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伯爵：“看到那不勒斯，死而无憾。”

下面的短篇小说“艾尔伯爵”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讲述了一个在那不勒斯休养、颐享天年的老伯爵如何被一个意大利的年轻男子打劫的故事。那不勒斯的海湾是治疗风湿病的最佳去处，身受风湿病折磨的老伯爵也来到这里。伯爵深信如果离开此地他将性命不保。一向心地善良的老伯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只能选择离开那不勒斯，走向死亡的阴影。

在那不勒斯的国家博物馆里我俩第一次见面并攀谈了起来。博物馆一楼的各个展厅里陈列着从赫库兰尼姆城和庞贝城出土的著名铜像收藏品，火山灾难性的爆发却为我们完好无损地保存了这些古代艺术遗产。

他主动上前跟我打招呼，谈论起我们正在一起欣赏着的著名的赫尔墨斯神休息的雕像。他对那件完美无瑕的艺术品的评价无可挑剔，但也无甚高见。他的审美情趣并非后天习得而是与生俱来的。显然他一生中曾欣赏过许多美好的艺术品，但从未说过业余艺术爱好者或专业鉴赏家们所说的那类行话。那些人真招人烦。听他说话就知道他是一位有识之士，一位不矫揉造作的绅士。

过去几天里我们彼此见过也算面熟，我们住同一家宾馆——虽说不错但奢华程度还算不上新潮——我见他在走廊里进进出出。据我判断他应该是此处一位年长、尊贵的客人。宾馆经理毕恭毕敬地向他鞠躬，他平易近人地予以回应。仆人们都尊称他为艾尔伯爵。服务生们在餐厅门外发现一把黄色丝绸做的有白色内衬的男士阳伞，还为这把伞的主人是谁争论了起来。身穿镶着金边外衣的看门人认出了那把伞，赶忙打发一个电梯员拿着那把伞去追赶艾尔伯爵。或许他是住在宾馆里的唯一一位伯爵，或许因为他是宾馆的常客，他获称此处最优秀的伯爵。

我们先前在博物馆打过交道——（当时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说不喜欢那些摆放在画廊里的罗马皇帝的大理石半身像：他们的容貌显得过于精力充沛，太突出了）——早上我们还攀谈了一番，所以晚上餐厅客满的时候，我提议和他合用他那张小餐桌也不算唐突。他温文尔雅地表示同意，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

艾尔伯爵穿着西服马甲和一件“烟衣”（他就这么叫的），打一条黑领带。虽不是新衣服却穿着得体——正是这类衣服的本色。他早晚衣着得体。我毫不怀疑他的整个生活就是得体、整洁而传统，不受外界新鲜事物所动。他把白头发高高地梳在前额上，透出一种具有丰富想象力的理想主义者的气质。伯爵留着整齐浓密的白胡子，中间略带金黄色，看了令人赏心悦目。上好的香水和雪茄发出淡淡的香味（在意大利闻到这些香味实属罕见），从桌子另一边飘过来沁人心脾。他的眼睛最能表明他的年龄，在皱褶的眼帘下显得有些疲倦，想必已有六十出头。伯爵很健谈，但谈不上爱唠叨，只是喜欢和人聊天罢了。

伯爵见识过阿巴兹亚、里维埃拉和其他地方的种种气候，但唯一适合他的却是那不勒斯海湾气候。他告诉我说，古罗马人是生活艺术的专家，在巴耶、维柯和卡普里的海岸上建造别墅的时候，罗马人已对它们的功用胸有成竹。为获得健康他们来到这里，随行还带着哑剧演员和长笛吹奏手为他们的休闲时光平添乐趣。他认为那些罗马贵族很可能患有疼痛难忍的风湿病。

听他发表个人意见仅此一次，这并非来自于某种特有的博学，艾尔伯爵对罗马人的了解不比一个凡夫俗子多多少，他的观点源于个人经验。在找到这处南欧别致的度假地之前，他曾遭受痛苦不堪、危及生命的风湿病的折磨，可他的病情在这儿却有了好转。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打那以后他就在沿着这个海湾边上的地方住了下来，要么在索伦托的宾馆里，要么在卡普里租一个小别墅。他有一架钢琴，几本书；每天、每周或每月伯爵都会在来自全欧洲的人流中结识几个转瞬即逝的朋友。可以想见，他走出去来到大街小巷，乞丐、店老板、小孩和乡下人都认识他；他隔着墙头和农夫唠嗑——回到宾馆房间或别墅里坐在钢琴前，花白的头发向上梳着，留着浓密整齐的胡子，“给自己弹首曲子。”当然，生活想要有所变化可以去附近的那不勒斯城——生活、运动、活力、歌剧。如他所说，小小的娱乐有益于身体健康，就像哑剧演员和长笛吹奏手们的演出一样。与古罗马巨头们唯一不同的是他不仅不会为城中事务所累还可以适度享乐。他根本没有操心事儿，或许这辈子都没遇到过劳神上火的大事。他惬意地生活着，生活的悲欢离合遵循着自然规律——婚姻、生育、死亡——有良好社会的规范和政府的佑护。

虽是个鳏夫可一到七八月份伯爵就会一连六个星期冒险穿越阿尔卑斯山区去看望自己已婚的女儿。他还把自己女儿的名字告诉了我。那是个贵族家庭，我记得她在波希米亚有个城堡，我对伯爵国籍的了解仅限于此。奇怪的是他从没提起过自己的名字，或许他以为我在公开的名单上已看见他的名字了。说实话，我没看过那个名单。不论如何，他是个体面的欧洲人——会说四种语言——是个有钱人，但并非大富大贵。我想大富大贵对他来说不合适，过犹不及——太显眼。毫无疑问，这些财富并非他发大财而得，这些财富的取得必是坎坷经历的结晶。这和个人气质有关，他性情温和，与世无争。谈话中他顺便提到自己的房产，还有那痛苦的风湿病。有一年他不经意间在阿尔卑斯山另一侧一直待到九月中旬，在那座孤零零的乡下房子里一连三个月卧床不起，身边只有一个贴身男仆和照顾他生活起居的一对夫妇。像他说的那样，他“在那儿没有房产”。其间他只离开了几天去和他的土地代理人见面。伯爵下定决心今后绝不能再这样鲁莽行事了。九月初的几个星期他已经回到自己最钟爱的海湾了。

旅行期间有时碰到这样一些孤独的人，他们唯一的营生就是坐等天命。死亡和婚嫁将他们包围在孤寂之中，他们尽量让这种等待变得容易，这无可挑剔。像伯爵对我说的那样：“有生之年最重要的就是远离病痛的折磨。”

千万不要把伯爵想象成一个令人生厌的抑郁症患者。他受过良好的教养，从不惹人生厌。他敏锐、善良的目光能洞察人性中微小的软弱。在晚餐和睡觉之间的几个小时里，他是个安静、从容、悦人的伙伴。我们一起待了三个晚上，此后我不得不迅速离开那不勒斯去看望一位在陶尔米纳身患重病的朋友。艾尔伯爵无事可做便去车站为我送行，我有些感伤。虽说他悠然自得的样子总让人感到心情舒畅，可他绝不是个懒散的人。

伯爵沿着火车边走边从窗户向里张望要给我找个好座儿，我坐下后他便待在火车下面兴高采烈地和我聊天，郑重其事地说当晚他一定会想我的，还说打算晚餐后到国家别墅的公共花园里去听乐队演出。听着优美乐曲，看着最美好的社交聚会，其乐融融。像往常一样，届时那里将是高朋满座。

我仿佛又见他抬起头，看到他那慈祥、疲惫的双眼和浓密胡子下面露出的友好微笑。火车开动了，他用两种语言跟我道别：先用法语说“旅途顺利”；然后操着纯正略微强调的英语——他能看出我的心思——鼓励我说：“一切会好起来的！”

我朋友的病有了明显好转，于是第十天我就返回了那不勒斯。虽说不在那不勒斯的这段日子里我未将艾尔伯爵记挂在心，可我一走进餐厅就径直走向他常坐的地方找他。我想他或许回索伦托弹钢琴、看书、钓鱼去了。伯爵已成了船夫们的好朋友，他从一条船借了鱼线经常钓鱼。可在人头攒动的人群里我还是看见了伯爵的满头白发，远远看去他的神情不同寻常。伯爵不是笔挺地坐在那里，温文尔雅、兴致勃勃地环顾四周，而是对着盘子沉思。我在他对面站了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表情古怪，或许只有这样一个强烈的词语才能恰如其分地描述他的神情。

“啊，我亲爱的先生！是你吗？”他跟我打招呼说。“我希望一切顺利。”

伯爵很关心我的朋友，实际上，他总是很热情，有一颗仁慈善良的心。此时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费力。他虽然也试图跟我谈些日常话题，但终究还是归于无聊的沉默。我突然想起他可能身体不适。可还没等我想好怎么问，伯爵已开始嘀咕了：

“你看，我在这儿很难过。”

“对此我很理解，”我说，“我想您总该不会有什么坏消息吧？”

伯爵非常感谢我的关心。不，不是那回事。没有坏消息，真是谢天谢地。他非常安静，仿佛屏住了呼吸。然后，向前倾了倾身体，话音古怪，神情凝重、尴尬地向我倾吐了心声。

“事实上我经历了一场非常——非常——该怎么说呢？——糟糕的冒险。”

这个向来性情温和、语调深沉的人用词如此有力，着实令人吃惊。我本以为不愉快这个词足以描述降临到像伯爵这种人身上最糟糕的事。况且还是次冒险，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但人的本性往往相信那些最糟糕的事。我承认曾怀着好奇心偷偷看了他两眼，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不一会儿，我那原本不值一提的疑问就烟消云散了。他与生俱来的优雅的言谈举止打消了我所有那些对或多或少不光彩事情的猜测。

“此事非常严重，非常严重。”他神情紧张，接着说，“如果你乐意的话，晚餐后我再告诉你。”

我微微点头表示赞许，除此之外没说别的。我希望伯爵能三思而后行，不一定非得履行这个提议。我们谈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沟通起来比较费力，与我们先前轻松自如调侃的感觉全然不同。他抬起手拿片面包往嘴里送，手微微颤抖。根据我对伯爵的了解，此事并非只是令人吃惊那么简单。

在吸烟室里他毫不犹豫。我们直接走向他常坐的位子，他斜靠在自己座椅扶手上，凝视着我的眼睛。

“还记得，”他开始说，“你走的那天吗？我说晚上要去国家别墅听音乐。”

我还记得。他虽年事已高却仍显英俊，脸上丝毫没有饱经风霜的迹象，此时竟显得有些憔悴，那表情像影子一样转瞬即逝。我看着他坚定的目光，呷了口黑咖啡。伯爵按时间顺序讲述得有条不紊，我想，他之所以这么讲是担心自己感情不能自抑。

离开火车站，伯爵吃了个冰激凌，在咖啡馆读了会儿报纸。然后他回到宾馆，穿戴整齐去吃晚餐，那天晚上伯爵的食欲特别好。晚餐后他在大厅里边抽雪茄边闲逛（里面有桌椅），和圣卡洛剧院首席男高音的小女儿聊了几句，和首席男高音的妻子，“和蔼可亲的女士”攀谈了一会儿。因为晚上没有演出，所以这些人也要去别墅。他们离开了宾馆，感觉不错。

跟他们一起出去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半了——伯爵记得钱夹里有一大笔钱，于是走进办公室把大部分钱寄存在宾馆簿记员那里。此后，他乘一辆小马车来到海边，下了马车，从维多利亚广场步行走向别墅。

他紧紧地盯着我，当时我就发现他的确是个敏感的人。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控制着似的，那天晚上任何细小的事件都从他的记忆里浮现出来。如果说他没对我提及拉车的小马的毛色和驾车人相关情况的话，那仅是由于一时激动忽视罢了，他勇敢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伯爵从维多利亚广场走进国家别墅。国家别墅是个公共娱乐场所，里面铺满草坪，海湾和里维埃拉·策佳房屋之间是灌木丛和花床。两边排列着树木的条条小巷，近乎平行，尽量向远处延伸——景色蔚为壮观。在里维埃拉·策佳一边，电车沿着栏杆运行。时尚的车道穿梭在花园和大海之间，靠地中海的一边是道小矮墙，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飞溅着的浪花轻轻地在那边吟唱。

那不勒斯的夜生活持续到很晚，马车在熙来攘往的宽阔大道上跑着，上面挂着的对对车灯给大道增色不少，有些车慢条斯理地跑着，有些则在岸边微暗静谧的灯光中奔跑。繁星满天，人声嘈杂，岸边盖满了房子，灯火辉煌——照耀在波澜不惊的大海上。

花园里光线幽暗而温暖，我们的朋友往前走着，眼睛注视着远处灯火通明的地方，灯光几乎覆盖了整个别墅。那里的空气仿佛在冰冷、蓝色耀眼的灯光照射下也发了光。这个神秘之所隐藏在漆黑的树木枝叶后面，悦耳的声音夹杂着粗声粗气的咆哮和金属突然碰撞的声音、低沉的打击声传了过来。

他向前走着，所有声音混合在一起组成精致的音乐，其间和谐的话语穿透响亮无序的低语和沙砾空地上杂乱的脚步声。灯下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仿佛沐浴在灿烂的光线中，照射在数百个人头顶上的发光球体在乐队上方摇曳着。另外几百人或多或少地围坐在一起形成几个同心圆，响亮的声音一阵阵传向在座的人，消散在漆黑的夜色中。伯爵走进人群，随人群而动，安静地享受着。听着音乐，看着人们的脸。人们都非常友好：母亲和女儿、父母和孩子、年轻男女有说有笑，彼此点头示意。漂亮的脸蛋和时尚的服饰。当然，人们的体态各有千秋：留着白胡子爱炫耀的老头、肥胖的男人、消瘦的男人、穿着制服的官员，但为数最多的还是来自意大利南方的年轻男人，淡淡的脸色，红红的嘴唇，浓黑的小胡子，清澈的黑眼睛最擅长目送秋波或是怒目相视。

从人群中走出来，伯爵在小咖啡馆前和这一类型的年轻男子坐在一张桌子边。我们的朋友要了些柠檬水。那个年轻小伙子气哼哼地坐在一个空玻璃杯前。他抬起头，又低下头，还把帽子向前斜了斜，就像这样——

伯爵做了个动作把帽子向额头拉了拉，接着说。

“我心想：他很悲伤，肯定出事了，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麻烦事。当然我没注意他。我付了柠檬水的钱，就离开了。”

伯爵在乐队附近转悠着，记得曾两次看到那个年轻人独自在人群中徘徊。有一次他俩曾彼此对视。就是那个年轻人，可那里有许多同样类型的年轻人，他也不能肯定。另外，除了那张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愤怒和不满的脸以外，他并没把他放在心上。

伯爵在人群里待了一会儿感到厌倦，慢慢离开了乐队。一条静谧、冷清的小巷子却引人入胜。伯爵走进巷子，缓缓前行直到演奏声听不见为止。然后他向回走，又转回去，一连走了几遍，才注意到其中一个长椅上坐着个人。

椅子位于两个街灯之间，光线昏暗。

坐在椅子上的男子懒洋洋地坐回椅子一角，向外伸着腿，胳膊叉在胸前，头低垂在胸前。他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好像睡着了，可等伯爵再次路过的时候他的神态发生了变化。他朝前坐了起来，胳膊肘撑在膝盖上，手里卷着烟，头都没抬一下。

伯爵继续漫步离开乐队。他说自己又慢慢走回来。我可以想象伯爵是如何自得其乐、静静地享受这一切；这里南方夜间的芳香和音乐声被距离所冲淡，分外柔和。

不一会儿，伯爵第三次路过那条花园长椅。年轻人的胳膊肘仍撑在膝盖上，神情沮丧。在这条幽暗的小巷里他高高的白色领口、袖口露在外面分外显眼。伯爵说他看到那人突然起身仿佛要走，可还没来得及反应，那人已经站在了他面前，语调低沉缓和地问他是否能够好心地借火一用。

伯爵礼貌地答道“当然，可以”，然后两手下垂要到口袋里找火柴。

“我垂下手，”他说，“可我的手还没来得及放进口袋里就感到有什么东西压迫在我身上——”

他用指尖指了指靠近胸骨下方的部位，也就是日本人开始剖腹自杀的地方。他们蒙耻之后，愤怒的感情无以言表，于是就剖腹自杀。

“我低头看了一眼，”伯爵接着说，让人听了不寒而栗，“我看见什么了？一把刀！一把长刀——”

“你不会是说，”我吃惊得大声喊道，“晚上十点半你在别墅区里被人打劫了，而不远处就有一千多人！”

他点了好几次头，努力看着我。

“单簧管，”他严肃地说，“正要结束独奏，我向你保证每个音符都听得清楚。随后乐队演奏到了高潮，那个畜生眼睛转来转去，咬牙切齿穷凶极恶地冲着我发出咝咝的声音。‘安静！别出声，否则——’”

我惊恐万状。

“那是把什么样的刀？”我傻乎乎地问道。

“一把长刃刀。一把短剑——或许是把餐刀。有细长的刀刃，发着光。他的眼睛也发着光，还有他的白牙。我能看见他异常凶残的模样。我心想：‘如果我跟他动手，他能把我给杀了。’我怎能和他拼呢？他手里有刀而我却赤手空拳。我快70岁了，这你知道，而他是个年轻小伙子。我仿佛能认出他来，就是那个在咖啡馆里见过的神情忧郁的年轻人，我在人群里见过的那个年轻人，可我不能确定，因为在这里很多人和他长得相像。”

伯爵脸上浮现出紧张的神情。我以为他的身体定是由于惊吓动弹不得了，可他的思想仍旧异常活跃。他想到了所有可怕的可能后果，也曾想过大喊救命。可他没喊出来，他的自制力给我留下了一个好印象。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想法：对手也可能毫无顾忌地大喊救命。

“那个年轻人可以一瞬间扔掉手里的刀，假装说我是攻击者。怎么不可能呢？他可能说我袭击了他。怎么不可能呢？这只是相对于另一个的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他什么都可能说——给我头上加上一些名誉扫地的罪名——我怎么知道？从穿着上看他不是个普通的抢匪，看上去出身较好。该怎么说呢？他是个意大利人——我是个外国人。当然，我有护照，这儿还有我们的领事馆——可就这么被捕，半夜三更像个罪犯一样被拖进警察局！”

说到这儿伯爵浑身发抖，他向来对流言蜚语退避三舍，对他来说流言蜚语比死亡更可怕。当然对很多人来说这种本性将永远——想想那不勒斯人某些独特的习俗——是个奇特的故事。伯爵不傻，他崇尚平静生活的思想受到了强烈刺激，他想现在凡事都有可能发生。可伯爵又有了另一个想法：这个年轻人或许只不过是个发了疯的精神病人。

他第一次暗示了对本次冒险经历的态度。对伯爵极为敏感的情绪来说，一个疯子的所作所为不会影响到任何人的名誉。显然，伯爵这种自我安慰并不奏效。他详细叙述了那个年轻人令人厌恶的野蛮行径：目露凶光，不停地转动，紧紧地咬着白牙。乐队正缓慢地演奏着肃穆的长号，其中夹杂着有意重复的敲鼓的声音。

“那你做什么了呢？”我非常激动地问道。

“什么都没做，”伯爵答道。“我的手静静地垂着，悄悄地告诉他说我没打算出声。他像条疯狗一样狂吼，接着平静地说：

‘你的钱夹。’”

“所以我自然地，”伯爵接着说——从那一刻起他像演哑剧一样把事情的经过给我比画了一遍。他看着我的眼睛，手伸进胸前口袋里，拿出一个钱夹，把它递给对方。可那个年轻人手里仍握着刀子，拒绝碰钱夹。

他指挥伯爵把钱拿出来，左手接过钱，让伯爵把钱夹放回口袋，其间传来长笛和单簧管甜美的乐声及双簧管充满感情的低音。那个“年轻人”，伯爵是这么称呼他的，说：“这些好像太少了。”

“确实不多，只有340或360里拉，”伯爵说，“我把钱放到宾馆里了，这你知道。我说我身上就带了这么多，那个年轻人不耐烦地摇摇头说：

‘你的手表。’”

伯爵哑口无言给我摘下他的手表来看。可碰巧原本戴在身上的价值不菲的纯金饰表留在表匠那儿清洗了。伯爵那天晚上戴着（皮表带）价值55法郎的防水表，去钓鱼的时候他总是戴着这块表。看了看这件战利品的成色，穿着体面的抢匪嘴里发出不屑一顾的声音，舌头像这样，“戚—啊！”对那块表挥挥手。伯爵把那块不起眼的手表放回口袋，年轻人更加用力地将刀子顶在伯爵腹部，提醒伯爵说：

“你的戒指。”

“其中一个戒指，”伯爵继续说，“是多年前我妻子给我的；另一个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我说‘不行，你不能拿走！’”

伯爵又给我演示了一下他当时的动作：双手合十放在胸前。他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着实让人同情。“你不能拿走，”他闭上眼，坚定不移得重复说，完全准备着——我不确定是否听到他说出那个令人不愉快的词——完全准备好自己被——真是难以启齿——抵在胃部置人死命的锋利的长刀，捅进身体、开肠破肚的感觉——任何人都会感受到由那个位置剖腹而产生的极度疼痛。

乐队演奏的美妙和谐的乐曲不绝于耳。

伯爵突然间感到那个敏感部位上噩梦般的压迫消失了，睁眼一看发现只剩他独自一人，什么也没听见。或许那个“年轻人”早已悄悄溜走了，虽然顶着自己的刀已经不见了,可那种可怕的压迫感却挥之不去。伯爵顿时倍感虚弱，幸亏他及时蹒跚两步坐到了花园长椅上。他觉着自己仿佛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屏住呼吸。他一屁股坐下，惊恐于刚才那一反应，大声喘着粗气。

乐队正精彩地演奏着复杂的最后乐章。演奏在一阵巨大的打击乐声中结束。伯爵听着那虚无缥缈的音乐，仿佛自己的耳朵失去了听觉；接下来就听见从千人左右的人群里传出的雷鸣般的掌声，一双双鼓掌的手就像阵阵打过的冰雹。伯爵在此后的寂静中清醒过来。

一辆电车——像个长长的玻璃盒，乘客的脸被车里的灯光照得亮亮的——在离抢劫现场60码的地方飞快地开了过去。接着另一辆电车匆匆忙忙地向另一个方向开过去了。原本围坐在乐队旁边的观众已四散而去，三五成群地边说话边走进小巷。伯爵直直地坐在那里，想尽量镇定神情回想刚才那一幕。那令人厌恶的一幕压得他喘不上气来。在我看来他十分鄙视自己，我不是指他的举止。如果他对当时情景的哑剧模仿可信的话，那模仿也算惟妙惟肖了。不，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他并不感到耻辱，只是对自己被选为受害人感到震惊，不仅因为遭人抢劫，更因为由此而无故蒙羞。伯爵原本与世无争的温和本性给无情地玷污了，一生慈祥和蔼的面容已不再完美。

然而，当时一颗石头还没落地，他还能自己说服自己镇定下来。情绪缓和下来以后，伯爵感到饥饿难耐。没错，那是种饥肠辘辘的感觉，让他坐立不安。他起身离开椅子，走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发现自己已经出了花园，站在一辆停着的电车前。凭着某种知觉，仿佛在梦里一般上了电车。幸运的是他在裤兜里找到一枚铜币交给了售票员。车停了，他跟着人群一起下了车。伯爵认出了圣费尔南多广场，可他显然没想到乘出租马车或汽车返回宾馆。伯爵像条丧家犬一样，独自一人悲伤地在广场上待着，脑子里模模糊糊地合计着想找个最好的办法立刻弄点儿什么吃的东西。

伯爵突然想起了那块20法郎的金币。他给我解释说他已经把那块金币带在身上3年了，他常带在身上以防万一。任何人都有可能将他的钱包偷走——与厚颜无耻、威胁他人的抢劫不可同日而语。

安伯托风雨商业街上纪念碑式的拱形门坐落于几段楼梯上，迎面映入伯爵的眼帘。他毫不犹豫地上了楼，径直走进安伯托咖啡馆。外面的桌子周围满是喝咖啡的人。可他想吃东西，于是他进了咖啡馆，咖啡馆被正方形柱子和长玻璃镜分出几个走廊。伯爵靠着其中一个柱子坐在一个红色长毛绒的长椅上，等着他的意大利调味饭，那场令人憎恶的惊险经历在他的脑海里又浮现了出来。

他想到曾在乐队周围的人群里见过那个身着体面、表情阴郁的年轻人。伯爵确信，他就是那个劫匪。伯爵能再认出他来吗？毫无疑问。可伯爵甚至不想再见到他，最好是能忘掉这段令人羞耻的经历。

伯爵焦急地环顾四周看看自己点的意大利调味饭上来了没有，突然，一看！左边靠墙——坐着的就是那个青年人。他独自一人坐在一张桌子旁，面前放了一瓶酒或果汁之类的东西，还有一玻璃瓶冰水。细滑的橄榄色脸颊，红色的嘴唇，墨黑的胡子倔强得翘着，一双漂亮的黑眼睛在长长的眼睫毛映衬下阴沉沉的，这种特有的残酷不满的表情只有在罗马帝王的半身像上才能看得到——就是他，毋庸置疑。可那不过是个典型代表，伯爵于是匆忙转移视线。那边读报纸的年轻官员长得也一样，同样的类型。远处下棋的两个年轻人也像——

伯爵低下头，内心对那个年轻人形象的恐惧久久不能平息。伯爵开始吃意大利调味饭，此时伯爵听到左边那个年轻人没有好气地喊着服务员。

听到叫声，不光他自己的服务员，就连两个其他桌子的服务员都殷勤地急忙朝他那边奔了过去，这可不是安伯托咖啡店的一贯风格。那个年轻人嘀咕着说了些什么，于是其中一个服务员快步走到最近一扇门冲着街里喊：“帕斯夸里！嘿！帕斯夸里！”

大家都认识帕斯夸里，他是个穿着破衣烂衫的老家伙，往来穿梭于桌子中间，向咖啡店的客人们兜售香烟、雪茄、明信片和火柴。从某些方面来看他是个相貌不错的无赖。伯爵看见一个灰白头发、胡子拉碴的无赖进了咖啡店，脖子上套根皮带，皮带上挂着一个玻璃盒子，听到服务员的喊声，他从桌子中间穿过，一下子飞奔到年轻人桌旁。那个年轻人要雪茄，帕斯夸里阿谀奉承地给他把雪茄点着。老无赖正要出门，伯爵一时冲动，招手示意让他过来。

帕斯夸里走过来，面带微笑毕恭毕敬，眼睛里却流露出愤世嫉俗、不断搜索的神情。他把箱子靠在桌子上，二话没说打开玻璃盖子。伯爵拿了一盒香烟，在恐惧的好奇心驱使下，尽量装作闲聊问道——

“告诉我，帕斯夸里，坐在那边的那个年轻先生是谁？”

帕斯夸里将身子俯在玻璃箱上面悄悄地说。

“那位，伯爵先生，”他低着头一边说一边忙活着重新收拾自己的东西，“他可是位家住巴里出身良好的绅士。他在这里一所大学里上学，还是个由年轻小伙子们组成的社团的领导，头目——他们是非常不错的年轻人。”

他顿了顿，然后一边低声说出这个解释性词语“克莫拉”，其间夹杂着炫耀判断力和学问的语气，一边盖上盖子。“一个非常强大的克莫拉组织，”他深吸一口气说，“就连教授们都十分尊重这个组织……1里拉50分，伯爵先生。”

我们的伯爵朋友用那块金币付了账。帕斯夸里在找钱的时候，伯爵注意到，那个年轻人正偷偷地看着他们之间的交易。简短的几句话让伯爵对他有了如此多的了解。那个老无赖鞠躬离开后，伯爵和服务员结了账，静静地坐在那里。他告诉我，一股浑身麻木的感觉突然袭来。

那个年轻人也付了账，起身朝这边走来，表面上看好像是想到离伯爵座位最近的柱子那里去照镜子。他身穿黑衣服，系着深绿色的蝴蝶结。伯爵环顾四周，被对方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邪恶目光吓了一跳。那位来自巴里的绅士（帕斯夸里是这么说的，但帕斯夸里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继续整理着自己的领结，对着镜子戴上帽子，与此同时，他说话的声音的大小正好能让伯爵听到。他的牙齿里挤出恶毒的话语，眼睛死死地盯着镜子。

“啊！你身上带着金子——你这个老骗子——老鬼——老滑头！可你和我的事还没完呢。”

那年轻人恶魔般的表情像闪电一样一闪即逝，他懒懒地走出咖啡馆，脸上一副忧郁冷漠的表情。

可怜的伯爵，将这最后一幕告诉我以后，一下子坐回椅子里浑身发抖，前额出汗。这次暴行给人带来的精神上的耻辱连我都感到惊恐万分。我不愿妄加猜测伯爵的情感细腻到何种程度，可我确信，即便当时他优雅的品质让他在咖啡馆里不会做出中风死去那样丢人现眼的低俗之事，但当时的那件事对他也是个致命的打击。讽刺的话暂且不论，问题是如何让伯爵明白我对他的同情是发自肺腑的。他不愿过度感伤，而我却给予他极大的同情。听到他一个星期卧床不起我并不感到吃惊。最后他还是起来了，为马上且永远离开南意大利做准备。

可伯爵已深信在其他任何一种气候中，自己都活不了一年！

我的劝说没有效果，伯爵那么做绝不是胆怯的表现，虽然他曾对我说：“你不明白克莫拉到底是什么，我亲爱的先生。我已被他们盯上了。”至于会发生些什么他并不害怕，可他敏感的尊严却被这一令人羞耻的经历所玷污，这是他所无法容忍的。没有哪个日本绅士在自己强烈的荣誉感受损之际比伯爵能更加毅然决然地为自己剖腹自杀做准备。对可怜的伯爵来说回家实际上就等于自杀。

那不勒斯有句充满爱国激情的谚语，叫Vedi Napoli e poi mori，目的是为了能让外国人了解该地。我猜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看到那不勒斯，死而无憾。”这句谚语显得过分虚荣，况且可怜的伯爵一向性情温和，他对任何过犹不及的东西都深恶痛绝。然而，我在车站为他送行的时候，我想他的举止异常真实地反映了那句谚语中自以为是的精神内核。Vedi Napoli!…看到那不勒斯！……伯爵见到那不勒斯了！他如此彻底地见识了那不勒斯着实让人吃惊——现在伯爵将走向自己的坟墓。他要乘坐国际卧铺公司的豪华列车完成自己的坟墓之旅，途经的里雅斯特和维也纳。随着四节长长的车厢缓缓开出车站，我怀着肃穆的心情举起手里的帽子向出葬的队列致以最后的敬意。车窗里亮着灯，艾尔伯爵像尊石像一样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他已显苍老的侧影慢慢地滑出了我的视线——Vedi Napoli e poi mori，看到那不勒斯，死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