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美的价值观念的颠覆性变化
美作为有价值的乐感对象，既关乎形式，也关乎内涵。从内涵方面看，价值观念决定着人们的情感反应和审美判断。传统中国美学以“道”为美，那“道”是君主专制之下的三纲五常之道。在急遽的社会变革时期，近代美学也呈现出以“道”为美的时代特征，但这“道”的内容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那就是“革命”之道、西方价值观念之道。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在反对专制主义的民主斗争之外，又多了一道反对帝国主义民族斗争的历史使命。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又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反专制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清廷内一些有识之士在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同时，并不反对他们的科学技术和价值观念。在中外战争中清廷自恃强大却不堪一击的血的教训，使他们认识了西方帝国科技的强大。而支撑其科技强大的真正根源，是其先进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体制。于是，在“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口号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改良派思想家和孙中山、章炳麟、蔡元培等革命派思想家借鉴西方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人权等价值理念，同时继承明清以来的启蒙思想，抨击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之下的纲常理念，力图取代被理学僵化了的儒家道德学说，为立宪改良和民主革命服务。
这一时期涌现的新的价值理念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崇尚“革命”，赞美“革命”
“革命”一词，源出《尚书·多士》中的“殷革夏命”。《易经·革卦·彖传》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联言，自此始也。《尚书》《易传》所说的“革命”，指臣民以“有道伐无道”、在政治上革故鼎新的民主斗争。《尚书》《易传》中高度肯定的“革命”，在秦始皇之后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时代一直讳莫如深。到了19世纪末，清廷内部的有识之士配合政治改良的需要，掀起了文学领域的“革命”。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前即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著《饮冰室诗话》，继续倡导“诗界革命”，此外还提出“文界革命”注52与“小说界革命”注53，为政治改良服务。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开始了推翻专制帝制的民主革命，“革命”作为一种政治口号被屡屡提及，如孙中山1921年12月10日在桂林对滇赣粤军进行的《军人精神教育》演说中说：“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业之所由产出也。”其他在题目中提到“革命”的文章，就有孙中山在1905年发表的《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11年发表的《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与《社会革命之正道》，邹容在1903年出版的《革命军》，章炳麟在1903年发表的《〈革命军〉序》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6年发表的《革命之道德》等。于是“革命”成为这个时期人们竞相赞美、趋之若鹜的对象。以至于基层百姓不管懂不懂“革命”的真实含义，也拿“革命”说事。鲁迅小说《阿Q正传》从未庄农民阿Q闹剧式的“革命”写起。为了有一个“革命者”的形象，阿Q也像赵公子一样，用一根筷子将辫子盘在头顶。他要加入革命党，可假洋鬼子不要他，让他滚出去，所以他成为孤独的革命者。在他看来，“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报私仇、分财产、得女人，就是“要什么就有什么，爱什么就是什么”。在此之前，未庄除了小尼姑外，谁都可以而且敢于欺负阿Q。阿Q不由地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在土谷祠，喝了酒的阿Q将这个“革命”理想变成了一场美妙的梦。在梦境中，原来欺负过他的人都对他俯首称臣，原来他跪过的人现在都来向他下跪，一向骑在他头上作威作福的赵老太爷这时候只能怯生生地主动迎着阿Q叫“老Q”，那个为虎作伥的赵白眼也惴惴地尊称阿Q为“阿……Q哥”。原来拒绝过他的吴妈这时主动对他示爱，而原来就温顺的小尼姑则成为囊中之物。《民国奇闻》记载的李赤鼻的“革命故事”则是现实版的“阿Q造反”。虞阳有个李姓草民，世代务农，并不识字，因嗜酒过度而成了酒糟鼻子，人送外号“李赤鼻”。李赤鼻贪杯，醉后最喜骂官，骂得多了，有一次被官府逮了进去，被抽了几嘴巴之后，人家问他：“你为啥要骂官？人家跟你有仇吗？”李说：“我听人说‘官吏多贪墨’，所以痛恨之。”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李赤鼻便与其父说：“我们家为何不起义？”其父说：“真是傻儿子！我们乡下人，种田才是我们的本分。你要揭竿而起，小心身首异处。”李赤鼻叹曰：“懦夫！懦夫！”随后跑到某学究家，问“革命”二字如何写法，学究便写了这二字给他。李赤鼻撕了一幅白布，贴上“革命”二字，拿了根竹竿挑在门外，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下面。有人从他家门口经过，便扯住过客说：“我们家起义了！”路过的人无不大笑。某公听说后，喟然长叹道：“可惜啊！赤鼻只认识‘革命’二字。要是他读了书，那岂不是要当个横行天下的革命伟人？”这些虽有亵渎神圣的真革命之嫌，但却从另一侧面彰显了辛亥革命前后全社会以“革命”为美的时代审美趣味。
二、 崇尚“民权”，反对“皇权”
如何进行“革命”或“改良”呢？康有为首先引进西方的“人权”“民权”概念。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中，中国人有的是“皇权”，而没有“民权”。所以，康有为提倡的“人权”，是“男女平等，各自独立”的“民权”。他呼吁对清政府“执民权而强之，用民权而变之”注54，主张用“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改良现实的君主专制，并最终进入“民主共和”的大同社会、“太平之世”。其时，人们“去苦求乐”的本性普遍得到满足，“人人极乐，愿求皆获”。梁启超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描绘未来国家：“前皇英明，能审时势，排众议，让权与民。”他把“拥护全国国民应享之权利，求得全国平和完全之宪法”作为奋斗目标。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议院》中指出：“欲张国世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要义之一，即“民权”：“推溯‘民权’的来源，自人类初生几百万年以前推到近代‘民权’萌芽时代，从没有见过天赋有平等的道理。”（《民权主义》）“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和几千年的专制体制，实现消除“资产阶级专政”“由全国的人民作主”的“公天下”。他以克鲁泡特金“互助”的人性论为基础，设计了“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设想人人具有利他的“公共心”，“政权公之天下”，“人人的权力都是很平等的”，彼此相亲相爱，并“推广其博爱主义，使全世界合为一大国家”。注55柳亚子因仰慕卢梭，号“亚卢”，更名“人权”，呼唤“献身应作苏菲亚，夺取民权与自由”注56。高旭疾呼：“要使民权大发达，独立独立呼声嚣。”（《感怀四首》）陈天华的《狮子吼》虚构了“民权村”，村中有议事厅、警察局、邮政局、医院、图书馆、体育会等，男女平等，有许多人到国外留学。吴趼人从中国古代寻找“民权”依据：“‘民权’之义，早见于三代，而大昌明于孟子。”其矛头直指古代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
三、 崇尚“平等”，反对“纲常”
“革命”或“改良”的另一抓手是崇尚“平等”，反对“纲常”。古代的纲常伦理赋予君主、父亲、男子以统治臣民、子女、女子的特权，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借助西方的“平等”思想呼吁人权平等：“人，皆天所生也。同为天之子，同此圆首方足之形，同在一种族之中，至平等也。”“若夫名分之限禁，体制之迫压，托于义理以为桎梏，比之囚于囹圄尚有甚焉。君臣也，夫妇也，乱世人道所号为大经也，此非天子所立、人之所为也。”“男女平等，各自独立，此天予人之权也。”谭嗣同《仁学》认为“仁”的含义应当是“平等”，而“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孙中山指出：人的天性并不完全平等，古代专制带来了更多的人权不平等。平等的人权并不由天赋，须经革命斗争才能争得。“三民主义”的要义就是“打不平”“争平等”：不仅用“民权主义”向特权阶级“打不平”“争平等”，用“民生主义”向富人“打不平”“争平等”，而且用“民族主义”向外国“打不平”“争平等”。注57
四、 崇尚“自由”，反对“专制”
“革命”或“改良”的另一途径是崇尚“自由”，反对“专制”。严复第一次把西方的“自由”概念引入中国。他在《老子评点》中指出：“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至。”在《主客平议》中指出：“夫‘自由’者，各尽其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也。虽然，其设等差以隶相尊者，其‘自由’必不全。故言‘自由’，则不可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梁启超《致康有为书》指出：“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及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后来孙中山发动民主革命，正是为了追求“自由”：“自由、平等，是欧洲近一百多年来最大的两个革命思想。”“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南社成员如柳亚子、高旭、宁调元、周实等人都一再歌颂“自由”，为推翻清朝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呐喊：“自由钟铸声初发，独夫台上风萧萧。”注58“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欧风唱自由。”注59“千万亿年重九日，自由花发好提壶。”注60
五、 崇尚“个体”，兼顾“群体”
“革命”或“改良”还有一个途径是在“个体”中求得“群体”利益。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是强调群体一统，近代革命家虽然从革命要求出发肯定群体作用，但要求在确保个体权利的前提下发挥群体作用，个性的地位受到重视。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了穆勒的《论自由》，因担心中国人将“自由”误解为“无礼”“不法”“放肆”“淫佚”，他特将书名改译为《群己权界论》。他对“自由”的经典定义是：“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注61由于对“自由”的群、己权界有明确规定，因而既强调“个人自由”的“利己”权利，又强调“团体自由”的“利群”义务：“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注62“积私以为公，世之所以盛也。”注63据此，梁启超一方面说“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另一方面又说“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注64真正的道德善是符合每一个个体利益，即群体利益的，而“人”恰恰是这样一种“善群之动物”（《论公德》）。章炳麟虽然以“无害于人为善”，“有害于人为恶”，同时又强调“个体为真”“依自不依他”（《四惑论》）。
于是，“革命”“民权”“平等”“自由”“个体”成为近代仁人志士普遍的价值追求，其形象的表现形态便成为这个时代普遍令人快乐的美。而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美学追求，就是渗透着这种价值内涵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