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人间失格（2）
第二手札
在海岸边，被海水侵蚀而形成的汀线附近，并排屹立着二十多株雄伟粗大的山樱树。这些树皮呈黑色的山樱树，每到新学年开始时，便与浓艳的褐色嫩叶一起，在蓝色大海的映衬下，绽放出格外绚丽的花朵。待到樱花落英缤纷的时节，纷纷扬扬的花瓣撒向大海，点缀在海面上。落樱乘着海浪，随波荡漾在海岸线上起起伏伏。
东北部的某所中学，正是在这长着樱树的沙滩上就势建起了校园。尽管我并没有好好用功备考，却也总算顺利地考进了这所中学。无论是这所中学校帽上的徽章，还是校服上的纽扣，都缀着盛开的樱花图案。
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就住在那所中学附近。也正是这个原因，父亲为我选择了那所靠近大海、遍布樱花的中学。我就寄住在这位远房亲戚家里，因为离学校很近，我越发懒惰，总是在听到学校敲响早会钟声[1]之后，才飞快地奔向学校。我就是这样一个懒惰的中学生，但我凭借自己惯用的逗笑本领，日渐赢得同班同学的拥戴。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远离故乡，但在我眼里，陌生的他乡，比起自己出生的故乡，更让我轻松自在。这也许是我当时已把逗笑的本领掌握得炉火纯青，以至于在欺骗他人时显得更加轻松自如的缘故吧。这样解释也未尝不可，更重要的是，面对亲人还是面对陌生人，身在故乡还是身在他乡，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演技上的难度差异。而且这种难度差异无论对哪一位天才而言——即便是对于神灵之子耶稣而言——也都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最难进行表演的场所莫过于故乡的剧场。若再逢亲朋好友齐聚一堂，想必再有名的演员恐怕也会黔驴技穷吧。然而我却在家人面前一直进行着表演，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如此功力深厚的演员踏上乡外的舞台，自然是万无一失的了。
我对人的恐惧与先前相比，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的演技却是在日渐长进，我常常在教室里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连老师也不得不一边在嘴上感叹着“这个班要是没有大庭（叶藏），该是个多好的班级啊”，一边却用手捂着嘴笑着。就连那吼声如雷的驻校军官，我也能轻松地逗得他哈哈大笑。
当我正要为自己彻底掩盖了本人的真实面目而暗自庆幸的时候，却出乎意料地被别人戳了脊梁骨。那个戳了我脊梁骨的人，竟然是班上身体最为瘦弱，脸面青肿的家伙。他身上穿的似乎是他父亲或兄长的旧衣服。他的功课更是一塌糊涂，体操课时，也总像一个白痴一样在旁边见习。就连一贯小心翼翼的我也觉得，不必对这种人多加戒备。
一天上体操课的时候，那个学生（他的姓氏我早已忘了，只记得名字叫竹一），就是竹一，照旧在一旁见习，而我们却被老师吩咐做单杠练习。我故意摆出最为严肃的神情“啊……”地大叫一声，朝着单杠飞奔而去，就像是狮子一样向前猛扑过去，结果却是一屁股摔在了沙地上。这纯属一次事先预谋好的失败，果然忍得大家大笑不止。我也一边苦笑着，一边爬起来，拍拍裤子上的沙土。
这时，那个竹一不知啥时候来到了我的身旁，捅了捅我的后背，低声嘟囔道：“故意的，你是故意的。”
我感到一阵震惊，做梦也没有想到，竹一竟然识破了我故意出丑的真相。被竹一一语道破，仿佛眼前的世界在瞬间被熊熊的地狱之火包围。我“啊……”地大喊一声，使出全身的力量来遏制住近乎疯狂的心绪。
之后的每一天，我都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
尽管我表面上依旧扮演着可悲的滑稽角色来博得众人发笑，但有时候却不经意间发出沉重的叹息。无论我做什么，都肯定会被那个竹一一识破，并且他迟早会把真相告诉每一个人。一想到这儿，我的额头上就会冒出密密麻麻的汗珠，然后用怪异的眼神环顾四周，神色慌张，犹如一个疯子。如果可能，我甚至巴不得从早到晚二十四小时跟踪监视竹一，以免他随口泄露了秘密。而且我会竭尽全力让他相信，我的滑稽行为并不是所谓的“故意之举”。我真可谓殚思竭虑，倾注了所有努力。我甚至打定主意，要成为他最好的朋友。
倘若这一切都不可能，我只能祈求上天早日夺去他的性命。但我却怎么也无法萌生杀死他的念头。尽管在过往的人生中，我曾经无数次希望有人能杀了我，但从未想过要杀人。因为面对可怕的对手，我反而只想着要如何让对方幸福。
为了能使竹一“归顺”于我，我屡次在脸上堆满基督徒般“善意”的微笑，将脑袋向左倾斜三十度，轻轻地搂住他瘦小的肩膀，三番五次地用甜甜的声音邀请他到我寄宿的亲戚家中做客。但他却总是一副发呆的眼神，沉默不语。
后来事情有了转机。那是初夏的一个放学后的傍晚，陡然下起了暴雨，学生们都被困在了教室里。因为我的亲戚家离学校很近，所以我准备冒雨跑回去，突然发现竹一垂头丧气地站在门口木屐箱的后面。
“去我家吧，我借你伞。”我说道。于是一把拽住怯生生的竹一，在大雨中狂奔回家。到家以后，我拜托婶婶把我们俩的衣服烘干，在此期间我把竹一领到我二楼的房间里。
我的这个亲戚家是个三口之家：五十多岁的婶婶，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体弱多病的高个子姐姐（她曾经出嫁过一次，后来又回到娘家住了。我也学着这个家里其他人，叫她“姐姐”），还有一个最近才从女子学校毕业，名叫雪子的妹妹。妹妹和姐姐大不相同，妹妹个子娇小，脸庞圆润。一楼有间店铺，陈列着少量的文具和运动用品。她们主要的收入似乎来源于过世的先生留下的那五六排房屋的房租。
“我耳朵好疼。”竹一就那么一直站着，突然说了句，“每次被雨淋过都会疼。”
我仔细一看，只见他的两只耳朵都害了严重的耳漏病，眼看着脓水就要流到耳朵外面了。
“这怎么行呢？很疼吧？”我有些夸张地表露出惊诧的神色，“拉着你在大雨中跑，害你成这样子，真是对不起。”
我用那种近似于女人腔的“温柔”语调向他道歉，然后到楼下拿来棉花和酒精，让竹一的头枕在我的膝盖上，我体贴入微地给他清理耳朵里的脓水。
竹一终究也没有察觉到这是我伪善的诡计。
“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竹一头枕着我的膝盖，说了一句愚蠢的奉承话。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的这句话就像是恶魔的预言一样，着实令人恐惧。
“迷恋”、“被迷恋”这些措辞本身就是粗俗不堪而又戏弄人的，给人一种低俗的感觉。无论是多么严肃的场合，只要一提到这些词，忧郁的感觉就会顷刻间崩塌，变得索然无味。
但如果不使用“被迷恋上的烦恼”之类的俗语，而是使用“被爱的不安”等文学术语，似乎就不至于破坏那种忧郁的感觉了。这又是何等奇妙之事啊。
我给竹一清理耳朵里的脓血时，他说的“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那句奉承话，当时，我听了之后，只是满脸通红地笑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可实际上我私下里也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然而对于“被迷恋”这样一种粗俗的说法所产生的装腔作势的氛围，我竟然说他说的话有道理，这无异于表明我的想法也是如此愚笨无知。事实上，我是绝对不会以那种戏谑的、装腔作势的心情来认为他的话有道理的。
在我看来，人世间的女性比男性复杂难懂得多。在我们家，女性数量是男性数量的好几倍，亲戚家也是女孩子居多。还有前面提到过的那些“犯罪”的女佣人。我想甚至可以说，我自幼是在女人堆中长大的。尽管如此，我却一直是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和她们交往。她们大多数时候让我难以捉摸，我对她们一无所知，总是如坠云雾中，生怕踏错虎尾，遭受惨痛的失败。这种失败与从男性那儿受到的鞭笞截然不同，女性带来的伤痛犹如内伤，其毒性攻心，难以治愈。
女人有时和你形影不离，有时却又将你弃之不理。当着众人的面，她对你尖酸刻薄，羞辱你，而一旦和你独处时，她又拼命地讨好你。女人能像死去一般熟睡，甚至让人怀疑她们是否是为了酣然入眠才存活于这个世界上的。
我从幼年时代起就对女人进行了种种观察。尽管同为人类，女人却分明是一种与男人迥然不同的生物。而就是这种不可理喻、难以理解、需要警惕的生物，竟出人意料地呵护着我。无论是“被迷恋”的说法，还是“被喜欢”的说法，都完全不适合我，或许倒是“受到呵护”这一说法更贴近我的情况。
对待滑稽的逗笑，女人似乎比男人显得更游刃有余。当我扮演滑稽角色逗笑时，男人从不会一直哈哈大笑。而且我也知道，如果在男人面前搞笑到得意忘形的话，肯定会招致失败，所以总是惦记着在恰到好处之时中止表演。
可女人却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总是无休无止地缠着我要我继续搞笑。我为满足她们那毫无节制的要求，时常累得筋疲力尽。事实上她们确实能笑，女人似乎比男人更能够享受快乐。
在我中学时代寄宿的亲戚家中，一旦那两姐妹闲下来，总爱跑到我二楼的房间里来，每次我都被吓得几乎跳起来。
“你在看书吗？”
“没有。”我胆战心惊地报以微笑，合上书本。
“今天啊，学校里一位叫‘棍棒’的地理老师，他……”从我嘴里迸出的都是一些言不由衷的笑话。
“阿叶，把这个眼镜戴上给我们看看！”
一天晚上，表妹雪子和表姐一起来到我的房间玩。在我被迫进行一通搞笑献媚之后，她们冷不防地提出了戴眼镜给她们看看的要求。
“为什么？”
“哎呀，快戴上看看嘛。把姐姐的眼镜戴上看看！”
平常她总是用这种粗暴的命令口吻对我说话。于是，我这滑稽小丑老老实实地戴上了表姐的眼镜。刹那间，两姐妹笑得前仰后合。
“真是一模一样！和劳埃德[2]简直一模一样！”
当时，哈罗德·劳埃德作为一名外国喜剧演员，在日本正风靡一时。
于是，我站起身，举起一只手说道：“诸位，下面，我将为日本的观众们带来……”
我尝试着模仿劳埃德的样子作一番致辞，这更是惹得她们捧腹大笑。从那以后，每逢镇上播放劳埃德的电影，我必坐在台下，私下里揣摩他的神情举止。
一个秋日的夜晚，我正躺在床上看书。表姐像飞鸟般飞速跑进我的房间，猛地扑在我的被子上哭起来。
“阿叶，你肯定会救我的，对吧？住在这样的家里，还不如一起离家出走呢。你一定要救我，救我……”
她嘴里念叨着这些吓人的话，还一个劲儿地哭着。不过，我已不是第一次目睹女人的这种模样了，所以，对表姐的过激言辞，我并不惊慌，她毫无新意的表现反而令我感到索然无味。于是，我悄悄地钻出被窝，把桌子上的柿子剥开，递给表姐一半。表姐一边啜泣着，一边吃起柿子来了。
“有什么好看的书没有？借给我看看吧。”她说道。
我从书架上给她挑选了一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谢谢你的柿子。”
表姐有些害羞地笑着，离开了我的房间。其实，不光是表姐，所有的女人，到底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活着的呢？思考这种事情，对我来说，甚至比揣摩蚯蚓的想法还要困难，更让人产生阴森恐怖的感觉。不过唯有一点是我依靠幼时的经验而明白的：女人要是突然哭诉起来，只要递给她些好吃的东西她就会吃起来，吃完后，心情便会恢复平静。
表妹雪子有时候会把她的朋友带到我的房间里来。我按照惯例，不分亲疏地逗大家笑。等朋友离开后，雪子必定会对朋友的不是大肆数落一番。诸如“那人是个不良少女，你可得提防着点啊”之类的。若当真如此，不把她们领来不就好了？
不过也多亏雪子，我房间的访客几乎全是女性。
不过，竹一说的那句“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奉承话，却没能得到兑现。换言之，那时，我不过是日本东北部的哈罗德·劳埃德罢了。竹一那句愚蠢的奉承话，作为可憎的预言，活生生地呈现出了不祥的征兆，还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竹一还赠送给我一份重大的礼物。
“这是妖怪的画像哦。”
一次竹一到我楼上的房间玩，他得意扬扬地拿出一张原色版的卷头画给我看。
“哎？”我大吃一惊。
多年后我才清醒地认识到：就是在那一瞬间，我未来的道路就被彻底决定了。我知道，其实那不过是凡·高的自画像。在我们少年时代，所谓的法国印象派画风在日本广为流行，这也是西洋画鉴赏的初级阶段。所以，一提起凡·高、高更、塞尚、雷诺阿等人的画，即使是穷乡僻壤的中学生，也大都见到过相片版的。我则见过不少凡·高的原色版画作，对其笔法的新意和色彩的鲜艳颇感兴趣，却从来不认为他画的是妖怪。
“那这个呢，画的也是妖怪吗？”
我从书架上取下莫迪里阿尼[3]的画册，把其中的一幅古铜色肌肤的裸体妇人画像拿给竹一看。
“真棒！”竹一瞪圆了眼睛感叹道，“就像地狱里的一匹马，这果然也像妖怪。”
“我也想画这种妖怪的画像。”
对人类极度恐惧的人，反而会比任何人都渴望亲眼见到可怕的妖怪。越是敏感、越是胆怯，越会企盼暴风雨降临得更加猛烈些。这一群画家被妖怪所伤害、所恫吓，以至于最终只能相信幻影，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目睹了栩栩如生的妖怪。而且，他们并没有使用“滑稽的逗笑”来掩饰自身的恐惧，而是致力于原封不动地表现自己的所见。正如竹一说的，他们毅然决然地描绘出“妖怪的画像”，将来的自己肯定也是如此。原来，在这里竟然存在着未来的我的同伴，这使我兴奋得热泪盈眶。
“我也要画，画那种妖怪的画像，画那种地狱之马。”我压低嗓音对竹一说道。
我从上小学时，就开始喜欢画画，也喜欢看画。但我的画不似文章一般，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因为我压根儿就对人类的语言毫不信任，所以作文对于我而言不过是搞笑表演的一种致辞。从小学到高中，老师们无不因为我的文章而笑得前仰后合，但我自己却并不觉得有趣。只有画画（漫画等另当别论）让我在如何表现其对象上殚精竭虑，尽管这种殚精竭虑采用的是我自己的一套独特方式。学校绘画课的画帖实在无聊透顶，而老师的水平又拙劣无比，所以我不得不自己来摸索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
进入中学以后，我已经拥有了一套油画的画具，尽管我试图从印象派的画风中寻找出绘画技巧，可自己画出来的东西却俨然儿童做手工的彩色印花纸一般呆滞乏味，不成样子。不过，竹一的一句话让我恍然大悟，使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对绘画的看法一直存在偏差，一直以来，我捕捉美好的事物，努力展现它原有的美好。这种做法太过幼稚、太过愚蠢了。真正的绘画大师是利用主观力量，对那些平淡无奇的东西加以美的创造，虽说他们对丑恶的东西感到恶心，却并不隐瞒对它们的兴趣，从而沉浸在表现的愉悦之中。换言之，他们丝毫不被别人的看法所左右。竹一启发我的是最原始的绘画秘籍。于是，我瞒着那些来访的女性客人，开始着手制作自画像了。
最终我完成了一幅阴森凄惨、令人毛骨悚然的自画像。但这正是我埋藏于内心深处的真面目。表面上我在快活地欢笑，可事实上，我却背负着如此阴暗的心灵。“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暗自肯定现实。但那幅画除了竹一，我没给任何人看过。我不愿被人看穿自己逗笑背后的凄凉，也不愿别人突然之间开始小心翼翼地提防起我来。我担心他们甚至没有发现，这便是我的本来面目，而依旧将其视为一种新近发明的搞笑方式，把它当成一大笑料，这是最让我痛苦难堪的事情。所以我毅然将那幅画藏进了抽屉深处。
在学校的绘画课上，我也极力收敛“妖怪画风”，照旧以先前平庸的画法，完美地描绘出美丽的事物。
唯有在竹一面前，我可以放心展露自幼脆弱的神经。所以，这次的自画像也放心大胆地拿给竹一看，果然也得到了他的称赞。于是，我又连续画出了第二张、第三张妖怪的画像。竹一又送给我另一个预言：“你呀，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与“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是傻瓜竹一在我的额头上镌刻的两种预言。
随后不久，我便来到了东京。
我其实想去美术学校读书，但父亲对我说，他早就打定了主意让我读高中，以便将来从政。所以，天生就不敢跟大人顶嘴的我只好茫然地遵从父命。父亲让我从四年级开始考东京的高中，而我自己也对临海和满是樱花的中学感到厌倦，所以没等升入五年级，四年级学业结束后我便考入了东京的高中，开始了住宿学校的生活。
宿舍里肮脏、粗俗的生活实在让我退避三舍，再也没有兴趣去继续逗人开心了。
我请医生开了张“肺浸润”的诊断书，便搬出了学生宿舍，住进上野樱木町父亲的别墅里。我根本无法过那种所谓的集体生活，什么青春的感动，什么年轻人的骄傲等豪言壮语，只会在我耳朵里唤起一阵凛冽的寒气，使我与那种“高中生的蓬勃朝气”格格不入。我甚至觉得，不管教室，还是宿舍，都无非是被扭曲了的性欲的垃圾堆而已。我那近于完美的逗笑本领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
父亲在议会休会期间，每个月只在别墅住一到两周。父亲不在的时候，这栋庞大的建筑物中便只剩下别墅管家（一对老夫妇）和我，三个人。我时常逃学，也没心思去游览东京。我甚至连明治神宫、楠木正成[4]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烈士墓都不曾去过。我整天闷在家里读书、画画。等父亲回到东京后，我每天早晨都匆匆奔赴学校，其实多数时候是去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塾，在那里进行素描练习，一待就是三四个小时。搬出高中宿舍后，每每坐在课堂听讲就会感觉索然无味，仿佛自己是处在旁听生那种特殊的位置上。尽管这可能只是偏见，但我确实越发不想去学校了。
上小学、中学、高中，我最终也没能懂得所谓爱校之心是什么东西，我甚至连一句校歌也不会唱。
不久，在画塾里，我从一个学画的学生那儿得知了诸如酒、香烟、娼妓、当铺以及左翼思想之类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摆在一起，是种奇妙的组合，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位学生名叫掘木正雄，出生在东京的庶民区，比我年长六岁。他从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因为家里没有画室，才上这所画塾来继续学习西洋画的。
“能借我五日元吗？”
他说这话之前，我们仅打过几次招呼，从未说过话。所以，我有些惊慌失措地掏出了五日元，给了他。
“走啊，喝酒去吧。我请客！”
我还没来得及拒绝，就被他拽进画塾附近蓬莱町的一间酒馆。这就是我们交往的开始。
“我早就注意到你了。对，就是你这种腼腆的微笑，正是大有作为的艺术家特有的表情哦。为了纪念我们的相识，干一杯吧。小绢，这家伙该算得上是个美男子吧？你可不要被他迷住了哦。就是这家伙来了画塾，害得我降格成为第二美男子了啦。”
掘木五官端正，肤色黝黑，身上穿着一套整齐的西装，领带的花色十分朴素，头发打了发蜡，梳着整齐的中分。这种装束在学画的学生中是颇罕见的。
身处酒馆这样陌生的环境，我心中只有恐惧。我局促地把两只胳膊一会儿抱紧，一会儿松开，露出一脸腼腆的微笑。可就在喝了两三杯酒之后，我却不可思议地感到了一种奇妙的轻松感。
“我原本也想去读美术学校，可是……”
“哎呀，可没劲啦，那种地方真是没劲透了！我们的老师乃是存在于自然之中！存在于大自然的激情中！”
但我对他说的话却没有半点儿敬意，只是暗自思忖：这是个蠢货！他的画必定蹩脚透顶，但作为一个玩耍的伙伴，或许倒是最佳人选。我平生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真的都市痞子。尽管对方与我装束不同，但就举止完全脱离世俗、迷茫无措这一点来看，我们确是同类。但掘木与我本质上的不同，在于他的搞笑是无意识的，他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搞笑的悲哀。
“总之只是玩玩，当个玩伴罢了。”我总是这样蔑视他，以有他这样的朋友为耻。但在与他结伴而行中，我终被这个我瞧不起的男人击垮了。
最初，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好人，一个世间难有的好人。就连对世人恐惧的我，也彻底放松了警惕，以为找到了带着我游览东京的好向导。说实话，我这个人，坐电车会对售票员犯憷；去歌舞伎剧场，一看到大门口铺红地毯的台阶两边并排站着的引路小姐也会顿生畏惧；进餐馆吧，瞥见悄悄站在身后等着收拾盘子的侍应生也会胆战心惊。天哪，特别是付钱的时候，我那双颤颤巍巍的手！买了东西之后，把钱递给对方，不是因为吝啬，而是过度紧张、害臊、不安与恐惧，只觉得头昏眼花，世界蓦然变得漆黑一团，几乎让我神志错乱，哪里还顾得上讨价还价。有时甚至连找的零钱都忘了拿，还屡次忘记带走结过账的东西。
因此，我一个人根本无法走在东京的街头，这才是我整日闷在家中无所事事的真实原因。
可是一旦把钱包交给掘木再一起去逛街，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掘木大肆砍价，而且很会玩乐，能力超群，花钱时能让极少的钱发挥出最大的功效。而且，他不坐价格昂贵的出租车，因地制宜地乘坐电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艇，能在最短的时间抵达目的地。他还在实际生活中对我进行教育。比如，早上从娼妓那里回家的路上，他会带我顺路去某个旅馆，泡个澡，再一边吃豆腐汤锅，一边喝点小酒，消费不高，却颇感奢华。他还告诉我，摊贩卖的牛肉盖浇饭和烤鸡肉串不仅价钱便宜而且很有营养。还蛮有把握地断言，所有酒之中，要数白兰地酒劲儿上来得最快、最猛。在结账埋单时，他从来没有让我感到一丝的不安和恐惧。
与掘木形影不离，还让我获得了另一种救赎。掘木完全无视谈话对方的想法，只顾听凭所谓激情的驱使（或许所谓“激情”就是要无视对方的立场），一天到晚絮叨着种种无聊的话题。所以我完全不用担心两个人逛街逛累了会陷入尴尬的沉默之中。原本少言寡语的我，与人交往时，曾无比担心那可怕的沉默降临。于是在那之前，天生嘴笨的我才会拼命扮演丑角逗笑，以防冷场。而眼前这个傻瓜掘木却无意中主动担当起那种逗笑的滑稽角色，而我也不必勉强回应，只要适时地说上一句“真的吗”，然后笑笑就可以了。
不久我渐渐发现，若想暂时消除我对人类的恐惧，酒、香烟和娼妓都是绝妙的手段。我甚至觉得，若能拥有它们，即使变卖自己的所有家当，也无怨无悔。
在我眼里，娼妓既非人类，也非女性，倒像是白痴或疯子。躺在她们的怀抱里，我反倒能高枕无忧，安然沉睡。她们没有一丁点儿的欲望，简直达到了令人悲哀的地步。或许我身上有某种气息能让她们感受到同类的亲昵，那些娼妓常常向我表现出一种不让人感到拘束的好意。那是自然流露的善意，是不带任何勉强的善意，是对一个萍水相逢之人的好意，没有令我感到局促不安，使我在茫茫黑夜中，从白痴或疯子般的妓女那里，真切地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的圣洁光环。
为了摆脱对人类的恐惧，求得一夜安眠，我不断地去娼妓那里。就在同这些“同类”的娼妓玩乐的过程中，一种无意识的讨厌氛围开始弥漫，这是连我自己都不曾设想过的“后遗症”。但这“后遗症”逐渐浮出水面，越发鲜明。最终掘木点破了玄机，我不禁在愕然之余，深感厌恶。在旁人看来，说得通俗点，我是利用娼妓进行着女人方面的修炼，而且最近明显功力大增。据说，通过娼妓来磨炼与女人交往的本领，是最厉害也最有成效的。我身上已然开始散发那种“情场高手”的气息。女人（不仅限于娼妓）凭本能嗅到了这种气息，并主动投怀送抱。这猥亵而下流的氛围即所谓的“后遗症”，它比我原本只想休养的本意显得更加引人注目。
或许掘木的提醒原本带有一半的恭维之意，我却不幸被他言中了，继而感到沉重压抑。比如说，我就曾经收到酒馆女人写给我的幼稚的情书；还有樱木町邻居将军家那个二十来岁的姑娘，会在每天早晨专挑我上学的时间，故意略施粉黛踟蹰于自家门前；我去吃牛肉饭时，即使一言不发，那儿的女佣也会……我经常光顾的那家香烟铺子的小姑娘，在递给我的香烟盒子里竟然也有……还有，去观赏歌舞伎时，那个邻座的女人……在深夜的市营电车上酩酊大醉而酣然入睡之时……还有，乡下亲戚家的姑娘出乎意料地寄来了缱绻缠绵的相思信……还有，某个不知名的姑娘，在我外出时留给我一个手工制作的人偶……由于我的态度极端消极，每个故事都如蜻蜓点水，全都到此为止，没有任何进展。
但有一点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身上似乎散发着让女人怀抱幻想的气息。这一点被掘木那家伙点破时，我感到一种近于屈辱的痛苦，对娼妓的兴趣也倏然消失了。
掘木出于爱慕虚荣和追赶时髦的心理（至今我也如此认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理由）某天带我参加了一个叫做共产主义读书会的秘密研究会（大概叫R·S，我记不清了）。出席那个秘密集会只是掘木那种人领我“游览东京”的其中的一个项目而已。我被介绍给那些所谓的“同志”，还被迫买下了一本宣传册子，听一位坐在上座的丑陋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学说。不过，在我看来，他讲的那些都是再简单不过的东西了。或许他确实言之有理，但人的内心深处，分明存在着一种不可理喻而且可怕的东西。称之为“欲望”吧，觉得言不尽意，谓之“虚荣心”吧，也不十分确切，统称为“色情和欲望”仍然不贴切。尽管我自己也是完全不了解的，但我总认为，人世深处，不是只有经济方面的事物，还有鬼怪、奇异的事物存在。对鬼怪故事感到非常害怕的我，对所谓的唯物论，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很自然地给予肯定。却不能仰仗这信仰来摆脱对人的恐惧，无法获得睁大眼睛望向苍翠绿叶，感受希望的喜悦。
不过，我却一次不落地参加R·S的活动。“同志”们俨然大事临头，面孔紧绷，沉浸在“一加一等于二”这种像初级数学理论一样简单的研究中。见此情景，我觉得滑稽透顶，于是利用自己惯用的逗笑本领来活跃集会的气氛。渐渐地研究会上拘谨古板的气氛得到了缓解，我成了集会上不可或缺的宠儿。那些看上去貌似很单纯的人，认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把我看成一个乐观而诙谐的“同志”。
假如当真如此，我便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他们。我并不是他们的“同志”，但我从不缺席，我是为给大家献上搞笑服务而来的。
我喜欢这样做，喜欢这群人。但并非因为马克思主义下的同志友爱。
我喜欢的就是集会的非法形式。或者可以说，这种非法形式让我身心舒畅。其实，世上称为“合法”的东西才更可怕，它们让我觉得高深莫测，其中的复杂构造更是难以理解。我不能死守在一个没有门窗的寒冷房间里，即便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纵身跳下去。哪怕是马上死去，我也心甘情愿。
有一个词语叫做“湮没于世”，似乎是形容人世间的可怜虫、失败者或无良人士的。我却觉得，自己打出生起就已经湮没于世，所以每每遇到被众人指责的同类之人，我就不由分说地温柔相待。这样的“温柔”，就连我自己都如痴如醉。
还有一个词叫做“犯罪意识”。我每时每刻都受着这种意识的折磨，它却又似与我休戚与共的糟糠之妻，和我进行着凄寂的游戏，这俨然成为我的生存姿态。此外，俗话说“腿上有伤痕，没脸来见人”。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这个伤痕就赫然出现在我的一条腿上。随着成长非但没有痊愈，反而日益严重，扩散到骨髓深处。每夜的痛苦犹如置身于千变万化的地狱，但这伤口，却与我日渐亲密，比我的血肉还要亲密无间。伤口的疼痛，仿佛有活生生的情感，如同爱情的私语。
对我这样的男人，地下活动小组的气氛自有一种奇妙的安全感，令我心旷神怡。换言之，比起地下运动的目的，地下运动本身更吸引我。掘木则出于闹着玩的心理，把我介绍到那个集会中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活动。他还开了个拙劣的玩笑说：“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应该仔细观察一下消费关系。”所以他不去集会，倒是一门心思拽着我到外面考察消费状况。回想当时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掘木那样爱慕虚荣、追赶时髦，心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也有我这样仅仅喜欢“不合法”气氛便一头扎入其中的。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真正的信仰者识破，无疑我们俩都逃不过他们的愤怒斥责，会被当成叛徒赶出组织。但我们却没有被开除，在不合法的世界里，我们比在绅士的合法世界里活得更加悠闲自在、游刃有余，显得“朝气蓬勃”。因此，研究会认为我是大有前途的“好同志”，源源不断地透露给我大量机密，甚至委托我办很多要事。
而事实上，我也从不推辞，泰然自若地受命。也不曾因举止反常而受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和审讯。我总是一边逗笑，一边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所谓的“危险”任务。那些从事读书会运动的同志总是如临大敌般紧张兮兮，甚至拙劣地模仿侦探小说中的方法，高度戒备。他们交给我的任务总是无聊透顶，却煞有介事地制造紧张气氛。以我当时的心情来说，即使因为入党被抓，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也决不后悔。我甚至觉得与其对世上的“现实生活”感到恐惧，每晚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叹息，还不如被关进牢房来得畅快、轻松。
父亲时常外出，或是在樱木町的别墅里忙于接待客人。所以虽然我和他住在同一屋檐下，有时却连着三四天都见不到一面。我总觉得父亲很难接近，严厉可怕，因此也琢磨着是不是该离开这个家，出去租间房子住。正当我不知如何开口时，就从别墅老管家那里听说，父亲有意出售这栋房子。
父亲的议员任期即将届满，想必有种种缘由吧，他似乎无意继续参选，打算在故乡建一处院落归隐，对东京似乎并不留恋。而我不过是个高中生，特地为我保留住宅和佣人在他看来是种不必要的浪费吧（父亲的心事与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样，是我无法明白的）。就这样，这栋别墅很快就转售给了他人，我搬进了本乡森川町一栋名叫仙游馆的旧公寓，住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
很快，我的生活便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总是每月从父亲那里拿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即使我两三天就会将它们挥霍一空。但家里总会备有香烟、酒、乳酪、水果等，还有书、文具、衣服和其他相关用品也可以在附近店铺赊账。连款待掘木吃荞麦面或炸虾盖浇饭——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这条街上的餐馆——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响甩手而去。
可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人租房度日，一切都要靠每月固定数额的汇款支撑，我真是浑然不知所措。汇款依旧是在两三天内被我花个精光，我不寒而栗，心中没底，几近发狂，交替着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发电报，又是写长信，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所写之事，又全是虚构的搞笑之事。我认为，要想请别人帮忙，以先讨人欢心为上策）。另外，我在掘木的教唆下，频繁出入当铺。尽管如此，手头依然拮据。
我缺乏在无亲无故的出租房中独立“生活”的能力。我害怕独自一人静静地待在公寓房间里，仿佛顷刻间就会遭到某个人的袭击或暗算。所以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大街上跑，要么去为地下运动提供支援，要么和掘木一起到处寻找廉价的酒馆喝酒，学业和绘画都荒废了。
升入高中后第二年的十一月，我与一位比我年长的有夫之妇殉情，这件事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上学经常缺席，丝毫没有用功学习，奇怪的是，考试答题却颇得要领。所以，虽然经常缺席，却一直瞒过了家人。然而不久，终于因为我旷课太多，学校秘密通知了故乡的父亲，通报了我严重缺课的情况。于是由大哥代笔，给我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倒是经济上的困境和那种运动交给我的任务给我带来了更直接、更剧烈的痛苦，以至于我再也不能以半游戏的心态来对待了。我当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的——反正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来，不过是把纤细得连铅笔都削不好的并不锋利的刀子），把它塞进雨衣口袋四处奔走，进行所谓的“联络”事宜。
我真想喝了酒好好地睡一觉，可手头没有钱。而且从P（我记得P就是党的暗语，不过也可能记错了）那儿不停地下达任务，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我这副病弱的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就是仅仅对“不合法”感兴趣而参加这种小组活动的，如今却变得骑虎难下。我弄得手忙脚乱，不禁在心中恨恨地对P的人嘀咕：恐怕你们是弄错对象了吧？那些任务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不是更好吗？
最终，我逃走了。虽然逃走，心情却没有变好。所以，我决定去死。
那时，恰好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好感。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
每当我参加运动后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就躺下时，那姑娘总会拿着便笺和钢笔来敲我的门，说道：“不好意思，弟弟妹妹在楼下大吵大闹，害得我都没法专心写信。”
说罢就在桌子旁坐下来，一写就是一个多小时。我本来可以佯装什么都不知道，照旧躺着，可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是希望我开口说点什么。所以我又发挥了惯用的那种被动服务的精神。尽管我其实一句话也不想说，还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精神，一边抽烟一边和她闲聊：
“听说呀，有一种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讨厌啊。你就是这种男人吧？”
“不，我嘛，倒是用过情书来热牛奶喝。”
“真是了不起。那你就喝吧。”
我暗自忖度着：这人怎么还不快点离开？写什么信啊，不是明摆着在撒谎吗？其实不过是在那儿胡乱涂鸦罢了。
“把你写的信给我瞧瞧！”
事实上我宁愿死也不想看。谁知这样一说，她竟连声嚷嚷：“哎呀，真讨厌，不能给你看。”我简直看不下去她那副高兴的样子，真是倒胃口。于是我想打发她去做点事。
“有件事儿想拜托你，能不能去电车附近的药店，帮我买点安眠药呢？我太累了，却睡不着。麻烦你了，至于钱……”
“行啊，钱好说。”
她高兴地起身走了。让女人们去办事，她们绝不会垂头丧气，反而因为受到男人的嘱托，倍感高兴。
另一个女人，则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一个所谓的“同志”。由于参加地下运动的关系，我和她不管愿意与否，每天都必须和她会面。碰头会结束后，这个女人总跟在我后面，而且总是给我买各种东西。
“你就把我当做你的亲姐姐好啦。”
她这种酸溜溜的说法搞得我毛骨悚然。我做出饱含忧伤的微笑表情，说道：“其实，我也这么想的。”
总之，我深知，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敷衍过去。因此我甚至不惜为那个讨厌而丑陋的女人作出牺牲，让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那些都是些品位粗俗的东西，我大都当即送给了烤鸡肉串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开心。
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缠着我，无论如何也不肯离开，为了让她满意地走开，我在街头一个阴暗角落里，亲吻了她。谁知她却厚颜无耻地欣喜若狂，叫住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大概是大家为进行地下活动秘密租借的一座大楼。在一间看似办公室的狭小的西式房间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
“一个荒唐透顶的姐姐。”我暗自苦笑着。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我都不得不每天与她们见面。所以，不可能像从前遇到的种种女人那样巧妙避开。出于自己惯有的那种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地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被她们牢牢地束缚住了。
同时，我从银座一个大酒馆的女招待那里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由于这种恩惠，我仍然感觉到一种被束缚住而无法动弹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已经无须再借助掘木的向导，可以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抑或穿着碎花布和服光顾酒馆了。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的自信心和暴力深感怀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和他人面对面一本正经地寒暄了。
不，不对，尽管就我的本性而言，不伴随败北的丑角式的苦笑，就无法与别人交谈，但我好歹磨炼出了一种“伎俩”，可以与他人一本正经地寒暄。莫非这应归功于我为那种运动四处奔波？抑或归功于女人？或者是酒精？但更主要得归功于经济上的窘境。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感到恐惧，可要是在大酒馆里被一大群醉鬼女招待簇拥着，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那么，我这不断遭到追逐的心灵，不是也能获得片刻的宁静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揣上十日元，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大酒馆里。
我笑着对女招待说：“我身上只有十日元，能不能喝点什么？”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她的这一句话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这颗悸动的心。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话消解了我对钱的担忧，而是消解了我留在她身边的担忧。
我喝了酒。因为对这个女招待相当放心，所以反而无心进行滑稽表演了，只是不加掩饰地展示自己天生的沉默寡言和抑郁寡欢，一言不发地喝着酒。
“这些菜，你喜欢吗？”
那女人把各式各样的菜肴摆放在我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只喜欢喝酒吗？那我陪你一起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夜。我按照常子（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已经记不清了。我连和我一起殉情的女人的名字都记不清楚，真是惭愧）所吩咐的那样，在银座某条街上的一个露天寿司摊铺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偏偏那寿司难以下咽的滋味，不知为何竟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那个秃顶的老板一边摇晃着脑袋，一边像个行家似的捏着寿司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好多次我在电车上，会忽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冥思若想后，我不禁苦笑：原来是像那寿司摊的老板。在她的名字和脸庞都从我的记忆中消隐而去了的今天，唯有那寿司摊老板的面孔，我还能记得那么准确无误，以至于可以轻松地描摹出一张肖像画来。我想，这无疑是因为当时的寿司过于难吃，竟带给我寒冷与痛楚的缘故。我从没有这样，被人带到一个所谓的美味无比的寿司店里去吃寿司，而真的会觉得好吃的体验。那寿司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不能捏成大拇指大小吗？
她在本所[5]一位木匠家的二楼租住。在她二楼的房间，我毫不掩饰自己忧郁的内心。我就像牙疼一样，一边用一只手拖着脸颊，一边喝茶。我的这种姿势反倒赢得了她的欢心。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女人，周围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枯枝在四处飞舞。
我一边躺着休息，一边听她唠叨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大两岁，老家在广岛。她说道：“我是一个有夫之妇，原本和丈夫在广岛开了个理发店。去年夏天，我们一起背井离乡来到了东京，可丈夫在东京却没有从事正经的职业。不久，被判了诈骗罪，现在还待在监狱里。我每天都要去监狱给他送点东西，但从明天起，我就再也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这个人天生就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不知是因为女人在这方面叙述方式拙劣，还是因为她们的谈话不得要领，反正我全当那些话是耳旁风。
真是寂寞啊。
对我而言，比起女人连篇累牍的痛说家世，倒是这样一句短短的叹息更能勾起我的共鸣。尽管我一直期待着，却从来没有从这个世上的女人那儿听到过这样的叹息。不过，眼前这个女人尽管没有用言语说过一句“真是寂寞啊”这样的话，但是，她的身体轮廓中却流淌着一种剧烈而无言的寂寞，就像是一股气流一样，我的身体一旦靠近她，就会被那股气流牢牢地包围住，我自己所拥有的那种多少有些阴郁的气氛，恰到好处地与其交融在一起，宛若枯叶落在水底的岩石之上，使我得以从恐惧和不安中抽身逃脱。
与躺在那些白痴妓女的怀中安然入睡的感觉截然不同（首先，那些妓女是快活的），跟这个诈骗犯之妻所度过的一夜，对我来说是获得了解放的幸福之夜（不假思索地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我想，这在我的整篇手札中是绝无仅有的）。
但仅此一夜。次日清晨，我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本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什么都害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有时还会被幸福所伤。趁着还没有受伤，我想趁早和她分道扬镳。于是，我又开始释放惯用的搞笑烟幕弹。
“俗话说‘金钱散尽，情缘两断’。其实这句话的解释恰好被人们颠倒了。并不是说钱一用光，男人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说男人一旦没有钱，自己就会意志消沉，变得颓废窝囊。甚至连笑声都缺乏力量，性格也开始扭曲，最终破罐子破摔，自己主动甩掉女人。他们就像一个半疯的人，分分合合最终彻底与女人断了联系。据《金洋大辞林》上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啦。真可怜呀，我太明白这种心境了。”
的确，我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上述那些蠢话，把常子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不宜久留，脸也没洗就跑了出去，可没想到我当时编造的关于“金钱散尽，情缘两断”的胡言乱语，后来竟与我自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关联。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再也没与常子见面。分别多日，随着时间的流逝，喜悦之情也逐渐淡漠，倒是蒙受了她恩惠这一点让我有一种隐隐的不安，感到了一种沉重的束缚。想起那晚在酒吧结账时，竟让常子付了全款，我更是耿耿于怀了。常子最终也跟房东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那两个女人一样，成了仅仅是胁迫着我的女人，所以即使相距甚远，我也时常会对常子感到恐惧。而且我觉得，一旦再遇到那些与自己睡过觉的女人，她们的愤怒必将如烈火般熊熊燃烧，因此，我颇为抗拒与常子的重逢，对银座也敬而远之。不过这种胆怯心虚的性格绝不是源于我的狡猾，而是因为在女人这种生物的眼中，和男人上床这件事与早晨醒来后发生的事情之间毫不相干，她们像是忘记床上之事，将昨天与今天完美地切割成两个世界。
十一月末，我和掘木在神田的露天摊铺上喝着廉价酒。这个家伙主张离开现在的摊铺去另一个地方喝酒。可是我们已经花光了手头上所有的钱，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硬吵嚷着：“喝呀，喝呀。”此时的我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胆子也变大了，我说道：“好吧，那我就带你去一个梦的国度。你可别大惊小怪，那儿真可谓是‘酒池肉林’……”
“酒馆吧？”
“对！”
“走吧！”
就这样，我们两个人一起坐上了市营电车。掘木兴奋得活蹦乱跳的，说道：“今夜，我对女人饥渴难耐。在那儿可以亲女招待吗？”
我不大喜欢掘木酒后醉态百出的样子。掘木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又特意问了一句：“我亲她，行吗？坐在我旁边的女招待，我一定要亲给你瞧瞧。行不行？”
“随便你。”
“那太好了！我真是太想要女人了。”
在银座的四丁目下车后，仗着常子的关系，我们身无分文地走进了那家所谓‘酒池肉林’的大酒馆。我和掘木挑了一个空着的包厢相对而坐，只见常子和另一个女招待走过来。另一个女招待坐在了我的身边，而常子则一屁股坐在了掘木的身边。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常子就要被掘木亲吻了。
但我并没有一种觉得可惜的感觉。我这个人本来就没有太强的占有欲，即使偶尔有点觉得可惜的感觉，也绝没有与人争夺的勇气。甚至于日后的某一天，我眼睁睁地看着与自己同居的女人遭到了别人的侵犯，竟一言不发。
我竭力避免介入人世间的纷争，害怕卷入是非纷争的旋涡，让我感到恐惧。常子与我不过是一夜情，她并不属于我。我不可能有觉得可惜的感觉，不过我毕竟还是吃了一惊。
常子就在我的面前接受着掘木强烈的亲吻，我为常子的境遇感到可怜。这样一来，被掘木玷污过的常子或许就不得不与我分手了吧。而且我也没有足够的热情来挽留常子。哎，事情被迫到此结束了。我对常子的不幸涌起了瞬间的惊愕感，但随即又如同流水般老老实实地彻底绝望了。我来回瞅着掘木与常子的面孔，冷笑起来。
但是，事态的发展比我想象的更为糟糕。
“算了吧！”掘木歪着嘴巴说道，“我再饥渴，也不能和这种穷酸女人……”
他颇为无奈地抱起双臂，苦笑着打量常子。
“给我点酒我没有钱。”我小声地对常子说道。
我真想喝个烂醉。从所谓的世俗眼光来看，常子的确是一个不值得醉汉亲近、丑陋而贫穷的女人。我感到自己就像是意外遭受到雷击一样。我喝呀，喝呀，从没喝过这么多酒，一直喝到烂醉如泥，与常子面面相觑，悲哀地微笑着。经掘木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她不过是一个疲惫不堪而又贫穷下贱的女人，可与此同时，一种同病相怜的亲近感油然而生（我至今仍旧认为：贫富之间的矛盾尽管貌似陈腐，但却是戏剧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我发现常子是那么可爱，以至于我平生第一次觉察到自己萌发了一种虽然微弱却积极主动的怜爱之心。我吐了，吐得不省人事。喝酒喝得不省人事，这还是第一次。
醒来时，常子坐在我的枕边。原来我是睡在了本所木匠家二楼的房间里。
“你说过‘金钱散尽，情缘两断’，我还以为是开玩笑的。原来你是认真的。要不，你干吗不来了？要断绝缘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难道我挣钱养你，还不行吗？”
“不，那可不行。”
然后常子也躺下睡了。天刚蒙蒙亮，她从口中第一次说出“死”这个字眼。她似乎早已被世人的生活折磨得筋疲力尽，而我一想到自己对世人的恐惧和生存的烦忧，再想想金钱、地下运动、女人和学业，我简直觉得无法继续活下去，于是不假思索地赞同了她的提议。
但那一刻，我并没有真正做好“去死”的思想准备。对于死亡，我多少还抱着一种“游戏”的心态。
那天上午，我和她徜徉在浅草区，一块儿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各自喝了一杯牛奶。
“你去把账结了吧。”
我站起身，从袖口里掏出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仅有三枚铜钱。一种比羞耻更为凄烈的情愫一下子俘虏了我。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是自己在仙游馆的那个房间，只剩下了学生制服和被褥，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进当铺了。除此之外，我的所有家当就只有此刻穿在身上的碎花布和服和披风，这就是现实。
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活在这个世上了。
看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常子站了起来，瞅了瞅我的钱包问道：“哎？！就这么点钱？！”
她无心的一句话，深深地刺透了我的骨髓。这是我第一次因为自己所爱的人说的话而痛不欲生。三枚铜钱说到底根本算不上是钱，它带给我从未咀嚼过的奇妙屈辱感，一种没脸再活下去的屈辱感。归根到底，那时的我也许还没彻底摆脱“有钱人家公子哥”的身份吧。那一刻，我真正地下定决心：我要去死。
那天夜里，我们俩一块儿跳进了镰仓的海里。常子说，她的腰带是从店里的朋友那儿借来的，随即解下腰带叠放在岩石上。我也脱下了披风放在同一块岩石上，然后双双纵身跳进了海里。
常子死了，我却被救了回来。
或许因为我是一名高中生，再加上父亲的名字多少具有一些所谓的新闻效应吧，殉情的事儿被当做一起重大事件登载在报纸上。
海边的一家医院收诊了我，老家那边来了一位亲戚替我收拾残局。故乡的父亲和一家人都极为恼火，也许会自此与我断绝关系——那个亲戚这样告诉我以后就回去了。
可比起这些，我更思念死去的常子，禁不住潸然泪下。原来，在我遇到过的女人中，我真正喜欢的，只有模样穷酸的常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里面是她写的五十首短歌。每首短歌都是以“为我而活”这样奇特的句式开头。
此外，住院的时候常有护士快活地笑着到我的病房里来玩，其中有些护士总是在紧紧握过我的手之后，才转身离去。
经医院检查，我的左肺上有些问题。这对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不久，我被警察以“协助自杀罪”为名带到了警局。在那里他们把我当病人对待，把我安置在保护室里。
深夜，一位年迈的夜班巡警悄悄拉开保护室与值班室中间的门。
“喂！”他冲我喊道，“那边很冷吧，到这边来暖和暖和。”
我故作无精打采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你还怀念那个死去的女人？”
“嗯。”我故意有气无力地小声回答道。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接着他渐渐摆开了架势，俨然一副法官的样子装腔作势地问道：“最初和那女人搞上关系是在哪里？”
他当我是个小孩子，摆出一副审讯主任的派头。为了打发这个秋天的夜晚，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什么近于猥亵的桃色新闻。我很快察觉出这一点，拼命忍住不笑。尽管我也知道，对警察这种“非正式审讯”我有权利拒绝作出任何回答，但为了给这漫长的秋夜增添一点兴致，我始终在表面上奇妙地表现出一片诚意，仿佛我坚信他就是真正的审讯主任，而刑罚的轻重完全取决于他的意志。我还进行了一番适当的“陈述”，以多少满足一下他那颗色迷迷的好奇心。
“嗯，我大致明白了。如果你一切都照实回答，我们自然会酌情从宽处理的。”
“谢谢，还请您多多关照。”
真是出神入化的演技。这是一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卖力表演。
天亮时分，我被警察署署长叫了过去。这一次是正式审讯。
我推开门，走进署长办公室。眼前是一位皮肤黝黑，看起来像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署长。
“吆，长得真帅。但这不是你的错，要怪只能怪你母亲，把你生得这么俊。”
署长一见我就这么说。听他突如其来地这样一说，我不禁萌发了一种悲哀的感觉，就像自己是一个丑陋的残疾人一样。
这个署长的模样就像是一个柔道选手或剑道选手，他的审讯方式也显得干练爽快，与那个老警察在深夜进行的隐秘而执拗的好色隐晦的审讯相比，真可谓是天壤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边整理送往检察院的文件，一边说道：“你得好好爱惜身体啊，好像还在吐血吧？”
那天早晨我莫名地地咳嗽起来。一咳嗽，我就用手绢掩住嘴巴，手绢上似乎沾上了血。但那并不是从喉咙里咳出来的，而是昨天夜里我抠耳朵下面的小疙瘩时流出来的血。我突然意识到，不挑明其间的真相或许对我更为有利，所以只是低下头，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是的。”
署长写完文件后说道：“至于是否起诉，得由检察官来决定的。不过，还是得用电报或电话通知你的担保人，让他到横滨检查局来一趟。你应该有吧，诸如你的担保人或监护人之类的。”
我突然想起，一个曾经经常出入父亲别墅，名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是我学校的担保人。这个叫涩田的人，和我是同乡，常常拍我父亲的马屁，是一个长得又矮又胖、年届四十的单身男人。他的脸，特别是眼睛，与比目鱼十分相似，所以父亲总叫他“比目鱼”，我也就跟着那么叫惯了。
我借助警察的电话簿，查到了“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电话，请他到横滨检查局来一趟。没想到“比目鱼”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说起话来竟然趾高气扬的，但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
“喂，那个电话话筒还是消毒一下为好。没看见他咯血了吗？”
当我回到特别看守室坐下之后，听见署长正用大嗓门吩咐警察给电话话筒消毒。
午饭以后，我被他们用细麻绳绑住胳膊，与一个年轻警察一起乘坐电车向横滨出发了。尽管他们准许我用斗篷遮住捆绑的麻绳，但麻绳的一端却被年轻的警察牢牢地握在手中。
不过，我并没有丝毫的不安，倒是由于警察署的特别看守，反而对那位老警察依依不舍。哎，我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呢？被作为犯人捆绑起来，竟反而觉得如释重负，万般惬意。即使此刻我追忆当时的情形，我还依然乐不思蜀。
但在那一段时期所有令人怀念的往事中，唯有一次悲惨的失败记录，它令我不胜汗颜，终生难忘。我在检查局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审讯。检察官年纪有四十岁左右，看起来像是一个性情温和、不乏气度的人（倘若说我算得上美貌的话，那也无疑是一种淫荡邪恶的美貌，但这个检察官的脸上却萦绕着一种聪慧而且宁静的氛围，使你不得不承认那才是一种真正的美貌）。所以我情不自禁地彻底放松了警惕，只是心不在焉地叙述着。突然我又咳嗽了起来，我从袖口掏出手绢，蓦地瞥见了那些血迹。顿时我涌起了一个浅薄的念头，以为或许我能够把这咳嗽作为一种筹码来进行讨价还价。
“咯，咯咯”我夸张地大声假咳了两下，用手绢捂住嘴巴，顺势悄悄斜眼瞥了检察官一眼。
“你是在真咳吗？”他的微笑依旧是那么宁静。我直冒冷汗。不，即使现在我回想起来，依旧会紧张得手足无措。中学时代，当那个傻瓜竹一说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戳穿了我的把戏时，我就像被一脚踢进了地狱里。可此时我在心中的惊慌远甚那次。这两件事，是我生平仅有的两次演技穿帮的记录。我有时甚至想：与其遭受检察官那沉着的侮辱，还不如被判处十年徒刑。
我被予以缓期起诉处理，但我却丝毫不觉得庆幸。心中满是悲凉地坐在检查局休息室的长凳子上，等待着担保人“比目鱼”来领我出去。
透过背后高高的窗户能望见晚霞燃烧的天空，一大群海鸥排成一个“女”字形在空着飞翔着了。
[1]早会钟声：在日本，学校在开始一天的学习前，需全员集合，互相致礼。
[2]劳埃德（1893-1971）：美国电影喜剧演员，同时也是导演和电影制片人。
[3]莫迪里阿尼（1894-1920）：意大利杰出的绘画大师，享誉世界的艺术天才。
[4]楠木正成：日本南北朝时代的武将。
[5]本所：东京的一个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