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郑观应曾向国人提出经济思想的新武器

——纪念郑观应诞辰175周年

张晓辉[31]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其一生经历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行动上，他积极投身于时代浪潮，办工商实业求富图强。思想上，他著《盛世危言》鼓吹改革。他的思想和活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顺应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题：工业化

工业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中国工业化思想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先进分子就一直在寻找中国的工业化之路。进入20世纪，工业化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思想”。[32]

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中国工业化思想的萌芽、孕育期。中国的工业化思想以“边破边立”的方式，从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开始，到以康有为的“定为工国”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代表的思想，主体地位逐渐明确。

“重本抑末”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思想的三大教条之一。针对鸦片战争后出现的新情况，魏源修正了传统的“重本抑末”论，提出了“缓本治标”论。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中国工业化模式雏形。“师夷长技”是魏源的核心思想，成为后来洋务运动的直接思想依据。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这是一种商业先发的工业化战略。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有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其中以马建忠和郑观应的思想最具代表性。

郑观应的重商主义思想独具特色。1．他把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看作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部门，认为：“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33]商即“握四民之纲”的国民经济主导部门。基于此，他提出“以商立国”的主张，这是对传统经济思想“以农立国”的否定，意味着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决裂。2．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商战”论，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34]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更加厉害，“兵战”只是“治其标”，只有加强“商战”才能“固其本”。与列强“商战”，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3．他提出“机器兴利”论，认为机器能够“既事半而功倍，亦工省而价廉”，“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35]

广东省曾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摇篮，由于较早睁眼看世界，领先与外国人接触，粤地成就了一批推进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和工商业发展的人物。其中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利用丰厚的买办资本，投资于新式企业，直接催生了中国的近代工业文明，成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者。有学者评价，香山人在洋务运动的关键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36]

之后，康有为提出中国“定为工国”；梁启超提出“以工立国”；孙中山主张落后的中国必须走工业化之路，工业化的第一步乃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之操作，实现工业革命。

中国近代“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之争论直至20世纪40年代初才结束，最终后者完胜，工业化道路取得经济发展主导地位。

提出独具特色的经济思想新武器：商战

郑观应是甲午战争前后风靡一时的“商战”理论的主要代表者，“商战”理论乃其经济思想的核心。

19世纪末，洋务运动失败，“师夷长技”的工业化模式终结。1894年，体现郑观应成熟而完整的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横空出世，书中系统地阐发了“商战”理论。

郑观应向国人提出了新的思想武器——“商战”。早在1880年，郑观应在反映其改良主义思想的著作《易言》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包括：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富国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人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1894年，郑观应在《易言》的基础上完成《盛世危言》。书中写到，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其“取材之地、牟利之场”，于是采用“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秘，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他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37]至此，郑观应完成了他“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的转变。[38]

如上所述，郑观应首次提出了“兵战”不如“商战”，认为中国在反侵略方面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他强调“以商立国”，即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要求政府实行护商政策，包括收回海关、保护关税、裁撤厘金、自由投资等。

《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书中的革新观念和“商战”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商业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据说，光绪皇帝看过书后，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此书被当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亦评“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由此可窥见其对治理国家之价值。

受《盛世危言》影响的不仅有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还有革命者孙中山、毛泽东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突破“重农抑商”的传统，以农为经、以商为纬，率先接受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与郑观应的思想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毛泽东在1936年回忆自己青年时阅读该书的感想说：“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39]

注重商战之魂：经济竞争

“竞争”，这是中国传统素来缺乏的观念。大量的个案表明，早期受雇于洋行的买办，往往同时又是一名独立商人。买办在为洋行服务的过程中，不仅感受到华洋之间的不平等，也亲见国家利权的大量流失，其民族意识逐渐觉醒，郑观应就是典型代表之一。他走“实业救国”之路，与洋商竞争，为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振兴而努力，表现出可贵的民族精神。

郑观应是一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企业经营家。1858年，郑观应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约20年时间，他先后在英商的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买办，又自营贸易，开设商号、钱庄，投资轮船公司。1880年后，李鸿章先后聘其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其间他渐渐脱离洋行，结束买办生涯。1896年任汉阳铁厂总办，1906年任粤汉铁路公司总办。

执意追求创新的意识，在郑观应身上反映得非常充分。他自谓“曩时总理宝顺和太古轮船公司事务，嗣又与洋人创办公正轮船公司及各口揽载行三十余载……于中外商务利弊，颇知梗概”。[40]他曾偕官商先后创设及总办上海和各地厂矿、电报、轮船等公司，均有劳绩。[41]

发展现代工商业，必须有一大批具有近代素质的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必须建立近代企业制度，按照确定的通行规则行事。传统华商往往采用合伙经营的方式，集资范围和经营规模都受制约，旧的经营方式不适用于近代企业形态。郑观应的企业创新主要表现在开创新的行业、企业并建立健全制度，率先将西方法律思想和一系列的竞争机制、股份公司制、保险机制、核算机制、用人机制以及科学技术等，纳入企业的经营管理体系之中。他主张企业商办，提倡民主管理，实行多元化经营，还将合同法和有限责任等新概念与中国诚信守诺的传统相结合，按法规办事，勇于任事，工作尽职尽责，表现出企业家应有的精神风范。

正因为郑观应具有优良的业务素质，依靠企业创新，进行高效经营，故能畅游于商海，不惧强大的竞争对手。他和唐廷枢、徐润主持经营轮船招商局，不仅转亏为盈，还与庞大的外商轮船公司相抗衡，迫使英商怡和、太古洋行妥协，签订齐价合同。甚至还收购了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书写了中国近代企业经营史上的经典范例。

外国银行在中国的设立和发展，激发了中国人自办银行的想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工商界有识之士已深悉银行的重要性，郑观应著《盛世危言》中有“银行”专文，将银行视为“商务之本”和“百业之总枢”。[42]1907年10月，上海商务总会有发起创办中国华商银行之议，新加坡、广州等埠的商会迅速表示赞同，要求参与发起之列。其他海内外商会代表对此亦有浓厚的兴趣。至1910年6月底，海外各埠认股金额达570万元，国内各埠亦有400余万元。[43]遗憾的是，由于当时金融恐慌和时局动荡不安，筹备了数年的中国华商银行终未能成立。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举办世博会，是中国有此主张的第一人。书中的《赛会篇》集中反映了郑观应对世博会的理解，谓：“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返，声闻不隔。”[44]

粤汉铁路南段是岭南最重要的铁路运输路线，北通京、汉，南抵广州，同海运连通衔接，为我国南部的铁路中枢。在近代历史上，列强企图通过借款筑路等手段，控制此段路权。1901年，根据与清朝政府达成的协议，美商合兴公司开始建筑粤汉铁路，但之后又违约向比利时大量抛售股票，使股权发生转移。1904年，湘、鄂、粤三省绅商要求废除与美商合兴公司签订的出卖粤汉铁路合同，收回利权，集资自办。次年，清政府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将粤汉铁路赎回，交由鄂湘粤三省自办。我国铁路收回利权之举，实以此为嚆矢。同年8月，广东商民筹股4000万元，成立全省粤汉铁路总公司，以郑观应为总理，继续筑路。次年9月，广东段自广州黄沙开工，其办理为当时三省之最有成效者。

中国内地商人的竞争意识甚为淡薄，郑观应作为轮船招商局帮办，稽查长江沿江各分局时，探索了轮船招商局在长江上竞争不过英商怡和、太古两洋行的原因，并在日记中作了较详细记载。[45]如1894年4月22日，轮船在四川夔州附近停泊，郑观应与字号“王茂昌”的新会葵扇商相逢，谈及商务，得知其从香港包载直至汉口，仅完子口税，到万县每包给经手用钱2分，挂旗虽通例银5两，然而太古洋行私下通融，只需给半即行。香港有普源公、广源亭、震源祥三家揽载，专包揽各口货物，商务利权悉归西人掌握。重庆为长江上游地区重镇，5月初，郑观应抵渝，与当地人士谈及商务。郑观应注意到本地商人除渝帮外，又有外省八帮，“每帮各有董事，生意大小不等，而皆不足与洋商抗衡”。他鼓励四川商人购机仿制玻璃、火柴等洋货，与洋商公司竞争。他还主张利用中外条约满期之机，对有碍我国自主之权者进行更改，提高进口税税率，以保护土产。[46]

历史地位与影响

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香山因邻近澳门、香港及广州，中外贸易和商品流通迅速兴盛。香山境内的石岐、小榄、前山等地，因商业繁荣而成集镇，精通中外贸易业务和外国语言的买办应运而生。上海开埠通商，外国商人和广州、香港的洋行纷纷抢驻上海。曾与他们有过长期合作和交往，又熟悉英语的香山人很自然地成为上海洋行的第一批买办。中国近代三大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是香山籍买办的突出代表，他们相互提携与合作，以上海为中心，建立起庞大的商业网络和人际关系体系，成为19世纪中国工商界的头面人物。

郑观应机智聪颖，敢于担当，有高度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感。时人歌舞升平、浑浑噩噩，而他却有自觉的忧患意识，世人皆醉唯他独醒，先天下之忧而忧，写出惊世巨著《盛世危言》，超乎常人。他努力克服盲目性，观察和了解世界，认真探索问题的症结，力求做到知己知彼。他有大无畏精神，勇于接受外界的挑战，敢于应战。当今盛世，实亦有喜有忧，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郑观应遗留的思想与精神财富，居安思危，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郑观应的思想具有先进性，应作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予以肯定。他顺应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题——工业化，走在时代前列，具有前瞻性，是观念不断更新的思想家。之所以说郑观应“先进”，是因为其思想与时俱进，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近代化（或称早期现代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他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在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中，他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

郑观应的思想具有创新性。他首次提出了“兵战”不如“商战”，向国人提出了新的思想武器——“商战”。郑观应还提出“机器兴利”论，主张扶植民营企业、国人自办银行、中国举办世博会等，都表现出超前意识。

郑观应注重商战之魂——竞争。直至数十年后，才有著名经济学家章乃器于20世纪40年代进一步提出，中国既要防止不合理的国际竞争，然而又必须接受合理的竞争。

《盛世危言》堪称中国近代社会极具震撼力和影响力之巨著，郑观应的新思想为后人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及策略原则，深深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几代伟人和广大民众，从而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郑观应不仅为我们贡献了真知灼见，还努力付诸实践，其“忧患意识”“超前意识”“创新意识”及“竞争意识”可谓无价之宝。郑观应做到了知行合一，其思想与活动不仅留下了历史经验，也有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