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第一章 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考》

本书以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考》作为研究基础和讨论对象，那么，有必要就此书的论点作一扼要的介绍。

《客家源流考》共分四个部分：一是绪论；二是中华民族的构造和演进；三是中华民族中客家的迁移和系统；四是客家的分布及其自然环境。对于客家源流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罗香林先生在第二部分中，在简要地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构造和民族大融合历史之后指出，自秦汉以降，中华民族内地人民开始不断向南迁移。而第一次大迁移，“是由五胡乱华所引起的……内地的人民，因为不安于五胡的侵扰割据，有迁移力量的，或有迁移机会的，都相率南迁，当时称为流人。他们迁移的路线，与到达的地点，或移居的结果，形成了三大支流。……其一为一部分居于今日陕西甘肃以及山西一部分的人民，当时称为 ‘秦雍流人’，他们辗转迁徙，初沿汉水流域，顺流而下，渡过长江，而达洞庭湖区域，其更远的，是溯湘水，转至桂林，沿西江而移入广东的中部或西部。其二为一部分居于今日河南以及河北的一部分的人民，当时称为 ‘司豫流人’，他们辗转迁徙，初沿汝水，而下长江，渡江后，分布于江西的鄱阳湖区域，或顺长江而下，达皖苏的中部，或溯赣江，而至粤赣闽交界地。其三为一部分居于今日山东以及江苏安徽一部分的人民，当时称为 ‘青徐流人’，他们也辗转迁徙，初循淮水而下，越长江而分布于太湖区域，其更远的则分布于浙江福建的沿海”。

客家的中原先民也是在这一大迁移浪潮中开始逐渐南迁的。罗香林在第三部分中详细地描述了客家五次向南迁移的历史过程。其第一次的迁移，也是“受五胡乱华所引起……即五胡乱华后内地第二支南徙汉人即所谓 ‘司豫流人’的居地”。这支避难的汉族人民，自晋代永嘉（307—313）以后向南播迁，“远者已达赣省的中部南部，其近者则仍淹滞于颍淮汝汉诸水间……故自东晋至隋唐，可说是客家先民自北南徙的第一时期”。

客家的第二次向南迁移运动，“是由于唐末黄巢造反的逼迫……这次迁移，其远者已达惠、嘉、韶等地，其近者则达福建宁化长汀上杭永定等地，其更近者，则在赣东赣南各地”。

客家的第三次迁移是迫于金人、元人的入侵，特别是南宋末年，宋帝南逃，宋臣文天祥、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诸人在闽粤赣山区力谋抵抗，“于是闽赣粤交界地，遂成为双方辗转攻守的场所。向日居处此土的客民，或则辗转逃窜，流入广东东部北部；或则愤起勤王，随从帝驾，战死于冈州或崖门，而其结果，则成为客家第三次的迁移运动”。

客家的第四次迁移是在明末清初，“一方基于内部人口的膨胀，一方基于满洲部族入主中国的影响。盖客家的大部分于宋末至明初徙至广东内部后，经过朱明一代的生息，系裔日繁……当满洲的兵打至福建广东的时候，客家节义之士，多起而号召徒众，举义勤王。迨至义师失败，遂多被迫而散居各地。而清朝政府于统一中国后，以四川及广东沿海各地以及台湾等，或以兵灾荒废，或以迁界衰落，或以本来人稀，不得不招致农民，前往垦启，于是而客家人士复构成为第四次的迁移”。

客家的第五次迁移，则在清代后期，当时因山区客家人口日众，山区自然条件较差，山多田少，耕植所获，不足供用，遂逐渐“南入高、雷、钦、廉诸州，而尤以高州的信宜，雷州的徐闻为最众，且渡海其远者至海南岛崖县及定安等地”。其他向广州、潮汕及香港九龙移居者，亦所在多有。

罗香林先生在详细描述了客家的五次迁移的历史过程之后，对客家的源流做了如下的总结：

根据上述，可见客家先民东晋以前的居地，实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换言之，即汉水以东，颍水以西，淮水以北，北达黄河以至上党，皆为客家先民的居地。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县境，弘农在今河南灵宝县南四十里境上，淮南在今安徽寿县境内，新蔡即今河南新蔡县，安丰在今河南潢川固始等县附近。客家先民虽未必尽出于这些地方，然此实为他们基本住地，欲考证客家上世源流，不能不注意及此……要之客家先民第一期的迁移，大抵皆循颍、汝、淮诸水流域，向南行动……至于第二期的迁移，则远者多由今河南光山、潢川、固始，安徽寿县、阜阳等地，渡江入赣，更徙闽南（今按：指福建汀州府，现俗称闽西）；其近者则迳自赣北或赣中，徙于赣南或闽南，或粤北边地。第三期的迁移，则多分由赣南闽南徙于粤东粤北。第四期的迁移，则多分由粤东粤北而徙于粤省中部，及沿海地区和四川东部中部，以及广西苍梧柳江所属各县，台湾彰化、诸罗、凤山诸县；或自广东嘉属与赣南闽南而徙于赣西和湘南湘中。第五期的迁移，则多分由粤省中部东部，徙于高、雷、钦、廉各地，或更渡海至海南岛的西南部。这是客家向南迁移所曾经过的大概途程，与客家民系的所以形成，颇有关系。除此以外，自然还有其他例外的途径，然而，到底例外的总属少数，不能与上述途程同日而语。

最后，罗香林先生还把客家民系与四周的汉族民系作了比较，他认为自从中原汉民的大量南迁，压迫南方诸省的原有部族，至是已或保栖于山，或濒居大海，退无可退，南来的汉人不能不分别和他们发生交涉，交涉日多，影响日深。如越海系（浙系）、湘赣系、南海系、闽海系（即沿海的福老系），均产生有这种混化的现象。而唯独客家系，“以其在当时所处的地域为南唐以南，王闽以西，马楚以东，南汉以北的地带，即闽粤赣三省交接的三角地带，各个割据政权的融化势力，既不能支配他们，而适以环绕他们，使他们保持了传统的语言和习俗。而与其四围的民系相较，则一者已为各别混化，一者仍为纯粹自体，对照起来，便觉二者有点不同”。换言之，客家人的血统比起四周的其他汉族民系来，显得“纯粹自体”。

以上就是罗香林先生关于客家源流的主要论点。罗香林在论证这些论点时，主要采用了客家人的族谱材料，他说：“客家人士最重视谱牒，所谓 ‘崇先报本，启裕后昆’，皆以谱牒为寄托依据。虽其上代亦以迭遭兵燹，文籍荡然，不易稽考，然以其人能靠历代口头的传述，其子若孙，于前代源流世次不致完全忘却。宋明以来，修谱的风气更盛，虽其所追记的事迹，亦有挂漏的地方，然于其上世的迁移源流和背景，则还可藉此推证而知。”毫无疑问，客家族谱是探究客家人源流的最基本资料，然而罗香林先生在引证这些族谱材料时，似乎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仅引证能够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而把同书中不能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摒弃不用；二是仅关心客家人的族谱，而极少参证非客家人的族谱。这样就难免限制了全面考察客家源流的视野，陷于就客家论客家的圈子。本书所要做的工作，正是试图把闽粤赣台等地不同民系的族谱综合起来，相互参照，从而对客家人的来龙去脉做一个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