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泛爱主义教育运动

尽管巴泽多的学校实验失败了，但是，他与泛爱学校仍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德语世界的许多新学校都是基于泛爱学校的模式。他的泛爱学校成为当时整个德国的教育模式，从而使得泛爱主义成为一种教育运动。教育家如萨尔茨曼（Ch. G. Salzmann,1744—1811）、康培和特拉普（E. Ch. Trapp,1745—1818）等，也是这个运动的重要人物。

萨尔茨曼1763年进入耶拿大学学习神学，1768—1780年在埃尔福特的教会工作。1780年，他来到德绍，任泛爱学校宗教教师。1784年，萨尔茨曼在施奈普芬塔尔（Schnepfenthal）建立了自己的寄宿式泛爱学校。他认为，学校应该采取家庭的形式，教师者应该首先为其学生树立典范。他的泛爱学校重视学生的观察能力、智力以及道德的发展。对他来说，从可见到不可见、从切近到遥远、从具体到抽象应该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原则。因此，其泛爱学校强调学生的体验，强调学生的做、尝试、失败、观察、思考、经验和洞见。萨尔茨曼除了《教育手册》著作外，还写了不少教育小说。他想建立一个其主要任务是教育的社会。与巴泽多的泛爱学校类似的是，主导萨尔茨曼泛爱学校的也是“商人形象”。^[1]

康培离开德绍以后，继续在汉堡建立自己的泛爱学校，成为继巴泽多德绍失败之后的泛爱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泛爱学校同样具有卢梭自然主义教育色彩：强调遵循儿童天性来进行教育，提倡发挥儿童在教育中的积极性，主张用鼓励来代替体罚，通过游戏来进行教学，让儿童在快乐中获得知识，重视组织体育、劳动、远足和演出等活动，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和谐发展。在康培看来，所有人都拥有不可放弃的权利和天然的使命去发展其所有力量和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将其力量在一种范围内、对着一种对象、以一种方式来加以发展。人必须在不同的对象上、以不同的方式、为了不同的目的来发展和增强自己。康培还著述和编辑了16卷的《实践教育者协会对所有的学校和教育事业的全面修订》（下称《修订》）并于1785—1793年间相继出版。他计划把教育概念建立在人类学和心理学基础之上，排除其对政治和宗教的依赖，其目的是根据理性原则，从儿童早期开始就把人类的养育和教学制度化。克尔斯丁（Kersting）认为，可以把泛爱运动本身视为把教育学建设成为独立学科的运动（即其成员的专业化和知识的制度化）。泛爱主义运动始于巴泽多1768年出版的《泛爱者引论》，结束于康培《修订》出版的最后一年。^[2]

把教育学建设为独立的学科的努力还体现在特拉普（Ernst Christian Trapp）的工作之中。特拉普也是一位重要的泛爱主义理论家，1777年在德绍泛爱主义学校任教。1779年，他在哈勒大学获得了德国第一个教育学讲座教授的职务，并试图从观察和实验的角度把教育学建立成为教育科学。

一般认为，德语“教育学”（Pädagogik）概念源于古希腊，“pais agein”（意思是引儿童从家里去学习场所之人），是一种带有规范性和哲学性的称谓；“教育科学”（Erziehungswissenschaft）在18世纪晚期才出现。这主要体现在特拉普1780年的著作《一种教育学建构尝试》（Versuch einer Paedagogik）。在特拉普看来，教育是一种需要谨慎从事的艺术，需要专业人士来施行；教育学要成为科学，就必须研究人和人性；而对人性的认识，需要借助观察、经验和试验。尽管他的经验方法还很幼稚，尽管直到19世纪，德国大学并未把教育学变成独立的科学，但是，在当时浓重的思辨教育学氛围之下，特拉普的努力具有重要的价值。

巴泽多的教育改革及泛爱主义教育运动也赢得了一些最为著名的启蒙者的称誉，其中就有康德、门德尔松（Mendelssohn）、伊色林（Iselin）、伽尔夫（Garve）、尼克莱（Nicolai）和舒尔泽（Sulzer）。康德本人与泛爱学校的前后三位校长巴泽多、康培和沃尔克及在各地建立泛爱学校并为泛爱运动的教育文献做出贡献的第二代泛爱主义者也保持着联系，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康德在1778年写给沃尔克的信中明确指出，教育的主要作用或重要之处不是理论学习，而是对人的教化，对人的天赋及性格的教化。^[3]

在康德看来，德绍泛爱学校的建立者们“致力于人的福祉和人性的改善”，其教育学“与人的天性以及所有的公民目标相一致”, “发展了人性中固有的自然倾向”。他呼吁所有的泛爱者都来支持和了解这所新学校及其不仅使学生受益、也惠及教师的“真正的教育方法”。

康德指出，“在设立标准学校之前，人们必须先设立实验学校。教育和指导一定不能是单纯机械性的，而应以原则为依据。……人们往往以为，教育方面的实验并无必要，仿佛由理性已经能判断一样东西将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经验表明，我们的尝试经常会产生与所预期的截然相反的作用。因此人们认识到，教育也要靠实验，没有哪一代人能制订出一个完美的教育计划。目前唯一在某种程度上首开先河、打破常规的实验学校是德绍的泛爱学校。人们应该让它享有这样的声誉，虽然它可能会有很多可指摘的地方；人们尝试所得的一切结果都包含错误，但也正因为如此，才要不断地进行实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唯一一所能让教师们按照自己的方法和计划自由工作的学校，在这里，他们与德国的所有学者都有联系。”^[4]康德在柯尼斯堡的报纸上写道：“从德绍会产生真正的教育革命。”因为在康德看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天性会允许我们成为什么，但教育实验可以提高我们的判断能力。

对于泛爱主义教育运动，巴塞尔市政厅官员、泛爱运动的鼎力支持者伊色林（Isaac Iselin,1728—1782），对其时代的教育改革精神总结道：“新教育的任务就是使人类幸福；这种努力赋予了启蒙时代以泛爱主义的特征，并使之成为教育的时代。人类的幸福和尊严在于在其能力和环境允许的范围之内，做尽可能多的善事，思考尽可能多的伟大的和美好之事。把人引向于此，使之准备好行驶自己的伟大使命，教育他成为人：这就是教育，这就是一个所能给予人类的最伟大的益处。”^[5]

伊色林的评论也显示了民众层面、社会和政治层面对这次改革运动的积极参与。当时德国知识分子普遍相信他们所欲求的对社会、国家和教会的改善是可以通过学校系统的改革来完成的。实际上，当时普鲁士国王的个人兴趣在整个改革中起着重要作用。弗里德里希大帝认为，模范学校总是道德的最佳影响因素，它使社会更安定、更善良和更高尚，因为道德是联结社会的最牢固的纽带，是公共和平的源泉。1771年执管教育的普鲁士大臣策德里茨（Karl Abraham von Zedlitz）也是教育改革的积极拥护者，对泛爱运动持同情态度。

[1] D. Benner/H. Kemper: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Reformpädagogik. Teil 1:Die pädagogische Bewegung von der Aufklärung bis zum Neuhumanismus. DSV. Weinheim 2001, S.157.

[2] 转引自Randall Curren ed.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p.119。

[3] 同上。

[4] 〔德〕康德：《论教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12页。

[5] 转引自Randall Curren ed.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p.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