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性

顾颉刚在自序中反复强调他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比如他说：

我的生性是非常桀骜不驯的。虽是受了很严厉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的压抑，把我的外貌变得十分柔和卑下，但终不能摧折我的内心的分毫。

又说：

我记得我的幼年，因顽强而为长者所斥责，他们常说：“你现在的脾气这等不好，将来大了，看你如何可以吃人家的饭！”

顾颉刚的这个脾气也确实给他日后的工作生活造成不少困惑，如1928年他在中山大学与老同学傅斯年闹翻，胡适来信试图调解他们二人关系，顾颉刚在回信中分析他与傅斯年“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作事”的第一条理由就是，“自信力太强，各人有各人的主张而又不肯放弃”；而针对胡适来信中劝他“不要骄傲”，顾颉刚则在回信中说，“我自己觉得傲则有之，骄则未也”。即便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顾先生依然认为当年与傅氏闹翻的原因乃是“我不能受气，故傅斯年欲压迫我，我即离‘中央研究院’而至燕大”，并说“予性急躁、鲠直，不能受人压迫”，而傅斯年“想作霸王，务使天下英雄尽向我低头，然而英雄决不低头，低头者乃小人”，可见其性格特征确是刚烈。

在厦大和中大相继与鲁迅及傅斯年闹翻后，顾颉刚强烈的个性引发了诸多师友的微词。顾颉刚在1929年12月3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玄同先生告我，幼渔（引者按，指马裕藻）对他说：“你如何与顾颉刚往还，他这样的性情，同鲁迅闹翻了，同林玉堂（引者按，指林语堂）闹翻了，同傅孟真也闹翻了！”予闻之悚然，别人和我闹也是我的错处。鲁迅处心积虑，要打倒我，我没有还手。玉堂与孟真则因地位在我之上，要支配我（玉堂要我帮他和林文庆翻脸，孟真要我帮他和戴季陶翻脸），而我不肯（为要保全厦大之国学研究院，中大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所以把我骂了，于是亦成了我的罪状了。在现在的世间，我很明白，做事是要结党的，党员要听党魁的话的。但我的良心上过意不去的时候，我总不能灭没了自己的良心而做党魁的机械，所以我便应受了许多攻击了。……我自誓于此：如果燕大不辞掉我，我决不再进国立的机关做事了，我宁可受“洋奴”的恶名。我还是图百年以后的胜利吧！

到了中年，顾颉刚的个性依然如故，如他在听说“胡适之先生批评我为人太傲，徐旭生先生批评我太好大喜功”之后的反应竟然是：

我看到这两个批评，真是高兴，觉得他们深知我。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外和内傲的人，我决不能向人屈服，我有独立自由的精神，愿用十分的努力作独立自由的发展，我决不想占人一分光，决不想不劳而获，这便是傲的原因。傲和骄不同，骄是自己满足，看不起人家；傲是仗着自己的力量而工作，不依傍人家，不在痛苦时向人家乞怜。至于好大喜功，乃是生命力充足的表现，天下的大事业那一件不是由好大喜功的人担当起来而获致的成功。没有秦皇、汉武的好大喜功，那有现在我们讬庇的中国。没有孙中山的好大喜功，那有现在的中华民国。我胸中有不少的大计划，只苦于没有钱，没有势，久久不克实现。如果让我实现，在我后面的万代子孙不晓得怎样歌我功，颂我德呢。

即便在政治高压下，顾颉刚依然保持他的个性，如1952年他参加上海学院的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虽然自谓“刺激太甚”，但他在致友人的信中依然说：

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六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廿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刚自信决无成见，亦真愿以唯物史观为我主导思想，特不愿随波逐流，作虚伪之顿悟耳。

甚至到了晚年，顾颉刚强烈的个性也未有丝毫的变化，如他于1973年7月31日为1926年12月26日的日记写了一条长跋，内中详细讲述了他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期间与鲁迅交恶的原委和过程。他在跋中写道：

今日鲁迅已为文化界之圣人，其著作普及全世界，研究之者日益多，对于彼我之纠纷必将成为研究者之一问题。倘我不在此册空页上揭露，后人必将无从探索，故勉强于垂尽之年略作系统之叙述，知我罪我，听之于人，予惟自誓不说一谎话而已。

明知鲁迅已经被神话为“文化界之圣人”，但顾颉刚依然要对其过往历史加以“揭露”，这正是他的强烈个性使然。跋文中对鲁迅在厦大、中大兴风作浪颇有记载，对鲁迅在结识许广平之前的“准鳏夫”心理分析入木三分，这些内容在1973年绝对属于大逆不道的诳语，而顾颉刚则能保证“自誓不说一谎话”，确是他个性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个性的支配下，顾颉刚早在“幼年读书就不肯盲从前人之说”，所以“翻出幼时所读的四书，经文和注文上就有许多批抹”；十二岁初读《纲鉴易知录》，他“便自立义法，加上许多圈点和批评”。而这种个性的持续发展，导致从小学到大学，他对自己所遇到的教员都极不信任，自称“我从蒙学到大学，一向是把教师瞧不上眼的”，以至于“上了一二百个教师的课，总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摄住我的心神”，甚至说“十余年来在新式学校中过的上课生涯，使得我一想着就要叫屈”，认为老师们“在那里杀青年真可恨”，而“青年们甘心给他们杀也可鄙”！这样的结果就是“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对今人如此，对古人亦然”。

如果仅仅是个性强烈，那并不足以促使他走上日后的道路，更难得的是，顾颉刚自幼就是一个极具好奇心和历史趣味的人，以至于小时候他祖母就常常因为他“打碎乌盆问到底”而禁止他发言。所以在自序中他说，“我又是一个历史兴味极浓重的人，欢喜把一件事情考证得明明白白，看出它的来踪和去迹。我又是一个好奇心极发达的人，会得随处生出了问题而要求解答，在不曾得到解答的时候只觉得胸中烦闷的不可耐”。

当他十七岁那一年，“偶然翻览《先正事略》，从阎若璩的传状里知道他已把古文尚书辨得很明白，是魏、晋间人伪造的，……我又感到汉人《尚书》注的不通，都想由我辨去”，可见他的辨伪之心发端甚早；十八岁时，顾颉刚参加了江苏存古学堂的招生考试，他回忆考试“出的题目是《尧典》上的，现在已记不起了”，而“只记得我的文字中把郑玄的注痛驳了一回”，这样的结果自然是没有考中，但考卷批语上的“斥郑说，谬”四个大字既令他记忆犹新，也颇不能令他信服。

除了超强的个性和极具好奇心，顾颉刚还是一个最有毅力和恒心的人，对于他所认定的事情，必然倾全力而为之。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桀骜性格“是仗着自己的力量而工作”；别人评价他“好大喜功”，他自己却认为“乃是生命力充足的表现”。他的这一性格很早就展露无遗，1905年他十三岁时曾作一册自述，题为《恨不能》，主题有三，分别是——“恨不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恨不能游尽天下名山大川”以及“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当他在中学时，受徐锡麟、熊成基和温生才等革命党人的影响，曾经一度加入了社会党，醉心于建设“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所谓最高境界之社会，自谓“在这一年半之中，我是一个最热心的党员，往往为了办理公务，到深夜不眠”，甚至当他祖母责问他“既然没有家庭，把我放在哪里”时，顾颉刚的回答居然是“请你住在养老院”，可见其当时忘我之程度。除了这些他所认定的事业，即便是平常旅行，他的习惯也是“无论到什么地方总要尽了我的脚力走。别人厌倦思归了，我还是精神奋发，痛骂他们阻住了我的兴致”。

顾颉刚的这种恒心和毅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比如在自序中他就写道，“我的幼年，最没有恒心。十余岁时即想记日记，但每次写不到五六天就丢了。笔记亦然，总没有一册笔记簿是写完的”。但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堪称转折点，他因为“看戏成了癖好”，而开始“作《论剧记》”，并且“居然有始有终地写了好几册”，于是又想到在《论剧记》之外撰写《读书记》，从此开始系统写读书笔记。据统计，顾颉刚的读书笔记“从1914年起至1980年逝世，从未间断。六十余年积累了近二百册笔记，约六百万字”；而同样，他的日记“始于1913年10月，自1921年起至1980年12月17日（去世前八天），基本不间断”，由此两端可以看出进入青年时代以后的顾先生所具有的过人毅力和恒心。

超强的个性、强烈的求知欲望、浓烈的历史兴趣以及过人的恒心毅力集于顾颉刚一人之身，造就了一位史学大家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