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问题的提出

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历史原因，西部地区历来是我国贫困减缓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所在。自1986年国务院扶贫办成立以来，我国各项反贫困政策均将西部地区作为重点瞄准区域。随着“贫困县政策”“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以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等的实施，西部地区贫困现象得到了极大缓解。2000—2010年，西部农村和城镇贫困者年均收入增长率分别为7.6%和7.2%。但从横向比较来看，西部地区减贫形势依然严峻：西部地区因灾因病返贫人口依然较多，返贫率较高；西部地区贫困深度和广度均高于同期全国整体水平，并且西部地区过去的贫困减缓对政策性扶贫、转移支付的倚重较大。在经济增长减贫效应趋于下降的背景下，西部地区有陷入“慢性贫困”的风险。如何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减贫，完成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是西部地区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面临的艰巨任务。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在于过去的被动扶贫亟须转向基于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主动减贫。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加大西部地区的教育、基础设施等的投入力度，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还需要提高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人口的包容度，增加贫困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本章主要从产业结构和劳动密集度两个方面来分析经济增长包容度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的影响，并寻找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路径选择。

虽然西部地区作为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区域，是贫困政策实践的主阵地，但涉及西部地区贫困的规范实证研究却相对较少。现有研究中识别出的影响贫困减缓的因素主要有：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广泛公平的基础教育、转移支付和公共支出的倾斜、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地理资本、金融发展等。从产业构成角度对西部地区贫困减缓进行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但从国外研究来看，产业构成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已经成为继教育、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度、不平等程度等传统影响因素之后的研究新热点。Montalvo（2010）在分析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的多样性效果时，提出假说认为经济发展的产业构成独立于总体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产生影响。实证研究也表明，经济结构所表示的初始不平等是影响经济增长贫困减缓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Fosu A K，2009）。但现有研究对于各部门在贫困减缓中的作用却有不同的看法。Thorbecke和Jung（Thorbecke E，Jung H S，1996）估计了印度尼西亚不同经济活动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认为农业和服务业的贡献要比工业部门的减贫贡献更大。Ravallion和Chen（Ravallion M，Chen H S.2007）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发现在贫困减缓效果上，农业的重要性要远超过其他非农产业。而Hasan和Quibria（Hasan R，Quibria M G.2004）则认为工业是东亚贫困减缓的主要动力来源，而在拉丁美洲第三产业的减贫效果最为显著。除了各部门减贫效果不同之外，在同一地区内部因城市和乡村等地理区位的不同，各部门的减贫效果也存在差异。Datt和Ravallion（Gaurav Datt and Martin Ravallion，2002）研究认为，在印度农村地区，农业对贫困减缓的效果最为显著，而在城市地区，则是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更多地推动了减贫进程。

国内学者对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关系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对西部地区这一贫困减缓的重点和难点地区的研究不够，只有张萃（2011）等基于中国整体进行了实证分析。从现有研究来看，产业结构的确能够对贫困减缓产生影响，但对于两者关系的成因分析不足。本章认为产业结构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只是一种结果表现，其根源在于不同产业的劳动密集程度不同。因此，在分析过程中，不仅要识别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而且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劳动密集度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并且现有研究在实证过程中没有考虑贫困减缓的跨时期相关性，这将导致参数估计不一致。贫困的跨期相关体现为两种可能：一方面，现有贫困群体可能陷入慢性贫困陷阱，此时过去贫困的人口在当期贫困的可能性较大，我们可以称之为贫困的不流动性；另一方面，贫困广度较大的地区，减贫政策的边际效果可能更为显著，可以称之为贫困的收敛性。我们无法事先判断究竟是哪一方面占主导地位，但可以确定贫困的确存在跨期相关性，需要在实证检验中进行处理。为此本章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并用系统广义距（SYS-GMM）方法对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对贫困减缓的影响进行了估计。因此，本章的主要创新之处体现在：第一，从劳动密集度角度分析了产业结构影响贫困减缓的深层次原因；第二，实证分析过程中，构建动态模型，考虑了贫困的跨期相关性。除此之外，我们还将贫困分解为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在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同时，甄别了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影响贫困减缓的城乡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