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产业资本流通中的货币
现在我们转向对货币在产业资本流通中的作用的分析。我们要分析的不是具有技术奇迹之称的资本主义工厂，而是单调的货币市场过程，在那里，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换为货币，二者不断地以相同的形式循环往复。我们试图通过这种办法来发现流通过程自身是如何发展出资本主义的信用的，以及最终使其成为整个社会过程的支配力量的秘密，这才能使我们的读者有勇气耐心地克服困难以读完本章。
如果流通中的商品的总价格不变，也就是说商品的数量和价格保持不变，且所有商品都按其价值进行交换，那么货币对于流通而言就是多余的。但是，在没有任何调节的无政府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条件是根本达不到的。另一方面，对社会生产的自觉调节使得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表现，或者说作为两个事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表现以及货币的使用，变成不可能的事。社会对社会生产所发的凭证不是货币，就像戏票不是剧院包厢的所有权证一样。正是商品生产的性质使得货币成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1]
一旦货币被当做支付手段来使用，那么支付在某一时间点上的完全被抵消就肯定只是偶然现象，它实际上是极少发生的。货币可以单独终结商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运动过程，当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被付出之后，货币就已经转化成了商品，第一种商品的价值被另一种商品所替代了，货币是完全自由的。W—G—W的联系被中断了，为了满足那些不打算购买其他商品的卖者的需要，货币必须介入这一过程。
流通过程的中断，在简单商品流通制度下是偶然的，但在资本主义商品流通中却成为了必然现象。我们对资本主义流通的分析就是要说明这一点。
当价值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时，它就变成了资本。它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以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垄断和自由雇佣阶级的存在为基础的。雇佣劳动者向资本家出售他们的劳动力，而劳动力价值等于生产和再生产工人阶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们的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其中的一部分用来补偿资本家提前预付的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马克思称其为可变资本），另一部分则被资本家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占有。由于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只是完成了价值转移，而资本家为生产过程预付的资本产生了价值增殖——变成了自行增殖的价值，于是它就变成了资本。
所有产业资本都要经历循环过程，但我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它在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形态转化。剩余价值的创造、资本的增殖，当然是这一过程的目的。伴随着生产过程的剩余价值创造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双重作用：（1）像任何社会形式一样，这一劳动过程创造了使用价值；（2）但它同时又是价值增殖过程，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在这个社会里生产资料被当做资本以生产剩余价值。
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给我们作了详尽的分析。现在我们要研究的不是价值的产生，而是价值形式的转化。虽然这种转化不影响价值量，因为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才会发生价值增殖，但是它会影响流通。价值在我们所分析的社会里只有两种形式：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
如果我们对资本主义循环过程进行考察就会发现，任何资本最初都表现为货币资本。货币要当做资本来使用，就必须转化为下述形式的商品：一定种类的商品W、生产资料Pm和劳动力A。然后将它们投入生产过程P，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价值形式的变化，价值仍然停留在商品上。但是一旦进入生产过程，情况就不同了：首先，商品的使用价值被改变了，虽然它对价值丝毫没有影响；其次，劳动力的使用产生了价值增殖。商品在其原有价值之上实现了增殖，被加上了剩余价值，现在它以增加了价值的商品W′的形式离开生产场所，去实现它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次形态变化，那就是转化为货币G′。
因此，资本的循环包括G—W和W′—G′这两个流通阶段和一个生产阶段。在流通阶段，它表现为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在生产阶段，则被当做生产资本。经历所有这些形式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都不是独立的资本种类，而仅仅是产业资本的特殊职能形式。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公式：G—W…P…W′—G′。
每一个新进入的资本最初采取的都是货币资本的形式。货币自身是不会称自己为资本的，导致它变成资本的事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它可以被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2]否则，它就只能是货币，只能完成货币的职能，即充当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
前面我们已经论证过，当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时已经包含了信用关系。资本流通的第一个阶段G—W被划分为两个部分：G—Pm和G—A。由于雇佣劳动者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每天的消费和生存需要，因此对他们的支付要求间隔相对短一些，这样他们才能不断地进行维持自身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的购买。因此，资本家必须不断地作为资本家，他的资本也必须不断地作为货币，以此与雇佣工人相对立。[3]信用因此在这里没有任何作用。
然而，一旦进入G—Pm这一过程，上述观点就不再正确了。在这里，信用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购买生产资料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价值增殖。花费在这上面的货币是资本家提前预付的，其目的是在流通结束后能够收回，而且在正常情况下是以增加了的数量收回的。由于货币是资本家自己提前预付然后又自己收回的，因此它也可以预付给别的资本家，即借贷给别的资本家使用。一般来说，生产信用的基础是货币只会贷给以这样一种方式使用货币的人，即他使用货币的目的是为了收回更多的货币（在一般正常情况下）。这种信贷关系必然包含着这样一种情况，即他所要购买的商品要求提前预付货币。
我们现在在这里所涉及的信用还只是由于商品流通本身所产生的信用，它来自于货币从流通手段转换为支付手段的过程。我们还没有考察由于资本家职能的分解——资本家被划分为单纯的货币所有者和企业家——所产生的信用。当货币从货币资本家那里预付给企业家时，这种预付其实只是一种转移，因为它没有数量的变化。但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种情况里，这种转移是经常发生的。生产资料的卖者把商品借贷给他的顾客，得到一个会在未来支付的承诺和票据。到了票据支付期，资本家会用已经从流通中收回来的货币偿还先前的借款。在这种情况下，与没有可用的信用时相比，他所需的资本总量会小一些，因此信用扩大了他的资本。
但是信用的存在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能够购买商品，资本必须以货币的形式存在。就支付的相互抵消而言，信用仅仅是减少了为完成一般交换所必需的金属货币的数量而已。但是，这个数量并不是由交易中被当做资本使用的货币的数量来决定的，而是由商品流通规律来决定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预付货币的数量取决于必须购买的商品的总价格。因此，预付货币资本量的增加，仅仅意味着被当做生产资本（Pm+A）使用的商品购买量的增加，也就是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数量的增加。
在这种增加中，有两种相反的倾向在起作用。在经济繁荣时期，伴随着资本积累的迅速增加，对某些商品的需求也会增加，结果造成了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货币需要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信用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发展，因为在这一时期资本增殖看上去是有保证的，因此货币的回报也是有保证的，可以获得的信用的意向和机会都增加了。信用的扩展此时可能会超越其金属货币的基础而快速增长。
这当然只适用于G—Pm的过程，而不适用于G—A的过程。随着可变资本的增长，用于消费者购买和进入流通或循环的货币追加量也会同时增加。很明显，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总会带来信用使用范围的经常性的绝对量的增加，其相对量的增加当然会更大。由于后者会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造成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货币增长量大于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货币增长量，因而导致信用使用的增长大于现金使用的增长。
到目前为止，在对循环过程的考察中，我们还没有发现信用执行了什么新的职能。然而，在我们考察周转时间对货币资本使用量的影响时，变化就发生了。因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循环过程中，一些货币会被周期性地游离了出来。由于闲置货币不能产生任何利润，因此就会不断产生阻止货币闲置的行为。而这项任务只有通过信用才能完成，从而导致信用的新的职能的产生；信用的这个新职能就是我们这里将要直接展开分析的对象。
货币资本的周期性游离和闲置
资本通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阶段的运动，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的。资本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生产时间，资本在流通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流通时间，所以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4]
资本的循环不是当做孤立的行为而是当做周期性的过程时，叫做资本的周转。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是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来决定的。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5]
在我们的公式中，为完成每一次G—G′的过程所需花费的时间就是周转时间，它等于完成交易G—A和G—Pm所需的时间，加上完成W′—G′所需的时间，而生产时间就等于资本作为生产资本出现在价值产生过程中的时间。
我们假设某一资本的周转时间是9周，其中6周是生产时间，3周是流通时间，要进行生产每周需要1 000马克。如果要使生产不在生产时间的末尾即第6周末尾被中断3周（流通时间），资本家就必须再预付一笔3 000马克的新资本（资本Ⅱ），使得生产可以在流通进行的同时继续进行。因为这个资本在这3周停留在流通领域，从生产过程来看，就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一样。[6]
流通时间导致了追加资本，这个追加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等于流通时间在周转时间中的比例，在我们这个例子里是3∶9。因此，追加资本的数量是总资本的1/3。
那么，为了保证生产不停顿3周，资本家必须掌握的资本就不再是6 000马克，而必须是9 000马克。可是追加的这3 000马克只有到流通时间开始时的第7周才开始执行其职能，因此在前6周时是闲置的。这个3 000马克不断重复地处于游离和闲置状态。在第一个劳动期间中被转化为商品资本的6 000马克，到第9周末尾时被销售出去了，资本家现在手上有6 000马克。然而，这时第二个劳动期间（从第7周开始）还只完成了一半。就在这段时间内，追加的3 000马克资本派上用场了，由它来完成第二个阶段的生产。只需要3 000马克，就可以完成第二个阶段的生产。到这一过程结束时，原来的6 000马克中的3 000，马克又会被游离出来，这样的过程会一再重复进行。
为了保持生产的连续性，防止它被资本流通所中断，必须追加资本，准确地说是追加货币资本，以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个追加资本自身并不会不断地产生剩余价值，甚至我们可以说它并不真正执行资本的职能。循环机制本身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它游离出来，这样它才可以在其余时间内发挥作用。
在考察社会总资本时，这个追加资本会不断地且有相当大的部分长期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7]
并且这个游离资本正好与那个把流通期间超过劳动期间（或其倍数）的那段期间填补起来的资本部分相等。[8]
因此，为了把资本Ⅰ（6 000马克）的流通时间转变为生产时间而必须追加的资本（3 000马克），不仅会增加预付资本的量和总资本的预付时间，而且还特别会增加作为货币储备存在因而处于货币资本形态并且具有可能的货币资本形态的那一部分预付资本。[9]
这3 000马克不一定是一定时期内闲置的货币资本总量。[10]假设某个资本家以这样的方式使用他的资本：生产期间开始时所要求的6 000马克中，有3 000马克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另3 000马克用于支付工资，而他支付的是周工资，这意味着他一周支付一次。因此，在他为此所必需的3 000马克中，每周减少500马克的那一部分资本就常常被闲置起来，直到第6周末尾。对于他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部分资本可能也是同样的情况：一部分的生产资料比如煤，并不是一开始就买进所有的部分的。当然也有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由于市场状况或供货习惯，使得资本家被强制买进比一个生产期间所需的量更多的生产资料，由此便产生了把更多的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的需要。
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阶段
而言，并不需要把货币立刻转化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即便不考虑追加资本Ⅱ，货币资本的闲置也是存在的。一部分的货币完成了G—W的行为，而另一部分货币还处于货币形态上，以便在需要的时候随时用于相继或同时进行的G—W行为。这一部分的货币只是暂时地脱离流通，其目的在于到需要的时候随时可用。因此，这是储藏货币执行其货币资本职能时的一种状态，虽然它暂时处于闲置状态，但依旧是货币资本G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价值等于循环开始时生产资本的价值。另一方面，所有从流通中退出的货币都以储藏货币的形式存在。
因此，货币的储藏形式在这里成了货币资本的职能，正如在G—W中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成为货币资本的职能一样，这是因为资本价值在这里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而货币状态在这里是以循环的联系所规定的产业资本在它的一个阶段上所采取的形态存在的。不过在这里同时再一次证明了，货币资本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中除了执行货币职能外，不执行其他任何职能，并且这种货币职能只是由于它和这种循环的其他阶段的联系才同时具有资本职能的意义。[11]
货币资本闲置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来自于资本从增殖过程中回流的方式，这里的两个主要因素要区分开来。从周转的角度来看，产业资本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其中的一个部分在每个周转期内会被完全消费掉，其价值转移到产品上。例如，在一个纺织厂里，每月生产10 000磅棉纱，月底将其售出。与此同时，棉花、润滑油、照明瓦斯、煤和劳动力的相应价值也被消费掉，它们的价值在产品出售时补偿给资本家。这种在一个周转期内全部得到补偿的资本是流动资本。另一方面，厂房、机器等也是生产所必需的，它们可以在许多个周转期内连续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因此其价值在每个周期内只按照它们平均损耗的程度部分地转移到产品中去。比如说它们的价值是100 000马克，使用周期是100个月，那么通过棉纱的出售来获得补偿的厂房和机器的价值就是每月1000马克。这部分在一系列周转期内执行职能的资本就是固定资本。
因此，对纺织厂的所有者而言，他可以每月从流通中获得一笔稳定的货币流用于补偿他以前预付的固定资本。在100个月期满之前，他都是以货币的形式持有它的，一直到100个月后这个货币额达到用来购买新机器等所需的100 000马克时为止。因此，这里也形成了货币储藏，它本身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是在固定资本的寿命还没有完结，从而还没有把它的全部价值转移到所生产的商品中去，还不必用实物进行补偿之前，固定资本价值或它的个别要素的价值在货币形式上进行再生产和储存”。[12]
因此，很明显，一部分资本家会不断地从流通过程中抽走货币，以补偿其固定资本的价值损耗。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货币的形态。固定资本的价值只能用货币来补偿，因为固定资本自身可以在不需要实物补偿的情况下在生产过程中持续发挥作用。因此，固定资本再生产的一定方式使货币成为必要，[13]没有货币，就不可能实现固定资本的价值流通与其在生产过程中继续执行技术职能的相互分离。固定资本更新的方式要求货币资本周期性地储藏，因而也造成了货币资本周期性的闲置。
资本积累的方式是导致货币资本游离的最终原因，因此需要我们在这里作进一步的分析。要使剩余价值变成资本，不论是用于扩大旧企业还是建造新企业，都必须使它达到一定的量，这一数量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现有的技术和经济条件。每一次循环终止时，都会以货币的形式实现一部分剩余价值。在被实现的剩余价值总额达到足以转变为生产资本之前，必须经历一系列这样的循环，这已经成了规律。它导致的结果是：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闲置的货币资本，必须以货币的形式储藏一段时间，直到其可以投入生产性使用为止。
即使是在简单的商品流通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货币储藏。如果在W—G—W过程中，它的第二个部分G—W没有进行，也就是商品的售卖者没有再去购买商品，那么他的货币就会被储藏起来，不过这种行为的发生是偶然的和随意的。但是在资本流通过程中货币储藏则是必需的，它是这一过程的性质使然。这两种类型的流通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货币资本流通中，货币不仅作为流通手段被游离和储藏，而且货币资本流通还是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阶段，以及一个新的生产周期的潜在起点，并以这样的方式向货币市场施加压力。
因此，资本流通机制本身产生了这种必然性：货币资本会以或大或小的规模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闲置起来。当然，在这个闲置期内它不能带来任何利润，这在资本家看来就是一种死罪。像大多数罪恶一样，导致资本所犯下的这种罪恶的客观因素是我们马上必须加以考察的。
闲置资本量的变化及其原因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叙述过的那样，为了保证周转期内生产的连续进行，必须有周期性闲置的追加货币资本。在我们举的第一个例子里，如果周转时间从3周降为2周，就会多出1 000马克，它会以货币资本的形式沉淀下来，但随后它又会以追加资本的形式进入货币市场。在此之前，这1 000马克中只有一部分是货币形式，即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500马克，余下的500马克被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因此是以商品的形式存在的。现在，它们全部都以货币形式在这个循环中沉淀下来。
因此，现在就有1 000马克以货币形式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寻找投资场所的货币资本，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虽然这1 000马克以前就周期性地处于游离货币资本和追加货币资本的状态，但是这种潜在的状态本身就是生产过程得以连续进行的条件。现在为了这个目的，已经不再需要这1 000马克了，因此它就形成了新的货币资本，成为了货币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绝对不是社会现有的货币储备的追加要素（因为它在企业开始时就存在，并且通过这种企业投入流通），也绝对不是新积累起来的储藏货币。[14]
这表明，在货币储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任何货币资本供给量的增加都必须是周转周期缩短的结果。曾经做过资本的货币，被命运又重新带回了原来的角色。
相反，如果周转周期延长了比如2周，就需要追加2 000马克的资本。为了重新进入生产资本的循环（流通过程也包括在内），这笔钱得从货币市场中抽取出。这部分的追加资本，其中的一半会逐渐转化为劳动力，另一半也许马上就转化为生产资料了。因此，周转周期的延长导致了货币市场上货币需求量的增加。
影响周转周期最主要的因素有如下几个：
周转期间的长短，就其取决于真正的劳动期间，即完成可进入市场的产品所必需的期间而言，是以不同投资的各自物质生产条件为基础的。这些条件，在农业上，更多地具有生产的自然的性质，而在制造业和绝大部分采掘业上，是随着生产过程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的。[15]
这里有两种倾向在发生作用。技术进步缩短了劳动时间，使产品可以更快地制造出来并运往市场。就不同的产品而言，生产的规模越大，其所需的资本量越大，其周转速度也就越快。因此，技术进步缩短了劳动时间，加速了流动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周转。然而，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固定资本的增加，而固定资本的周转期相对要长一些，要经历许多个流动资本的周转周期。因此，固定资本倾向于以比流动资本更快的增长速度进行增长，导致这个周转较慢的部分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即便不考虑信用问题，除了因为生产规模自身的扩大以及增加了预付货币的资本量之外，周转速度的这种变慢（由于固定资本占总资本比例的扩大）是导致预付货币资本量增加的另一个原因。不过，在这个越来越大的预付货币资本量中，被游离出来的比例也会越来越大。
劳动期间的长短，就它以供应数量（产品作为商品而言其通常投入市场的数量的多少）作为基础而言，具有习惯的性质。但是， 习惯本身也以生产规模作为基础， 因此，只有在个别考察时它才具有偶然性。[16]
在这里，生产数量的逐渐增加导致了货币资本需要量的增加。不过，技术进步可以使我们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因此可以减少货币资本预付量。
最后，周转期间的长短就其取决于流通期间的长短而言，部分地要受到下列情况的限制：市场行情的不断变化、 出售的难易程度以及由此引起的把产品一部分投入较近的或较远的市场的必要性。撇开需求量本身不说，价格的运动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因为在价格降低时， 出售会有意识地受到限制，而生产会继续进行；反之，在价格提高时，生产和出售可以齐步前进，或者出售可以抢在前面。但是，由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实际距离，必须被看做是真正的物质基础。[17]
因为利润来源于生产过程，而流通仅是将其实现而已，因此资本家会不停地探索将尽可能多的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方法和途径。这就产生了将流通成本降到最低的两种倾向：其一是用信用货币替代金属货币，其二是通过商业方法的改进将产品尽快卖出去，从而降低流通时间本身。当然，这也存在一种相反的倾向，那就是市场的扩展和国际分工的发展。不过，这两个因素的影响由于运输条件的改善而减弱了。
还要强调一点，资本周转期间的长短是剩余价值转化为积累并最终转化为资本的速度的决定性因素。周转时间越短，剩余价值在货币形式上被实现和被转化为资本的速度就越快。
上面提到的所有因素——资本的有机构成（尤其是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可以缩短周转时间的商业方法的改进、可以缩短周转时间的运输条件的改善（虽然这一改善也导致对距离更远的市场的开发，从而产生相反的效果）、商业的周期性波动（它会导致货币回流速度的变化）和生产积累速度的变化——都会对闲置资本的数量和闲置时间的长短产生影响。
另外，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原材料的价格下降，在我们的例子中的资本家就不再需要每周预付1 000马克了，而只需预付比如900马克，就能够保持原有规模生产的连续进行。因此，他的参与整个周转期周转的全部资本额就变成了8 100马克，而不是以前的9 000马克，这样有900马克就被游离出来了。
这样分离出来而现在不用的从而要在货币市场上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即货币资本，无非是原来要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9 000马克资本中的一部分。如果生产不扩大，而是按照原有的规模继续进行，则这一部分资本就会由于它要周期地再转化成生产要素且价格下跌进而变成多余的。如果这种价格不跌不是由于偶然情况（特大丰收或供给过剩等等）造成的，那么，这个货币资本就会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绝对的追加额， 因为它不再是已经使用的资本中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18]
相反地，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必然要求追加货币资本，从而增加货币市场的需求。
很明显，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些因素，对于由商业周期引起自身也发生周期性波动的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繁荣期的开始阶段，价格较低，资本周转较快，因此流通时间也短。当经济达到繁荣的最高峰时，价格上升，流通时间也会延长，此时为了流通的需要，会产生对信用的强烈需求。与此同时，由于生产扩张的结果，对资本信用的需求也增加了。流通时间的延长和价格的上升，使得追加资本成为必要，而它却只能从货币市场中获得，因而可支配的借贷资本量减少了。
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的总周转时间逐渐增加。处于生产阶段的资本的数量和停留时间都增加了，预付资本回到其起点的时间也延长了。例如，如果周转时间是10周，那么资本家需要预付10 000马克；而如果他引进了一种新的生产设备，则需要预付60 000马克，且周转期是30周，为此，他需要从货币市场取回60 000马克。6倍的资本必须以3倍长的时间进行预付。
资本的周转时间越长，它从市场上收回预付的商品等价物的价值（生产资料和工人的生活资料）再以商品的形式回到市场上所花费的时间也就越长。因为商品是从市场中取回的，因此必须支付货币。现在货币在这里不再是转瞬即逝的了，而是充当从市场上取回的商品的价值形式，其价值对商品而言是独立的。商品价值现在必须绝对地被货币所替代，因为只有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间点上，它才能被另一种商品所替代。
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 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致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这样，问题就可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遭受任何损失，这些部门，如铁路部门，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是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的， 因此可能而且必然会不断地发生严重的紊乱。一方面，货币市场受到压力；反过来，货币市场的缓和又造成了大批这样的企业的产生，也就是造成了那些后来对货币市场产生压力的条件。货币市场受到压力是因为在这里不断需要大规模长期预付的货币资本。这里我们完全撇开不说产业家们和商人们会把他们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投入到铁路投机事业方面等，以致这种货币资本要靠向货币市场的借贷来补偿。单就社会可供支配的生产资本受到的压力而言， 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需要不断地从市场上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替它们的只是货币等价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会增加，而这种需求本身却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的价格都会上涨。此外，这个时候通常欺作盛行，资本会发生大规模的转移……[19]
在这种情况下，周转速度的差别成了再生产比例的干扰因素，因此，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论述的那样，会成为危机的一个因素。
到目前为止，就我们的考察而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社会总资本中那部分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总是会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闲置起来；（2）这种闲置货币资本的数量变化很大，从而对货币市场上货币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闲置货币的存在是与资本必须产生利润这一最根本的职能相矛盾的，因此，为将这种闲置降到最低限度，人们做了各种努力，这一任务最终也成为信用的另一项功能或职能。
闲置的货币资本通过信用向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转化
信用能够执行这一职能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已经知道，货币资本会周期性地从资本的循环中游离出来。一旦它从任何一个单个私人资本的循环中游离出来，以信用的形式借给另一个资本家，那么就可以在另一个资本的循环中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换句话说，资本的这种周期性游离是信用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导致资本闲置的所有因素，现在都变成了引发信用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因；同理，所有影响闲置资本数量的因素，现在也决定着信用膨胀或收缩。
例如，假设某个资本在循环中出现间歇或中断，导致该资本一直停留在货币资本这一形态上，那么一种潜在的货币资本供给就会出现，使得其他的资本家可以借助信用来获得这笔货币。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在非连续性生产过程的领域。在该领域中，生产过程由季节决定，它或者是由于自然条件（农业、捕鱼、制糖等）造成的，也或许是由传统习惯造成的（比如所谓的季节劳作）。货币资本的每次游离都包含着通过信用把它借给他人，使之实现生产性使用的可能性。[20]
相反，如果中断发生的时间点是在货币资本还没有游离出来之前，那么反向的推论依然是成立的。也就是说，为了维持生产的连续性，需要社会提供流动性准备金以供其使用，或是需要发达的信用体系。
一方面，循环的性质创造了提供作为资本使用的借贷信用的可能性。但是，由于货币总是需要流通费用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所具有的扩展速度快于货币资本供给速度的趋势，将使这种信用的存在成为必然。另一方面，流通过程的每一次中断，W—G或G—W的过程的每一次延长，都使追加准备资本成为必需，这样才能保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
前面我已经说过，货币的数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取决于进行流通的商品价格总额。资本循环过程中任何价值的变化都会影响货币资本的数量。如果出现价格上涨，就要追加货币资本；如果价格下降，货币资本就会游离出来。
干扰越大，产业资本家就必须持有越是大量的货币资本才有可能排除干扰。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每一单个生产过程的规模都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都会随之增加。所以，除了其他情况外，又加上上述这个情况，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21]
建立在货币资本游离基础上的信用，与起源于简单商品流通的仅属于货币职能变化的商业信用，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一点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论证。
[1]在致鲁道夫·迈尔的一封信中，洛贝尔图斯说：“金属货币不仅仅具有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的职能，这两个职能是所有货币共同具有的一般职能。金属货币并不需要商品的买卖双方把商品的价值刻录在制币材料上。由于货币从内涵上来说拥有很高的价值，因此它也具有调节生产的功能。如果你想使用商品券，你就必须得首先告诉企业家们要生产多少。商品券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最有趣味的问题，作为一种永恒的流通媒介，只有在两个条件下使用商品券才是可行的：（1）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构成的；（2）商品券上印着以劳动为衡量标准的商品价值量。在此我并不怀疑这种货币（商品券）的可行性，但是如果市面上只有商品券这样一种流通媒介，则像土地和资本这样的资产就不得不废除了。”（鲁道夫·迈尔编：《洛贝尔图斯·雅各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1881年柏林版，第二卷，第441页）这里和其他章节的论述，表明恩格斯把洛贝尔图斯归类于像格雷、布雷等小资产阶级劳动货币幻想家一派，其实是冤枉了洛贝尔图斯。那些小资产阶级劳动货币幻想家们认为，在不实行社会生产控制的前提下，劳动货币也是可行的。
[2]像“资本”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比较难理解的原因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概念都代表着特定的实物，但实际上它们所代表的是某种社会关系，而且其中一种社会关系就可能具有多种多样的作用。所以从黄金是一种货币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说，黄金只反映了商品交换发展某个阶段的交换状况，黄金其实就是一种流通媒介。但是换到另一种角度来看，黄金又变成了资本。“黄金或者货币到底是不是资本”这样一个问题，具有很大的误导性。在很多场合，黄金仅是货币，但在其他一些场合，黄金同时也是资本。不过作为资本，黄金只能够发挥货币的相关职能，资本的货币属性是资本区别于一般商品的根本属性。所以询问某种特定的东西到底是不是资本，就像询问物体周围的空间是否也属于那个物体一样，都是不正确的。就像我们的主观认识赋予了物体空间的概念一样，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赋予了黄金货币和资本的属性。
[3]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42～43页。
[4]《资本论》，第二卷，第176页。
[5]同①，第297页。
[6]同①，第303页。
[7]《资本论》，第二卷，第293页。
[8]同①，第317页。
[9]同①，第303页。马克思举的例子与我在此举的例子并不相同。为了简单起见，我把自己的数字插入进了马克思的论述中。
[10]在此我只能列举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在此我就不必详加叙述了。我们之前的确忽略了这些学术研究对于理解信用体系的基础性意义。
[11]《资本论》，第二卷，第87～88页。
[12]《论本论》，第二卷，第524页。
[13]“在一年内进行的商品交换不能归类于一种简单的在个人之间发生的交换，就像商品流通不能简单地描述成商品交换一样。货币在商品的流通中发挥着特定的作用，这种作用受固定资本再生产方式的影响很大”（《论本论》，第二卷，第525页）。
[14]《资本论》，第二卷，第330页。
[15]《资本论》，第二卷，第363页。
[16]同①，第363 ～ 364页。
[17]《资本论》，第二卷，第364页。
[18]《资本论》，第二卷，第334页。
[19]《资本论》，第二卷，第361 ～362页。
[20]那些银行把农业资本转入工业资本所依据的就是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农业生产对资本需求的季节性波动非常明显，在农闲时从农业资本中余下的资本就会进入工业生产领域。另一方面，下面这个现代制鞋厂的例子也恰恰表明了传统的影响程度：虽然制作一双鞋也就用三到四周的时间，但是流动资本在一年内却周转不了两次以上。这是因为，习惯上一年内主要的订单都是在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之前才能供货的，鞋子在这期间虽然可能已经生产出来了，但却只能在库房里存着。因为在这个时间之前这些鞋子不能卖给经销商，或者这样说，经销商也都是在这个时间之后才会为鞋子支付货款（卡尔·雷埃：《德国制鞋大工业》，1908年耶拿版，第55页）。
同时，这种情况对信用的利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制鞋业中季节性交易的特性，也使制鞋工厂同银行打交道。主要季节之后所收到的大量金额被送到银行，银行在其他季节又向工厂提供为支付工资和其他经营费用所需要的资金，也通过转账或支票交易承担原料的支付”（同上书，第57页）。
[21]《资本论》，第二卷，第122页。这里我们看到了银行业对工业的统治地位，虽然这个现象在其初露端倪时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但是这却是近些年最重要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