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报告(2019):新时代下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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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认为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着经济结构性失衡、区域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较大,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缺失、绿色生产力嵌入程度不足、内外联动效应低下等问题,阻碍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朝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实现。中国经济从衰微向复兴再向兴盛的动态变迁过程,是系统内部多层次结构、大规模运动以及系统外部的多因素整合的表现反馈,而涉及经济增长行为,是以比较优势禀赋的甄别和因势利导政策的激励,在竞争市场机制下自力更生、自我发挥的能力展示。新时代的中国,具有优质的前置资本,也拥有庞大的智慧团队,并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引领下,已成为新时代独特且耀眼的璀璨之星。虽然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和实践经验,正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积累总结经验教训,并上升扩展至理论成果之间周而复始地运动。因此,试图打破影响中国高质量发展全面实现的矛盾和阻碍,设计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不仅是中国在高质量发展中持续稳健向好的必然要求,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复兴与繁荣昌盛的最终实现。

2.4.1 重构创新科技动力,有效甄别结构优势

经济发展的本真性实质上就是以追求一定经济质态条件下的更高质量目标为动机(金碚,2018)。而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是“阶梯攀登”相对艰难的跋涉期,涉及经济发展动力重塑和结构变迁的综合行为,正如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持续性技术革新和结构变化。因此,中国高质量发展就亟须重构创新科技动力效应,以实现经济体在现下时点上最优的产业结构,即形成经济体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总体上具有最强竞争力的产业配比和产业优势。随着分工行为的逐渐深化、资本资源的充分积累,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在动态运动中持续演进,以此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势偏离。此时,就需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与新的偏离行为相一致、相匹配的产业技术革新,获得资源重组和更新性优化配置,激励潜在剩余价值发挥。重构创新科技动力,甄别结构性比较优势,就需要从以下4个方向具体切入。①发挥科教优势,加快理论创新动力培育。科教资源在经济结构的融入和接洽中可以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在完成教育、创新、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新机制下,使科教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通过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开发、公共研发体系平台打造,促进新产业的孕育和孵化、新主体的成长和发展、新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成为构建创新科技的基本动力。②培育多层次创新人才,优化人力资本配置体系。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培育,是创新动力合成的核心环节,尤其在现阶段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质量红利尚未有效激发的时期,更要致力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吸收、整合和配置体系,通过打破系统、地域等界限,吸引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加强人才引流,整合多层次人才资源,拓展人才发展平台建设。③强化科技创新实力,平滑产、学、研协调创新。创新型经济虽是以知识理论和人才培育为主要依托,确是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这意味着创新新动力的重塑,关键是形成以科技创新引领的创新型产业。因此,要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强化科技创新实力,并且平滑产、学、研机制的顺利对接,协调高校、企业和政府配合,以推进创新资源和生产要素有效聚合的协同创新发展。④完善制度创新优势,修补政策非均衡支撑。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形成企业新的增长点的基础上,还需完善制度体系创新优势,制度作为市场秩序和准则的框架构成,创新制度供给,得以消除制约科技进步、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体制障碍,以提高科教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2.4.2 充分供给制度设置,平衡增进人民福祉

经济史学家中存在一个普遍且广泛的共识,认为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结构变迁并维持变迁的可持续性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政府这一特殊的作用,并不是期望于对于市场自发性行为过多的干预和指挥,而是需要有效地进行增长扶持和增长甄别,外部化则依赖于因势利导的对于经济增长过程中提供基础硬件、软件设施,内生性则是全面考量对于制度设置的充分供给。在充分制度供给方面,既要规避出手过重的非侵犯性政策组合,又要权衡出于善意但是过于积极的政策,政策的设置是具有秩序性、严格性、规范性以及时间性约束的,不能事前模拟培育,也不能事后随时停滞,使其自身属性变得困难、不确定且高风险。因此,制度的供给既需要复核要素禀赋结构和时代发展水平,更要适应阶段性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产业。在新时代,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是基于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提高人民福祉为终极目标,在这一价值取向下,制度供给安排就需要从以下3个方面优化和完善。①扩大技术变革制度选择集。制度对于创新行为的保护和服务是具有双向互动特征的,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根本上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技术。这意味着技术变革能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另一方面,在制度的保驾护航中,科技创新、企业创新能带动经济增长新动力。所以,需要构建全链条式科技服务体系,补贴扶持创新主体,对优势产业针对性地加大培育力度,形成主体多元、模式多样、服务专业的制度选择集聚。②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由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市场活力不足等矛盾突出,更要不断完善产权制度深化和改革,以生产关系协调性和要素市场配置合理性为基准点,激活要素供给、激活市场活力、激活主体能动性,增强产权制度供给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③注重公平,优化分配体系。发展的核心是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是共享,此时,制度的充分性和平衡性也体现在了增强公平以调节社会矛盾、建设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收入分配体系,要建立健全共享发展的“兜底”机制、保障机制、分享机制和动力机制,促进共享发展的实现(赵满华,2016),从而长效高质地平衡人民福祉水平。

2.4.3 深度嵌入绿色生产力,优化高效集约资源配置

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千百年进程中对于人与环境问题的深刻反思,对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的充分实践,以及对改造自然的生产方式的深刻追问,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新概念,也是极具创新性和时代性的新思路。由于生产要素具有固定的物理特性,资源禀赋具有特殊的稀缺性,资源的不可逆、环境的高污染充分表达了对粗放生产模式的不满和怨怼。与此同时,修复式补偿机制即使得以构建,也在机制内表现得极度薄弱且无力。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绿色化建设,是以意识主导、制度保障、系统推进和全面实现4个阶段实现递进式发展的,而现阶段,正是为避免经济增长模式的惯性延续以及经济增长的不合理冲动下,考量经济生产力与生态生产力的协调和统一,在经济起点和过程中进行治理。此时,在经济起点需要深度嵌入绿色生产力配合经济增长,强调了对于生产力的更新和可持续,在经济过程中则着力于资源的高效集约、清洁循环。具体来说,包含以下3个方面。①深度嵌入绿色生产力。绿色生产力的深度嵌入,是将绿色的理念、绿色的技术应用到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每一个过程之中,把绿色产业链贯穿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包括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运行、绿色再生等全体系。从经济生产的源头进行绿色化整合以及绿色生产力的构建。②系统推进绿色创新体系构建。传统产业不仅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整合能力薄弱,还因其粗放生产模式造成环境污染加剧、资源浪费严重,因此,势必要大力发展绿色创新体系构建,促进形成包含绿色管理创新、绿色科技创新、绿色制度创新、绿色供给创新等全方位的系统推进,以打造高端化、高质化、高层次的绿色产业集聚群。③引入绿色技术,优化资源配置高效集约。一方面,要将突破传统产业和低级制造业的限制,转向发展低污染的战略性新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高品质的服务业,提高产业结构绿色化转型。另一方面,推行绿色集约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广生产方式的低碳化、减量化和清洁化,并利用资源循环技术,实现绿色生产的高效集约配置,从而在全社会内形成绿色健康且优质供给,领航中国特色的绿色集约化经济伟大变革。

2.4.4 重点协调层次差别,提高内外联动组合效果

马克思认为,任何的发展都是系统的发展,是由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构成,因而,体系内的分力方向和大小之间也应是相互平衡、相互协调的。尤其是一国的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动态变化系统,内部的层次差别需要协同,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需要联动,系统内部的每个组成都在牵引着整体变动方向,那些看似细枝末节可忽视的环节,也在以不同方式制约着主体的优势组成,所以,其完整性、平衡性以及协同性需要被充分重视且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时期,国内开放效果也显示出薄弱和低迷,则需要在全球化趋势下,通过优化分工体系和科技配比,向全球高端价值链顶端迈进。因此,在面对内外联动效应持续低迷、区域城乡发展失衡等影响中国朝向高质量发展的具体矛盾和制约因素时,就需要通过协调层次差异,提高内外联动组合效果来进一步打破现有桎梏,以摆脱旧有经济增长轨道,谋求高质量新发展路径生成。①构建高密度经济发展极,协调发展区域差异。构建经济发展极意味着要由创新性行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效应推动该地区发展,并且辐射其他经济增长区域空间。通过在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多个区域进行辐射和扩散,对外围周边地区的生产行为、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布局进行影响和促进效果,在高密集度经济发展极的打造下,可以进行高质量且较为集中的专业化生产和密切化交流,不仅能烘托地区优势,还能对非核心功能区进行有序疏导和二次布局。②促进要素流动,打破城乡分割。通过建立较为统一的大市场战略,在现代市场体系健全、开放、竞争且统一的基础上,彻底消除限制资源自由充分流动的体制障碍,打破城乡、区域分割壁垒,并着力解决农村贫困、地区发展落后的矛盾,根据城市、农村不同区位的功能特征进行合理分工、高效对接,使城乡、区域之间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的共同体。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内外联动开放效果。在全球化的大市场浪潮中,要把握开放新机遇,应对国际新挑战,建设高层次开放经济,务必要关注国际化市场竞争新标准,提高中国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加快以创新科技引领的新动能培育,以实现东西双向共济、内外联动组合的开放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