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给日吉廖娃

（1928年9月10日，索契）

亲爱的好友！

接到来函。此前的信也都妥收。关于房子的，你大概已收到一封。

拉娅明天要去看看那房子。现在告诉你一些有关社保银行的事情——我不愿意风风火火地对什么人都谈这种情况，但要简略地告诉你。

我向地区社保银行主席团递交了一份申请书，以共产主义的坦诚态度，向他们提供全部事实、全部经济状况，请求重新审核抚恤金问题，发给最低生活费60卢布。当然，我在信中并未多费笔墨，并未诉诸感情，而是写清简略的事例。我先算出以下数字：

拉娅　　　　　　12卢布

社保银行　　　　2卢布

工会　　　　　　1卢布

伙食和冬季取暖费，以及种种零星开支，需要45卢布——这就是60卢布。其中没有任何文化［缺损］方面的需要（书籍报刊之类）。这是无产者的最低生活水准。我向社保银行职员提出的正是这个数目。

我绝对不会让自己变成令人厌恶的财迷——这里提出的是“最低生活水准”。以我们的友谊之深，可以告诉你，我挨过最近一年的日子，全是靠着变卖仅剩的东西，即大衣、衬衫、裤子、皮鞋、藏书，因而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得看银行的同志怎么决定。证明材料混乱不堪，我不细说了，但的确弄不到所需要的。

从乌克兰，从工作过的那个地区得到一纸证明，确认我的月薪为67卢布。情况是这样的。工作必须满三个月，而我在最后的岗位上只干了两个月。这么着，在我当共青团区委书记的地方，从档案里找出一份报表，载明我领取67卢布。其实，这是偶然找出的数目，也有可能找到15卢布的单子，因为我们作为积极分子，也曾拿过这个数——当时党委的钱柜里只有这点现金就拿这点，而并不按照正式的工资定额领取。然而，如今那里的工作人员提供材料，依据的就是其他不了解实情的人所做的报表。显然，以此为根据，我无权要求他们另做结论。这是钱的事儿，他们不能凭空相信我的话。因为这儿闻得出自私自利的味道，而确定钱数是需要证明材料的。正因如此，我才把这份申请书寄给地区社保银行；即使当初拿的是67卢布，那么抚恤金至少也该有45卢布。如今我在为抚恤金的事情忙碌。那材料是1925年12月的。

淑拉，你知道我躺在医院里，动过九次手术，我没有领取到什么钱——仅从党委收到过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数额。从治病的角度看，我没有从社保银行收到过任何款项。不过，到了1926年夏季，必须去疗养院治疗，中央终于做了这么个决定：由乌克兰社保总行为我拨出250卢布，作为克里木的床位费（他们那儿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我躺在医院里，半死不活，而正是从1926年起，我开始领到每月35卢布的抚恤金。

我的残疾证上写明：1925年12月19日核准，从1925年1月起支付（如此看来，发给的床位费差不多就是这段时间的抚恤金）。

我应该很快就会从区里得到回复的，那时我将告诉你那些同志的决定。这个残疾问题令我厌烦。我曾度过那么多痛苦的时刻，遇到种种艰难，都挺住了。即便得到一些利益，也抵不过所忍受的折磨。

我多么不愿意提出钱的问题，但如今生活抓住我的衣领，把我往地上摁，迫使我解决尖锐的难题，即目前如何度日。

亲爱的淑拉，我直率地问你——如果我的国家贫穷（确实如此），社保银行里没钱，我有什么权利伸手要钱？但如果有这笔钱，我也理当提出要这笔钱，那么你，你们大家说说看，为什么我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了，却还得去设法弄一大堆证明？莫非重要的是证明，而不是活生生的人？也就是说，假如我上班时工资很高，那么即便病倒了，仍然拿很多。然而我们的工人同志，一旦丧失劳动力，就将得到极少的钱。这表明，他们，在工作中健康被损害得厉害的人，可能挨饿，而我们的工资曾经较高的人，却能吃饱。我们这方面的法规是错误的。在劳动中致残、缠绵病榻、痛苦不堪者，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女清洁工，都应当获得相同的待遇。即使社保银行的人不给予我丝毫帮助，我也绝对不让自己或任何别人继续忙碌，找政府部门，要求解决我个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宁可艰难，我也不再自我折磨了。就谈这些吧。

我活着，怀有希望，相信虽系病残之躯，还能站立起来，稍具活动能力，进而可以在亲爱的国家里自食其力，而不必伸手要钱；相信还能在建设、工作和斗争中，为我们工人做主的国家，贡献出下半生的力量，而其余的一切，都令人烦躁、厌恶。这是人类的一个过渡阶段。货币是该憎恨的。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注意到社保工作的不公正之处。

紧握你的手，亲爱的淑拉。党把你派往正是需要你的地方去，这太好了。问候你的儿子，我会给他写信的。

柯里亚

1928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