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极格局和制衡性约束

当前能力分配的主要特征即是美国占有前所未有的优势。虽然许多人承认这一现实，却较少有人认识到它的一个主要后果：不管是均势理论还是历史上制衡性约束的相关经验都不适用于今天的美国。均势理论预测国家将试图遏制潜在霸主的崛起，但它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旦居于今天美国这样的优势地位，又会引发什么样的状况。从17世纪到1991年的制衡经验注重的是努力阻止扰乱现状的国家崛起。因此，300年来，没有一个均势理论家针对“霸权已成现状”的国际体系提出相关命题。尽管历史经验和均势理论都认为，需要考虑对一个崛起的潜在霸权施以制衡性约束，它们却没有为如何制衡一个已牢固确立的霸权提供任何知识。相反，理论和历史经验都表明，当霸权成为现状，制衡就会更加困难。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思考当前的单极体系是如何影响外部平衡（结盟）、内部平衡（国内力量建设）和平衡的机会成本的。

外部平衡

外部平衡的主要体系障碍是协调与集体行动的难题，这些国际关系中的普遍困难在这里甚至变得更为艰巨。公共物品理论就预测制衡联盟既难以建立，也很难发挥作用。针对一个未来霸权的制衡性约束同样也会让没有出力的国家获益，一个国家也无法阻止他国分享其安全收益。这必然构成搭便车的巨大动机，促使各国都袖手旁观，将平衡的责任推给别人。因此，这也就难怪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对两个世纪的历史经验进行考察后，得出了“大国看上去显然偏好扯皮胜过均势”的结论。

集体行动的困难增强了协调行动的挑战，困扰着国家间任何寻求合作的努力。每一个可能承担平衡责任的主体又都是自利的行动者，它们寻求降低成本和风险，同时希望联盟的战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即使所有行动者都同意平衡是必要的，它们在责任分担和战略选择上也难以达成共识。联盟往往因为领导权和战略确立的问题而产生分裂。历史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幸运儿能够摆脱繁复的战略协调而成功地平衡霸权，同盟要有效，就得要求成员国的安全决策都受制于集体的目的。在由一堆能力大致相近的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中，领导权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它从来没有被真正解决，也就影响了同盟战略的持续性。

不仅如此，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力量鸿沟——不管是在绝对规模上，还是在全面性上——对它是有利的，这使得协调和集体行动问题构成了外部平衡的更大障碍。霸主的领先优势越大越全面，对同盟遏制战略持续性的要求就越高。如图2.1所示，当前的平衡努力要跨越的实力鸿沟比任何历史时代都要宽，然而其面临的障碍却又更大。假设这些未来的平衡主体真的能够经过漫长的努力建立对美国权力的遏制，它们所需要克服的障碍都是极其可怕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史上最成功的有效整合各方力量的联盟，针对它进行比较研究能够给予我们启发。北约能在冷战中克服普遍性障碍从而达成平衡，离不开两个条件：其一，它面对的是一个优势力量维度单一的超级大国，其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传统的陆上优势；其二，美国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帮助美国政府克服了协调难题，并减轻了其他国家搭便车所带来的成本和风险。但对于那些可能联合起来制衡美国力量的行动者而言，可就没有这样的利好了。这个假设的联盟没有一个清晰的领导者，这个联盟也不会获得北约曾享有的潜在力量优势。

今天的单极体系，简言之，是把诸多难题叠加在了一起，从而使得平衡行动变得前所未有地困难。要组织起遏制崛起大国的集体行动已经足够困难，而要塑造一个持久的、有连续性的同盟来对抗一个成熟的霸主，更是难上加难的议程。如今为了推翻分化的现状而产生的所有争议，与其说是制衡霸权，不如说是有利于霸权。好几个主要大国都从与美国的长期盟友关系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平衡的意图会将这些既得利益置于风险之中，而美国也有足够的机会利用搭便车的心理，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

内部平衡

如同公共物品理论预测了外部平衡面临的长期挑战一样，从社会科学的另一重要理论也能推出对内部平衡机制的类似前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导向如下预期：国家会为了内部平衡而推行强化自身能力的国内改革进程，但递增收益、路径依赖，以及国内层面的其他制度滞后因素将对此构成主要的障碍。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效法霸主是困难的，要成功地赶上就更为困难，而要汲取并分配缩小差距所需要的资源，则更是难上加难。历史上有许多案例能够证明，通过效法潜在霸主的实践来发展自身力量的行为将会遭遇多么强大的挑战，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欧洲国家抑止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法国的尝试。正如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所述，一些国内因素妨碍了国家实现理论上最优的发展力量政策，这些因素“是国家很少能有效和及时地平衡危险威胁的主要原因”。

不用说，过去的确有过一些国家克服了国内障碍，发展出足以遏制霸权的力量。但是，力量的差距越是巨大和全面，力量发展这一任务就越是艰巨。因此，今天那些潜在的内部平衡行动者也就面临着比其前辈更高的门槛。

路径依赖也使得内部平衡比过去更具挑战性。今天的许多潜在平衡行动者在很久以前就基于“美国领导的联盟”这一前提选定了国内外政策。它们建立了特定类型的军事机构和国防工业，创制了特定的国家安全机构，培养了一整套特定的国家认同观念，并对国内选民作出了特定的承诺。当前环境下发展武器装备的困难，以及军工生产中的收益递增，都理所当然地使经济、社会和政治政策的转向变得异常困难。

与此同时，同样的论点几乎也适用于霸主，只不过是在相反的意义上。例如，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它的高科技军事能力。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这一力量的关键维度上缺乏竞争。加上美国在整体研发、特别是军事相关的研发上的大规模投入，又拉高了其他国家参与竞争的壁垒。这一趋势自苏联军工体系崩溃以来，在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下一直在稳定地扩大。这亮眼的优势并不仅限于武器装备，在战场上的情报收集、处理和派布方面，美国同样一骑绝尘。要扭转这一情势，恐怕需要行动者付出超乎想象的巨大努力。

机会成本

平衡的最后一个障碍，是为了对抗体系内最强国家而进行的资源利用和政策转向所需要承担的机会成本。有些幸运的平衡者可能会发现，它们用来对付霸主的行动与自身的其他外交政策目标相辅相成。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这么幸运，它们用以平衡的资源往往无法被投放在其他目的上。还有许多平衡者会更倒霉，它们发现平衡会破坏自己的核心利益。在这里，我们只讨论追求安全利益的机会成本，但是此处的分析同样可以很自然地延伸到其他核心利益领域。

一个国家是否愿意为平衡付出成本，取决于遏制体系内的霸权能够在多大比例上解决它自身的安全麻烦。这一比例越小，平衡的机会成本越高，国家为平衡买单的意愿就越低。更具体地说，局部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越是高于遏制霸权的收益，平衡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当前国际体系中有两个特点提升了局部安全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从而拔高了遏制体系内霸主的机会成本。

第一个特征表现在地理上。远距离调动军事力量的成本和挑战意味着在一般意义上，国家对周边的威胁远高于它对远方国家的威胁。比起相隔甚远的国家，相邻的国家间也更可能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大西洋和太平洋分隔了美国和欧亚大陆，后者是前者的所有潜在平衡者的所在地。如果未来的霸主和大部分的潜在平衡者是邻居——在近代欧洲史上的经典均势时代就是如此——体系和局部两个层面的紧迫需求就会更自然地相互促进，这意味着平衡霸主不太会以损害局部安全问题的解决为代价。相反，当霸主远处大洋彼岸，而潜在的平衡者比邻而居时，在当前体系下，局部问题的紧要性就会被放大，制衡战略就会失去吸引力。

第二个特征表现在小国对大国的数量比上。上一节的论述表明，当前国际体系的特点是大国强权子体系内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单一霸权。与这个特点同样重要的则是中小国家数量非比寻常的激增。过去50年内国家数量的剧增意味着拥有军事力量的国家数量的增多，这里的军事力量指一些最低限度的进攻能力，以及不时会构成重要影响的防御能力。比起在过往国际体系中的大国，现在的每个大国必须考虑更多数量（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更有能力）的国家。其结果同样是提升了局部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而降低了体系均势的意义。

在今天的单极体系下，局部安全问题重要性的相对突出提升了体系平衡的机会成本。在许多情况下，遏制美国力量所需要的能力并不适用于局部安全挑战。在可能制约美国的能力与那些更有利于解决局部燃眉之急的能力发生冲突、各国需要就自己的目标进行权衡取舍之际，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都会选择后者。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第三章谈到更多相关细节。

比以上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追求体系均势所产生的直接局部安全成本。除了美国之外，所有大国在地理位置上都聚集在或者环绕着欧亚大陆，它们建立体系均势的行动可能在远没有达到实质削弱美国优势的目的之前就恶化了局部的安全困境，并需要对周边国家作出补偿。不仅如此，这样的行动也有可能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即推动周边国家进一步接近美国。

评估中国挑战

中国被广泛视为美国最大的潜在挑战者，因此，我们需要在这里说明自己的观点。在所有的单一评估指标中，使用购买力平价（PPP）标准来估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最能支持这种广泛观感。图2.2清晰地显示，用目前广泛使用的世界银行（WB）购买力平价汇率（PPP）所估算的中国经济规模，是用市场汇率（MER）测量的两倍。

哪种数据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回答说它们在实质上的差异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有冲击性。总的来说，国家力量的关键不是体量，而是体量加上财富。将大量穷人集结进一个经济体并不能为它产生有国际影响的力量。举个例子，购买力平价数据显示，在19世纪中期印度的经济规模大于英国，这显然不是两者能力对比的真实反映。即便按照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与美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的鸿沟仍然是巨大的，前者为7600美元，后者则为43400美元（图2.2）。

不过，基于市场汇率和购买力平价的估算其结果间的差异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我们对中国发展速度的预测，关系着中国能否制衡美国。许多分析人士采用购买力平价估算为基准，并用来推算未来的增长率，由此预测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将迅速接近美国。当然，此类预测忽略了中国面临的诸多挑战，包括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但即使抛开这些挑战，此类预测所依赖的分析仍然是不健全的。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间的相对价格差异往往是巨大的，购买力平价通过调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说明这一点。尽管由于国际贸易，许多制造品的价格倾向于均一，但这并不包括劳动力价格，因此穷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和服务也就相对廉价。购买力平价通过比较一揽子当地代表性商品价格来调整当地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从而修正这一差异。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应用得当，这种方法能更好地估算相对生活水平。然而，均势问题涉及的是中国未来能否成为国际政治中的超级大国，而非其国内相对生活水平。正如一份关于中国军事潜力的分析所强调的：“从外部视角来看，对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比较通常是最有用的，它们更好地反映了家庭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同样地，相比购买力平价汇率，市场汇率能够更好地评估借贷能力和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

没有人知道如何折算购买力平价数值才能体现国力的对比。可以肯定的是，用经济学家艾伯特·凯德尔（Albert Keidel）的话来说，我们不应该“使用购买力平价所预测的国民经济增长率。这种常见的做法严重高估中国未来的经济规模，夸大了中国经济总量膨胀的速度，从而误读了它超越美国的可能性”。这类预测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即经济的增长将会导致价格趋向国际标准，也就使购买力平价趋向市场汇率。根据这一趋同规律，凯德尔估计，要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与美国并驾齐驱，而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达到西班牙的水平。

总之，尽管经济的快速成长使得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但要挑战美国在所有关键力量测量要素中的主导地位，它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一结论也可以从中国自己的行动，以及它对自身领导地位可能性的评估中得到佐证，它的所有对外路线都无法被认为是在追求制衡。在其他大国中，唯一与中国缔结正式伙伴协议的只有俄罗斯，只不过中俄伙伴关系主要是受经济和地区安全利益推动，难以将其解释为制衡安排。两国外交政策的专家和中俄官员都不会从制衡的意义上阐释它们的伙伴关系。

一些学者将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描述为制衡的表现。但是，只有在平衡的概念被定义得过于宽泛的前提下——指把所有国家力图增强军事能力的行动都囊括在内——才有可能得出这一结论。说到底，解放军是从原始的技术和组织水平起步的，任何军事领导都会需要将之升级。

中国的军费开支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小部分，哪怕计算方式不同，这个比例也不会有本质差异（参见图2.2）。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可以负担更大的国防支出。这种随时间推移的支出增长有可能在巴里·波森所谓的“争夺地带”——处于中国内部或周边——对美国形成新的挑战。这些挑战的大小取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如何应对中国的行动。但要点是，中国目前行动的水平还远不足以构成制衡，也就是说，还远不足以影响到美国的整体军事优势和对公域的控制。

由于经济规模和发达程度都远逊于美国，加之军事力量上的相对落后和低效，中国并不能改变它与美国之间的整体军事鸿沟，除非它可以从本就相对薄弱的经济资源中拨出更多军费，使其达到一个能实质优于美国的比例。相比中国，美国已经拥有并将长期保持将财富转化为军事力量的巨大相对优势，毕竟在技术积累、先进武器的生产和应用相关的基础设施方面，美国在数十年间持续进行着大规模投资。然而中国的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一直小于美国。需要再次说明的是，这个结论不受表2.1测算的影响。鉴于中国在发展军事上的努力程度低于美国，我们无法将其行动描述为“制衡”。

为什么中国不是制衡美国的力量？按照研究中国外交与国防政策专家的说法，原因正与我们观点所预测的相合。金骏远（Avery Goldstein）认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所以转向了现在的宏观战略——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避免直接挑战美国——正是“因为它认识到自身实力相对于美国及其盟友是多么弱小。因此，中国的战略反映了它想要很好地示弱的努力。与之相反，美国则抓着大部分的好牌”。他强调，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认知：

与冷战结束时的观点相反，世界并不是很快要变为多极，而是将维持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长达数十年的单极状态……虽然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持续增长，但它仍然远远落后于诸发达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实力落差最为显著。中国领导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武装力量要与美国及其盟友达到同等水平，他们还有多远的路需要走。

中国在单极世界头十年里的体验——它导致其领导人将外交政策调整为和平崛起——展现了在单极体系下实施平衡战略所普遍需要承担的高机会成本。金骏远对此强调说，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

即便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仍然处于经济和军事上的劣势，它的增长能力也已经引发外界对“中国崛起”的争论，并招致一些可能损害其利益的对应行动。在美国，围绕“中国威胁”和应对此采取何种行动已经有了新的探讨。在中国的近邻中，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中，对于中国将采取何种姿态来解决海洋和领土争端产生了新的关注。一些国家则希望了解在今后几十年中，已经成长如斯，并或会更加强大的中国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此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更新了其与澳大利亚和日本的传统冷战同盟，并增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这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警觉，担心这会是美国领导下针对中国的区域性遏制的开始。

总结与基本评估

我们认为，霸主的领先优势越大、越全面、越牢固，树在均势战略面前的集体行动和协作的壁垒就会越高，而追求该战略所需付出的国内问题成本、自主权成本和机会成本也会越高。鉴于当前能力分配的格局，我们不能指望制衡性的约束发生作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行动的基本模式——其特征是非制衡、和平崛起，以及避免美国的敌意集中于自己——符合我们的观点。而我们的论点所预测的中国行动背后的战略考量，也正与专家对中国外交关系的普遍看法一致。当然，也没有其他主要大国试图制衡美国的力量。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历史的标准看，美国也算不上是在费力地维持领先地位。对美国领先优势的规模和全面性的核心发现同样适用于现存的和潜在的、可以被测量的力量。因此，未来的制衡者们比起之前300年内它们的前辈，将会对遏制美国的协调行动可能付出的成本和获得的最终成果有清晰得多的确信。

为了在现实主义均势理论可能最青睐的术语基础上对它进行评价，我们尽可能地贴近其基本逻辑。尽管在本章论点中，“结构性”一词意味着因果关系是从能力分配中派生出来的，但我们的论点也在两个方面不同于新现实主义的标准解释。首先，我们将“力量”的概念扩大，使其涵盖影响国家能力的地缘、技术、潜在的和明确的力量间的差异、公度（所有力量的关键要素在国家领先地位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差异，以及其他因素。尽管在大量均势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的应用中，能力分配的这些涵义也有出现，但肯尼思·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它们完全排除。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力量概念涉及的是测量问题而非理论问题。有了正确的测量，一个更广泛的关于力量的概念——因此也是一个关于结构的概念——的应用方式也就仍然是把力量视为国家追求目标时所使用的资源。

其次，正如我们在本章中一直强调的，我们诉诸结构解释的方法论关注的是它的“可能性”，而非它的“决定性”。我们将能力分配视为一个变量，它会大幅度提升或削减各类明确后果出现的可能性，但却无法决定这些后果必然出现或不出现。与此相反，华尔兹理论一脉的结构解释路径则是关注充分条件，至少在其批评者眼中是这样。也就是说，即使结构的影响是细微的，需要经过长期运转才能发挥作用，行为者也必然遵循结构规律。多年来学者们对此已有争论，怀疑从能力分配格局中并不能必然地导出华尔兹试图解释的行为模式，仅仅揭示这一点对该理论就是致命的。正式的模型在没有添加额外的行动者偏好的情况下，都无法从华尔兹理论的前提条件（无政府状态、力量分配，以及假设的个体生存偏好）中推导出他认可的任何结构性影响所导致的均衡前景。建构主义也同样认为，华尔兹从他简单的结构理论中推导出的行为结果实际上依赖于另一个未作明确说明的假设，那就是国家的身份认同。

在这种批评华尔兹理论的既成学术传统下，一种针对我们论点的常见反应也就是，认为对美国的制衡并不是被单极体系消解的。制衡是可能的，如果中国、俄罗斯和欧盟建立一个对抗美国的泛欧亚同盟，如果欧盟27个成员国政府能放弃主权并建立一个超级大国且集结全部军事力量，如果中国继续保持12%的经济增长率，同时还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用于发展军事，均势是有可能回归这个世界的。这样的反驳与其说是削弱不如说是强化了我们的论点。对我们来说，问题在于并不是某些结果是必然发生或不发生，而是单极体系是如何影响了其发生的可能性。

由于围绕华尔兹特有的建构力量分配影响模型的路径所进行的辩论有如此深远的影响，我们就必须特别明晰我们的论点对应的场域。表2.4列出了在严格的“力量作为资源”方法论基础上对单极后果的既有分析。左上角是华尔兹和莱恩提出的预测，在解释类型上是必然性判断，在力量定义上是狭义的，认为单极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均势策略。沃尔福思对制衡缺失的初步解释同样是一种必然性判断，但它依赖的对“力量”的定义包含了地缘因素，因此被划入右上角。和我们早先的合作文章一样，本书严格地采取“可能性判断”的路径。

总的来说，要制约领先国家的力量，理论上在任何一个国际体系下都是可能的。但是，可行的行动也有可能弄巧成拙，因此又是极难实施的。即便我们只考察均势理论自身描述的动因，也会很清晰地发现制衡在今天极难实现。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均势理论家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一个单极体系。将均势理论应用于这样一个体系从本质上颠覆了该理论中所有关于施加于领先国的约束的内涵。当霸权或者单极的程度低于某个临界点时，均势的约束也许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但一旦临界点被突破，因果的箭头就会倒转：领先的国家越是强势、其优势地位越是巩固，约束就越是难以实施，制衡的动力也会相应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