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秦桧专权时期高压政治下的孱弱浇薄士风

绍兴八年，赵鼎罢相，秦桧独相的政治格局开始形成。至绍兴十二年，绍兴和议签订以后，秦桧的相权势力不断膨胀，朝中没有与之抗衡的任何政治力量，连高宗都惧其三分。史载：“桧既死，帝谓杨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1]秦桧权力的不断扩张与加强，直接导致专权。秦桧的绍兴和议本不得人心，和议前，遭到朝野上下的反对。为了达成和议，秦桧与高宗对和议的反对者实行镇压、打击。和议达成以后，秦桧将这一政策继续执行下去，非常残酷地打击和议反对者。同时，对于不附己者亦采取种种迫害，这就造成了绍兴十二年以后的高压政治形势。高压政治的实行，导致了南渡初期稍有起色的士风重新萎靡不振。这一时期的士风，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孱弱与浇薄。

先说孱弱的士风。中国古代士大夫，不乏“威武不能屈”之辈；但更多的是有操守但又较为现实，不敢与恶势力做坚决的斗争；还有一些士大夫，连操守都没有，只秉承上级的指示办事。秦桧独相期间，以第二类士人为多，他们不满秦桧所为，但此前或因反对和议遭贬斥、罢官，或慑于秦桧的淫威，不敢也没能力再次与秦桧斗争，对秦桧尽量采取避让态度。一些与秦桧同朝为官者，唯唯诺诺，多不敢对秦桧所为置一辞。秦桧同党，很多人本以依附而进，对其所为自然更唯命是从。朝中权力几乎完全掌握于秦桧之手，其他官员形同虚设，士林风气普遍孱弱。故张浚后来称“秦太师专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2]，道出当时的士风状况。而考察胡铨上书奏请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以谢天下之事，则发生于绍兴八年。胡铨当然充分认识到上书给自己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他上书前为自己交代了后事。但绍兴八年的秦桧尚未登上权力的顶峰，其时整个社会的舆论仍在主战派这一方。等到绍兴十二年和议达成以后，连胡铨这样的勇士也缄默了。这里并非苛求古人，只是说明其时孱弱的士风与秦桧的高压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士人的孱弱，源于自身力量的弱小与外界势力过于强大这一现实。其实，当时的士人只有孱弱方可自保，甚至连求自保亦不可得。该士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孱弱的士风表现在对秦桧的畏惧与避让。绍兴十二年以后，朝野上下几乎无人敢与秦桧作正面交锋。即使平居，也尽量避开秦桧的猜忌。下面看几则材料：

绍兴驾幸循王第，过午尚从容，循王再三趣巨珰辈乞驾早归内，皆莫测所以。他日，有叩之者，答曰：“臣下岂不愿万乘款留私第为荣，但幸秦太师府时，未晡即登辇。”闻者叹服识虑高远。二说得于循王之侄子安。[3]

（赵鼎）在吉阳三年，潜居深处，门人故吏皆不敢通问，惟广西帅张宗元时馈醪米。桧知之，令本军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语其子汾曰：“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先得疾，自书墓中石，记乡里及除拜岁月。至是，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遗言属其子乞归葬，遂不食而死，时绍兴十七年也，天下闻而悲之。[4]

前一条材料中的循王指张俊。[5]张俊因与秦桧在幕后达成交易，率先交出兵权，得到秦桧的好感，让其担任枢密使。其后秦桧为了彻底将兵权收归朝廷，又将其赶下枢密使的位置。领教到秦桧手段的张俊，对秦桧有了本能的恐惧。高宗驾幸其第，本为极其荣幸之事，但张俊却做出让人催促高宗尽早归宫这样令人费解之事，其怪异之举就源于对秦桧的忌惮，担心秦桧会产生忌恨心理而打击自己。第二则材料讲赵鼎被贬之后的处境。史载其谪居潮州五年，杜门谢客，时事不挂口，有问皆引咎，充分体现出赵鼎的惧祸心理与警惕性。这样的心理及警惕性，由外界的客观形势决定。其门生故吏不敢通问，显然并非他们皆为忘恩负义之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皆以道德著称，亦不乏真正敢言之士，此时却避之唯恐不及，也体现出高压政治下的孱弱心理。至于赵鼎自杀身亡，表面看是勇敢的行为，但究其实质，同样是畏惧心理在作祟：因惧怕其子孙遭到打击，赵鼎试图以个人的死亡换取家族的安全。

身经百战而又宠幸于高宗的张俊与敢作敢为、两度入相的赵鼎尚如此畏惧秦桧，其他气节可嘉、敢于任事的士人，亦皆以自保为主。张浚谪居永州，“杜门不通人，惟穴墙以通薪水”[6]；韩世忠解除兵权后，“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7]；在异域视死如归，与敌据理力争的张邵，“杜门绝交不出，惧祸佯狂”[8]；王居正“自知不为所容，以目疾请祠，杜门，言不及时事”[9]。这些士人，属士林中的正直敢言之士，他们不与秦桧合作，实属难能可贵。但就是这样一些人，对秦桧的畏惧尚且如此，其他不及者可想而知，孱弱的士风亦可见一斑。绍兴十二年以后的孱弱士风是与高压政治紧密相连的。正直士人的抗争在现实面前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导致士人奉行“独善其身”。可以说，这部分士人的孱弱，是尚存良知的孱弱，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孱弱。

对秦桧的畏惧，同样体现在与秦桧同朝为官的朝士身上。史载：“桧擅政以来，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时献言者，非诵桧功德，则讦人语言以中伤善类。欲有言者恐触忌讳，畏言国事，仅论销金铺翠、乞禁鹿胎冠子之类，以塞责而已。”[10]为官者竟不敢言国事，真是莫大的讽刺，以至高宗都忍不住提醒秦桧：“近轮对者，多谒告避免。百官轮对，正欲闻所未闻，可令检举约束。”[11]即便百官小心谨慎，仍不免遭到秦桧的猜忌与打击：

秦丞相晚岁权尤重，常有数卒，皂衣持（挺）[梴]立府门外，行路过者稍顾视謦，皆呵止之。尝病告一二日，执政独对，既不敢他语，惟盛推秦公勋业而已。明日入堂，忽问曰：“闻昨日奏事甚久。”执政惶恐，曰：“某惟诵太师先生勋德，旷世所无。语终即退，实无他言。”秦公嘻笑曰：“甚荷。”盖已嗾言事官上章。执政甫归，阁子弹章副本已至矣。其忮刻如此。[12]

记载中的执政，颇为滑稽，简直一副小丑模样，完全是秦桧手中的一个玩偶。其所为，既可怜又可哀。执政尚且如此，其他官员可想而知，他们一个个不过是秦桧控制下的工具。绍兴十二年后的这盘政治棋，完全由秦氏一人操纵。这种政治格局下的士风，孱弱是不可避免的。官员们以缄默为得计，以遵循秦桧的意旨为成功。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乃至秦桧去世后亦未曾有大的改变：“自秦桧用事，塞言路，及上总揽权纲，激厉忠谠，此习尚存，朝士多务慎默。”[13]秦桧党羽万俟卨于绍兴二十六年亦上书言：“士风不竞，避谗畏讥，袭常蹈故，随波浮沉，无致身许国之忠。”[14]故曾几建议：“士气久不振，陛下欲起之于一朝，矫枉者必过直，虽有折槛断鞅、牵裾还笏、若卖直干誉者，愿加优容。”[15]曾几所献之言，乃针对当时现状。他认为要改变秦桧专权以来积习已久的孱弱士风，皇帝应最大限度地宽容进言者，鼓励士人敢于献言，从而矫正慎默不言的恶习，由此不难想见秦桧高压政治下孱弱士风流毒之深。

其次，秦桧专政期间的孱弱士风，还表现在对金人的惧怕上。秦桧为与金人达成和议，收回三大将的军权，军队重新由文臣统帅，后又将岳飞父子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将士的抗金积极性逐渐减弱，军队的战争力大大降低。万俟卨奏五事，提到“军政一坏，士不知劳。将帅豢养于富贵之乐，一旦有缓急，皆不足恃”[16]，讲的就是这种情况。不久金主完颜亮南侵，南宋军队果然战斗力很差，以至不得不临阵易将。在和议达成后，南宋朝廷的战备长期处于松弛状态，士人们对战争相当恐惧。秦桧在世时因为没有大规模的战争，这种恐惧尚无法表现，但恐惧心理是潜在的，影响极为深远，只要有外在条件的刺激，马上便暴露无遗。金主完颜亮南侵之时，秦桧已经去世，但其专政时恐金的孱弱士风，马上显露无余。闻言金军南下，朝中乱作一团，纷纷作退避计，“内侍省都知张去为阴沮用兵，且陈退避策，中外妄传幸闽、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无一语，同知枢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惮不欲行”[17]。金人犯庐州，王权败归，“朝臣争遣家逃匿，（黄）中独晏然。比敌退，惟中与陈康伯家属在城中”[18]。如此大规模的恐慌，与南渡之后曾出现过的斗志昂扬的士风判若天壤。宋高宗的表现亦与士人们无异，得到王权军败的消息，首先生出的念头就是再度航海避敌。他给陈康伯下了“如敌未退，放散百官”的命令，准备重蹈建炎年间的逃跑政策，赖陈康伯苦劝，才收回成命。

再说浇薄的士风。秦桧独相后，继续对政敌进行清洗，对不附己者亦不断打击。秦桧所用手段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就是鼓励他人相互告讦，从而达到打击政敌的目的，告讦者往往因此得到升迁。史云：“秦桧尝谕（陈）诚之曰：‘事有所闻，可以片纸见喻。’盖桧方用告讦以擢人才。”[19]这种手段对于正人端士自然不太起作用，但对于那些苦于升迁无道的无耻小人，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他们内心丑恶的东西被无节制地激发出来。一些道德操守不高之士，因此模仿，无形中恶化了士林风气。我们检阅秦桧专政期间的几起大案，发现告密者都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李光私史案，由陆升之告密直接引发。胡铨再贬诗案中，胡铨为张隶告发，王庭珪为欧阳承安告发。吴元美《夏二子传》案的涉案者吴元美、孙汝翼为郑炜告发。[20]其他如沈长卿、芮晔《牡丹诗》案等，虽不可考稽告密者为谁，但不难猜想有检举者，否则很难解释秦桧何以得知一些流传不广的诗篇中的微言大义。

孱弱与浇薄构成了秦桧独相时士风的两大特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南渡初年形成的较为健康的士风，此时也还有所延续，只不过外界的恶势力力量过于强大，健康的士风已经转入地下，不如以前凸显。因而，本小节言其时士风云云，不过是择其大者。

[1] 《宋史纪事本末》卷七二，第764页。

[2]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六“斩桧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5页。

[3] 《清波杂志校注》卷五，第208页。

[4] 《宋史》卷三六○，第11294—11295页。

[5] 南宋时有两个循王。张俊有子数人，其名分别为子琦、子厚、子颜、子正、子仁。此处言二说得于循王之侄子安，子安之辈分与张俊子相同，故可判定该循王为张俊。

[6] 《要录》卷一七○“绍兴二十有五年十有一月戊申”条注引《日历》，第2775页。

[7] 《宋史》卷三六四，第11367页。

[8]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三“张才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4页。

[9] 《宋史》卷三八一，第11736页。

[10] 《宋史》卷四七三，第13763页。

[11] 同上。

[12] 《老学庵笔记》卷八，第100页。

[13] 《宋史》卷三八八，第11903页。

[14] 《要录》卷一七二“绍兴二十有六年三月乙卯”条，第2824页。

[15] 《宋史》卷三八二，第11768页。

[16] 《要录》卷一七二“绍兴二十有六年三月乙卯”条，第2824页。

[17] 《宋史》卷三八四，第11809页。

[18] 《宋史》卷三八二，第11764页。

[19] 《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有二年六月壬辰”条，第2660页。

[20] 以上参见韩酉山《秦桧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