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贫与发展(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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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问题的提出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在“十三五”规划阶段扶贫攻坚的基本方略,为了进一步提升扶贫绩效,需要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现状和致贫原因进行细致考察。在大规模减贫阶段,涉及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研究主要盯住收入贫困。过去的政策认为经济增长是贫困减缓的主要动力来源,将减贫问题近似等同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在减贫政策设计上倾向于通过“大水漫灌”引导资本向贫困地区的集聚,通过经济增长实现间接减贫。该种政策极大契合了当时中国贫困主体的致贫原因,取得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减贫成效,并实现了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双向促进作用。但在新一轮扶贫攻坚阶段,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和致贫原因体现出结构性变迁,体现为贫困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空间集聚以及经济增长减贫弹性的趋减。新阶段,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体现出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几点显著不同:第一,从宏观视角来看,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同质化供给亟须转向有效供给,既往盯住需求侧的大规模投资策略并不能有效转化为贫困地区生产力,因此“减贫政策—经济增长—贫困减缓”链条的第一环无法实现有效转化。第二,在空间上,贫困的空间集聚和各连片特困地区的离散分布,使得贫困地区的致贫原因体现出更为现实的多样化特征,难以依托同质化的经济增长政策应对差异化的减贫事实。第三,从微观视角来看,贫困人口禀赋和行为方式也体现出与一般意义上低收入人口的显著差异,经济增长中的低收入人口主要体现为生产函数中的要素投入能力和产出效率较低,通过放松资本约束即可参与经济活动,分享经济增长对其收入提升的正向溢出。但当前的贫困人口却面临着信贷需求不足的现象,并且在引入经济波动和外部风险的情况下,贫困人口并非根据利润最大化进行减贫参与的决策,而是根据“极大化极小策略”在所有选项中选择使其损失最小的选项。当面临风险冲击时,风险冲击对贫困人口的影响是非均质的,负向风险冲击对贫困人口的影响大于正向风险冲击,因此贫困人口倾向属于风险规避者,贫困人口并非基于利润最大化进行决策,这是贫困人口贫困减缓和一般意义上的收入提升存在的根本性不同。因此,新一轮扶贫攻坚阶段,不应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等同于收入贫困问题和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应从多维贫困的视角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致贫原因和贫困现状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分析,并通过差异性的扶贫政策设定对不同贫困地区和贫困主体进行精准“滴灌”,提升减贫政策绩效。

由于多维贫困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贫困内涵和致贫原因的差异,具有良好的指标可分性和丰富的政策内涵,国内学者对于中国的多维贫困问题也进行了密切关注。涉及的主题包括:多维贫困的测度与分解方法,特殊群体和特定区域的多维贫困测度,针对中国贫困的特性对多维贫困的内涵延展。但就目前国内多维贫困的研究而言,还存在如下几点值得进一步拓展的地方:第一,多维贫困测度以中国整体层面的研究为主,缺乏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关照。国内学者对多维贫困的测度沿用了OPHI(Oxford Poverty &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的Alkire和Foster(2011)给出的多维贫困指数(MPI)测度方法,该方法对于家庭或者个体层面微观数据有着较高的要求,为此国内学者通常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微观数据库以匹配多维贫困测度的数据要求。这些针对中国总体的多维贫困研究很好地拓展了贫困内涵,使得减贫成为社会发展的长期目标。但就目前新一轮脱贫攻坚的适用性而言,该类测度理论价值尚不能较好地指导“十三五”规划期间的减贫实践。目前中国减贫的主要矛盾是70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而非使用多维贫困理念大幅扩展扶贫政策的盯住人群。当前时间点上研究多维贫困的主要目的是在目前70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既定目标下,如何细分识别不同地区、不同贫困群体的致贫原因。本章将对不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情况以及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不同维度的贫困情况进行细分量化研究,对当前主要盯住中国总体的多维贫困研究形成有益补充。第二,受限于多维贫困指标和测度方法的选择,研究以横截面的静态研究为主,缺乏对不同地区、不同贫困维度的动态考察。出现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同样在于现有多维贫困测度的数据来源,但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结构变迁的动态分析能够更好地识别当前减贫政策的盯住目标和位序。为此,本章将通过2001—2013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级多维贫困结构变迁的动态分析,判断多维贫困的重点地区以及各地区多维贫困的重点维度。第三,多维贫困的内涵也值得进一步拓展。目前针对多维贫困内涵的界定主要沿着两条线展开:一是从人的基本权利入手,在贫困指标中体现更多人类发展的维度;二是从致贫原因入手,在贫困指标中体现更多与贫困成因有关的维度。基于中国当前的减贫任务,本章更为关注多维致贫因素的分析。相关研究主要从个体能力视角(高帅,2015)进行多维贫困维度的选择,该视角假定个体能力和贫困减缓线性相关,但劳动力乡城流动体现出显著的“人挪活”现象,这表明个体能力并非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集聚的核心制约因素。并且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现实情况来看,各地区人口的个体能力在统计分布上也并未体现出显著区别。当前影响个体能力和减贫关联的关键在于同等能力之下的经济机会差异,以及风险冲击之下的行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