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输出方式与帝国主义的命运
邓久根 冯来兴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一、列宁与希法亭：两套经济学的对立
列宁虽然对希法亭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批判，在作者看来，列宁的批判只是几点认识上的批判，没有更加深入地解释希法亭经济学的本质。事实上列宁与希法亭的差异是两套经济学的对立。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爬上了主流的新古典主义与演化经济学的对立，是生产论与交易论（金融论）的对立，也是比尔·拉佐尼克所指的“财富创造”与“财富提取”的对立。
新古典经济学以交换或资源配置为核心，惦记的是资源如何配置、财富如何分配。效用价值论就是最集中的表现，而对于生产问题则简化为生产函数（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生产如何进行根本没法研究，企业也定义为降低交易费用的装置。对斯密的丰富生产实践论、分工、管理等思想都抛弃得一干二净。
希法亭的理论如出一辙。认为“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交换的规律，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说明其他经济现象。”比如，希法亭认为垄断原因也在流通中得到理解。希法亭将垄断归结为“克服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因为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
反之，演化经济学以生产、创新或资源创造为核心。研究资源是如何创造的、如何生产的及其需要什么制度。
列宁也遵循这一思路，认为垄断的原因是生产集中。看似有点同语反复，其实不然。因为列宁所讲的垄断不是单纯的产业垄断或金融垄断，而是产业和金融结合的垄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垄断是帝国主义的唯一的重要现象。”马克思认为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是历史趋势，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垄断这一制度创新，创造出脱离实体产业（为金融而金融）或不参与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从而阻止利润率下降。即通过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如何，主要是股份制的形式获得希法亭所讲的“创业利润”。在这个时候，企业“生产什么”就不是很重要（或产品只是一个工具或幌子），因为上市的“创业利润”远远超过产业利润。这就事实上转化为再分配了。
列宁的逻辑思路是：生产集中导致垄断从而加深了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导致收入分配不公，人民的消费水平不足，从而引发经济危机。这一根本矛盾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同时，经济思想史试图通过“货币”的面纱（庇古，1949）来捕捉真实的经济力量。列宁与希法亭基于不同的经济理论，在金融资本方面也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希法亭的金融理论也是居于流通论。首先他认为货币在流通之前没有价值的，是流通使货币产生价值，然后产生支付手段和价值尺度。其次，关于金融资本，希法亭定义的金融资本就是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
希法亭还指出了金融资本的结果。过去银行向产业提供的主要是流通信用或流动资本信用，因而银行和产业还处于一种暂时的利害关系，那么，现在银行向产业提供的主要是资本信用特别是固定资产信用，便会有越来越多的银行资本长时间束缚在产业之中，使银行和产业“由暂时的利害关系变成为长远的利害关系，信用越大，特别是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比重越大，这种利害关系也就越大和越持久（希法亭，p93）”。可见希法亭的言下之意就是帝国主义可以江山永固，至少比“临时利害关系”时更加持久。
列宁则从生产角度论证，由于市场集中导致垄断，而垄断带来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产生金融资本。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通过股份制直接融资（获得创业利润）——债务关系转化为所有权关系的智慧：到期债务不用偿还，资金断裂也不要破产清算所有权权益的大小体现为股价的涨落。银行对创业利润的冲动使其放弃对企业的间接融资而控股，产业与金融进一步融合。股票成为商品，利用或操作股价的涨落而套利（再分配），造就进一步的收入拉大，无产者进一步贫困化或中产阶级的没落，导致消费能力的下降，即相对过剩的危机出现。
二、源自生产资本输出的产品创新是帝国主义自我修复的密钥
帝国主义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被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最好的例证，即便是在自2008年以来，长达八年危机，远远超过20世纪的大萧条，却还有人在为其歌功颂德。个中缘由在于帝国主义存在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一是新兴的帝国主义吸取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二是全面解决危机后的修复，如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之后的修复。主要方式是在搜寻新的主导产业中，调整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一次一次地进行技术创新使新兴的主导产业层出不穷地出现，纺织业—钢铁业、有机化学工业—电力产业—汽车—半导体—IT—互联网……这就是帝国主义自我修复的现实性。
列宁认为“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之后就出现了帝国主义。这个判断还是得到学界认同。但是即使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帝国主义，到列宁帝国主义论发表的1916年，也不过五十多年，据此就说帝国主义不是垂死的，进而攻击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是非常错误的。列宁是从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共性角度分析问题，重在批判帝国主义。问题在于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没有区分没落的老牌帝国主义与新兴的德国和美国的帝国主义中金融的作用。因为在产业的不同周期，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关系会导致国家的兴起（德国、美国）与衰落（英国）。列宁认为垄断的具体形式有两种：一是在市场竞争中获胜的大企业，它们可以垄断市场，获取超额利润。二是联合制，即“把不同的工业部门联合在一个企业中……”（列宁，1960，p10）的生产制度。从创新经济学的角度，列宁只是谈及工序创新，而没有涉及产品创新（新的主导产业出现），而产品创新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自我修正的法宝。
列宁认为的资本主义是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看法是有偏颇的。首先英国的起步不是通过自由竞争方式进行的。英国崛起是从1485年开始的，到1840年前后成就产业帝国的300多年间，英国一直是遵循重商主义思想。而到1840年前后，英国确实走向的是“自由竞争”阶段，如航海法案、谷物法、羊毛法案等一系列保护主义的法案的取消，并与法国等国家签订自由贸易的协议。其目的一是为了推销其产品（主要是纺织品）；二是为了资本输出，不过是货币资本输出（借贷资本输出）；三是大量输出技术与技术人员。正是这一系列的转变使英国走向维多利亚繁荣，但国势却衰落了，即这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同时，当帝国主义出现之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却没有出现产业垄断，恰恰相反，它被“企业小型化”所困扰。当然问题根本还在于英国没有进行主导产业的变换。真正出现生产集中与垄断的是新兴帝国主义，比如德国和美国。他们一方面吸取了英国的教训，另一方面不与英国在老的主导产业上进行竞争，而是探索新的主导产业，并成为钢铁、有机化学工业的领先市场，最终赶超英国。
英国和美国、德国在主导产业领先市场的变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于资本输出方式的不同。列宁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商品输出，而帝国主义的典型特征是资本输出。资本输出的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之分，客观上，在先进的国家里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这就出现了资本输出的可能性；主观上，过剩资本输出到国外可以获得比留在国内更高的利润。结果是“输出资本的国家已经把世界瓜分了”。列宁列举数据后认为，在大战前夜，3个主要国家（英、法、德）的国外投资已经达到1750亿~2000亿法郎。按5%的低利率计算，这笔款额的收入一年可达80亿~100亿法郎。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对于资本输出的投向，列宁也做了一定研究。英国资本的大量输出，法国的国外投资主要是在欧洲，德国的国外投资在欧美两洲之间分布得最平均。笔者认为帝国主义分化的关键在于资本输出的方式，而不是资本输出的总额和地区的投向。列宁没有对货币资本输出与产业资本输出的深刻含义进行深度分析，他认为不论是生产资本的输出还是借贷资本的输出，其实质都是“资本输出成了鼓励商品输出的手段”（列宁，1995，p629-630）。恰恰是不同的资本输出方式是理解帝国主义核心国家更替的关键性要素，而这种兴替恰恰就是帝国主义“生命力”和自我修复的最佳表现。
总之，新兴帝国主义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生产资本输出不断进行产品创新，每一轮的产品创新带来一定时期内的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缓和，一方面导致核心国家的更替，另一方面带来帝国主义的一定时期的自我修复。
三、信用货币资本输出取代非信用货币资本输出加剧帝国主义的腐朽性
“二战”结束以后，尤其苏东倒台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又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似乎更加彰显了帝国主义的胜利。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甚至使列宁本人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已经过时了，甚至是错误的。
“二战”以后，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半导体技术将人工智能与机械相结合，形成生产自动化。90年代，IT技术使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生产向网络化发展。21世纪以来尤其工业4.0的提出，工业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这些创新为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大量的新产品、新技术和劳务市场，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导致了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促使帝国主义垂死性不可避免。
首先，产业帝国向金融霸权转变。1894年成为产业帝国以后，美国利用大萧条和两次大战等机会，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解散两个主要步骤走向金融霸权。一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初步确立美元的突出地位。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奠定世界货币体系的美元本位，最终促成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即美元霸权），从而改变世界体系。法国学者让-克罗特·得罗奈称之为金融垄断帝国主义。从此，产业帝国让位于金融霸权，使得货币资本输出出现全新状况：信用货币资本输出取代非信用货币资本输出；经济危机也就让位于金融资本危机，即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发展成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如亚洲金融危机、欧洲信贷危机、美国信用危机等。
其次，利用世界体系由国家垄断走向国际垄断。列宁指出，随着生产集中与资本集中的不断深入，对市场的垄断也开始逐渐从私人企业转移到国家，通过以“国家垄断来代替私人垄断”（列宁，1960，p30）。而在今天垄断又出现了国际垄断，为此通过价值瓜分世界的方式取代了军事殖民。跨国公司作为急先锋，其全球经营战略将国际生产链分工到国际价值链分工，进而控制价值链。利用对外直接投资（FDI）在全球配置资源，支配全球经济发展。
总之，美元霸权导致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为更加社会化的全球化所取代，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通过美元霸权进一步集中。另一方面美元霸权导致美国的信用货币输出，其腐朽性更加一览无余和加剧。从资本输出的角度，事实上还是回归到了货币资本输出的老路上去了，是更高形式的货币资本输出，加重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加剧了帝国主义的垂死性。
四、启示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研究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现代价值，有助于推进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我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一种错误的思潮，企图通过市场化、自由化、金融化和全球化改革，消灭中国的国有企业，似乎国有企业是洪水猛兽。作者认为生产的社会化是历史趋势，与之相适应的必须是公有制，也只有公有制才能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私有制的本质是资本的私有制，如果不加节制，它必然会导致人民主人翁地位的丧失和共同富裕的泡汤。因为历史表明，私有制正是腐朽性不可避免的根源。
第二，伟大复兴必须以建成主导产业的领先市场为前提。历史反复证明，主导产业领先市场正是国家富强的原因，而核心国家兴替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主导产业领先市场的更替。即经济的核心是产业结构而不是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是产品创新，为此必须以建成主导产业的领先市场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前提。资本输出与输入的规模与结构本身不是目的，其核心都要围绕打造主导产业领先市场。
第三，重视生产，避免过度金融。如何处理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是历史难题，是国家强大不可绕过的必经之路。我们必须充分扭转将金融作为经济核心的思想。经济学应当关注商品生产与服务（熊彼特所说的Guterwelt），而不是货币，即符号经济取代实体经济从而独立于实体经济是十分错误的。企图在美国设定的金融规则中争取利益，无异于与虎谋皮，只会越来越被动。因此，我国必须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来发展虚拟经济，立足现实发展经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姜春磊，2015）。“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组合是个不错的组合。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经济史研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借鉴与启示》（12BJL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