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华丽的“汉服”

真正看到“绣镼”实物，才体会到汉代女服有多么靓丽。

在东汉墓出土的女陶俑上，可以看到一种很流行的短袖外衣样式，其最主要的特色就是袖料上叠出密密细褶，于是，一双短袖不仅满布放射状褶纹，而且呈现为向袖口逐渐放大的喇叭形。由于新疆独特的干燥气候，居然有这样一件“千褶短袖上衣”的实物在两千多年前陪葬入墓之后，历经时光不曾腐灭，却在近年被重新发掘出来。于是，在不久前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千古探秘——考古与发现》大展上，观众有缘亲眼看到汉代美人们的时装一种。

最为奇迹的是，这件出土上衣的颜色鲜艳依旧，让我们看到，衣身采用浅色的天青色绮，两袖却改用红绮的料子，形成很悦目的对比式配色；在袖口，还依次镶缝有天青、酱色以及白色的三道窄绦。类似的女用短袖上衣，据《后汉书》中的消息披露，在当时被称为“绣镼”。“镼”一做“”，是汉代人对于短袖衣的习惯称呼。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

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镼，莫不笑之。

初唐李贤注云：

《前书音义》曰：“诸于，大掖衣也，如妇人之袿衣。”字书无镼字，《续汉书》作，并音其物反。杨雄《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关而西谓之裗。”郭璞注云：“俗名掖。”据此，即是诸于上加绣，如今之半臂也。

依初唐学者们的看法，绣镼相当于隋唐时的“半臂”，也就是短袖上衣。因此，将新疆出土汉代的“千褶短袖上衣”定名为绣镼，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西汉末年，绿林军拥戴刘玄为天子，浩浩荡荡进入长安，不料这支起义军的将领多出身社会下层，缺乏见识，结果闹了笑话——他们看到“绣镼”一类女人服装花花绿绿的很好看，就拿来穿在自己身上。一个大男人如果身上所着类似于新疆出土的这件短袖衣，走起路来喇叭袖飘飘，那确实很滑稽可笑啊。

还应注意的是，李贤注指出，绣镼的穿法，是罩在“诸于”即“大掖衣”之外，而大掖衣“如妇人之袿衣”。从各类文物资料来看，“绣镼”，或者说细褶喇叭袖短上衣，在东汉魏晋南朝，恰恰是与贵族女性的正式礼服“袿衣”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异常繁丽奢侈的高档服装样式。

所谓“袿衣”是一种连身长袍，其最大的形式特点是用彩色织物做成一条条上宽下窄的尖角形饰片，重重垂挂在腰部周围。这些饰片叫作“袿角”，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纯粹在于制造重重叠叠的视觉效果。从《洛神赋图》、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画等艺术表现中可以看到，袿衣的裙摆部分总是非常长大，裙裾拖坠在地面，堆叠如云，特别有富贵气势；在裙的正前还会垂系一片近似围裙的“蔽膝”，也就是一块下端为椭圆形、满是彩绣纹饰的宽饰片；蔽膝两侧则显露出条条袿角，这些袿角上还被接缝上叫作“裗”的长飘带，于是，穿衣人的周围就有着数条飘带拖曳逶迤，迎风飘袅。

细褶喇叭袖短上衣“绣镼”作为袿衣的配套衣饰，罩穿在袿衣之外。由于绣镼的袖长只有袿衣袖长的一半，因此袿衣的那一双喇叭形超阔大袖会从绣镼的短袖口中奔泻而出，垂垂荡荡。袿衣的袖口、裙缘也缝接有细褶饰边，其上往往贴有金箔的纹饰，与绣镼的千褶袖形成形式上的呼应。可以想象，这一套绣镼与袿衣的组合既是繁饰重重，以华丽取胜，同时又具有飘逸轻盈的效果。

在东汉魏晋南朝，这一套衣饰一直是富贵女性在各种隆重场合使用的礼服，如《宋史·礼志》记载：

今皇后谒庙，服袿大衣，谓之袆衣。

南朝灭亡之后，隋唐女性贵族服饰完全没有沿用袿衣的传统，因此，这一服装样式在实际生活中就此绝迹了。然而，有意思的是，唐墓中屡屡出土有一种女俑，高髻巍巍，穿着样式特别夸张的绣镼与袿衣，推测起来，大约唐代所流传的南朝舞蹈中还沿用着往昔的传统服装形式，而这些女俑则代表着表演南朝舞蹈的舞姬。

更为重要的是，在东晋南朝时代，发生了一场将外来的佛教艺术本土化的伟大艺术运动，顾恺之、戴逵们在创作中用他们自己所熟悉的音容笑貌、服饰器具取代了陌生的异域形象，其中之一，就是把菩萨表现为穿着绣镼、袿衣的晋代美女。因此，在热门题材《维摩诘问疾品》中，散花的那位天女便始终身穿晋代高档时装。实际上，穿着绣镼、袿衣的美丽女性形象，在宗教绘画中沉淀为一个被长久沿袭的“图式”，呈现出惊人的持续性——永乐宫的元代壁画中，玉女等形象也依然穿着千百年前的华服，不过，由于辗转流传，一代代的艺术家在复制当中不免会添加上自己的艺术创造，因此，绣镼与袿衣遭受了很大程度的变形。

最近，一场“汉服运动”有着日趋炽热之势，不过，参与者所复原出的女性“汉服”看来似乎很接近南朝下层劳动妇女所穿的衣服样式。是不是南朝的农妇、女奴们的衣着就可以代表“汉服”？与东汉魏晋南北朝具有礼服身份的高档服装——袿衣相比，哪个更具有代表性？此外，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前期贵族女服又与东汉以后的袿衣在样式上断然不同，那么，这两种当中又是哪一种更具有正统性？这些实际的问题，汉服推崇者们都必须加以面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