学，如私立福建学院教授陈遵统、福建协和大学训导长孟良波、厦门大学校长汪德耀先后前往台湾考察文化教育，洽谈闽台教育合作事宜。1947年7月，厦门大学教育系教授郭一岑、李培圃、陈景磐和中文系教授虞愚等应邀赴台讲学；1948年，虞愚教授再次应台湾省政府邀请赴台“担任该省举办之教育人员暑期讲习会之专题演讲”，开设“怎样复兴中国文化”“中国人生哲学”等讲座^[29]；法学院院长王亚南也应邀前往台湾讲学。两岸教育高层借此增进了合作和了解，推动闽台教育交流更上新台阶。

随着闽台教育关系的不断发展，福建高校纷纷在台湾成立校友会组织，为开发和建设台湾出力。1946年5月，协和大学台湾校友会在台北成立。1948年6月，厦门大学在台北成立校友会，并在台南等地设立分会。1948年12月，旅台闽南同学会在台北成立。这些校友会组织的存在，为进一步增进两岸教育交融、密切两岸教育联系奠定基础，标志着闽台教育交流与合作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四 台湾学生来福建读书

应该指出的是，光复后的闽台教育交融并不是单向的。除了有大批福建师生赴台工作、学习、参观、考察，支援台湾建设之外，还有不少台湾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来福建读书，有力地促进了两岸教育的交融发展。福建方面为吸引台湾学生就读，出台各种便利措施。1946年12月，厦门大学新生院特别设立台籍学生国语、国文补习班，首批参加学习者即有30余人。同时，允许台湾学生以补习成绩来替代国文成绩。长期的殖民教育，极大损害了台湾学生的中文能力。1947年2月，福建省教育厅要求各中等学校降低录取标准，让台湾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被录取。为方便台湾考生升学，福建一些大学在台湾单独设立考区，直接录取台湾学生。1947年6月，福建协和大学率先在台湾设立考区。此后，厦门大学甚至提出免试录取方案，即通过成绩审查的方式录取台生，这有很大吸引力，仅1947—1948年，就录取了55名台湾保送生。厦门大学是福建省最知名的高等学府，向来深受台湾学生青睐，在1949年之前，一直是全国招收台湾学生较多的大专院校之一。

由此可见，在台湾光复后的短短的三四年间，闽台教育交流和融合有了长足的发展。海峡两岸教育交流的发展，不仅积极推动了台湾文教事业的重建，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有利于消除两岸因长期分离而形成的心理文化隔阂，也有利于两岸共同的情感结构和血缘联系的重建，对战后台湾祖国文化认同的重建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