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考古学：建设真实夏代史的唯一途径

顾颉刚很早就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如他自述20世纪20年代初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当助教时就对罗王之学充满了憧憬：

最得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我始知道他们对于古史已在实物上作过种种的研究，……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只恨我的学问的根底打得太差了，考古学的素养也太缺乏了，我怎能把他们的研究的结果都亲切地承受了呢！从此以后，我的心头永远顿着一笔债，觉得在考古学方面必须好好读几部书。

稍后，在《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中，他又写道：

读到李玄伯先生的“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非常快乐。李先生所说的“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确是极正当的方法。我们现在研究古史，所有的考古学上的材料只有彝器文字较为完备，其余真是缺得太多。发掘的事，我们应当极端的注重，应当要求国家筹出款项，并鼓吹富人捐出款项，委托学者团体尽力去做。

1924年，顾颉刚拟了一份《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内中所列的“第四学程”就是要“研究古器物学”。但同时他又深知学术有分工，自己不可能穷尽知识而倍感无奈和痛苦，所以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

现在既深感研究学问的困难，又甚悲人生寿命的短促，知道自己在研究古史上原有专门的一小部分工作——辨伪史——可做，不该把范围屡屡放宽，以致一无所成。至于许多实物，自当有人作全力的研究，我只希望从他们的研究的结果里得到些常识而已。

又说：

我是一个极富于好奇心的人，一方面固是要振作意志，勉力把范围缩小，作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又禁不住新材料的眩惑，总想去瞧它一瞧，……不去瞧则实为难熬，一去瞧又苦无办法。这真是使我最感痛苦的一件事。

尽管顾颉刚知道自己不能成为一个考古学家，但他确实是把考古学摆放到建设真实古史极为关键的位置上的。如他1928年在中山大学所编《中国上古史讲义》中所谓“预备建立上古史新系统之研究文字”就包含如下几种与考古学相关的文献：抗父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翁文灏的《近十年来中国史前时代之新发现》，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以及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等。他并认为“商以前的历史，有安特生德日进们的发掘和研究，也几成一系统。这些新系统，比较了《史记》上的本纪世家的系统好得多了，正确得多了”，而“安特生先生近年在北平地质调查所中工作甚多，对于我国古史有关系者，为在奉天河南甘肃等省发现石器时代之遗址若干处，使考古学及古史学开一新局面，且明示吾人以努力之方向而导之入于研究古史之正轨，厥功甚伟”。据此，顾颉刚把安特生的有关著作如《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中华远古之文化》、《甘肃考古记》列为“皆为我辈所必读”之书。

顾颉刚不仅自己重视考古学成绩，同时也向学生灌输这一思想。如中山大学《中国上古史讲义》“平时成绩题目”中就列有这样一题：

研究上古史，自应从事于实地之考古，发掘地下之积藏。但此种学问因前人太不注意之故，一时尚未得为系统的工作。今可先为设计，从史书中钩稽古代重要之地，若者为都邑，若者为战场，若者为交通之大道，若者为畜牧之原野，若者为祈望之山川，预测某地方可有某种物品之获得，以备将来著手工作时之参考。（如嫌范围太广，不妨专选某一个区域或某一个时代为之。）

到了燕京大学，顾颉刚依然密切注意考古学的新发展，因此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常常可以读到这样的叙述，如“我们的古史，……简直渺茫极了。……我们真要知道那时的情形，只有从事于考古学，努力向地下发掘遗物，象英国人考求埃及古史一样”；又如，他描述当北京人头盖骨发现后，“我们得到这消息，快乐得跳起来，叫道：‘中国历史的第一页找到了！’”

1933年9月新学年开学后，顾颉刚同时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春秋战国史”课程，并着手编辑《春秋战国史讲义第一编》。值得注意的是，该讲义并没有直接切入春秋战国历史，而是首先综述民族与疆域，其中单列有“茫昧的夏民族”一章，一方面承认了夏代的存在，但同时也强调夏代历史的茫昧不可靠：

夏的存在是无可疑的，而夏的历史从来就少给人谈起。铜器出了许多，谁是夏的东西呢？古文字发现得不少，哪一件是夏人写的呢？没有铜器，是不是他们尚在新石器时代？没见夏的文字，是不是那时尚未有文字？还是这些东西尚没有给我们发现？

顾颉刚虽未明说，但暗含的意味很清楚，夏代的信史需要依靠考古实物。所以在《夏史三论》的前记中，顾颉刚呼吁：“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罢！”在这一点上，顾颉刚的疑古导师胡适也持相同的看法，胡适在殷墟发掘之后曾说，“中国考古学前途希望很大”，“夏朝一代自为实在史实，而非虚构”，并建议“似应从古地理入手，择定几处为夏代城邑之可能者，加以发掘”，如此“或可对此问题加以解决”。

最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当时颇受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一文的影响，有意采信仰韶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在《春秋战国史讲义第一编》，顾颉刚就这样写道：

我们该问：仰韶文化既在石器时代的末期，又确在商代以前，又和中国有史时期这样的密切，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时候的呢？说到这儿，自然叫人联想到夏代上面。我们在上面讲起，夏以河南为中心，它的势力范围及于山东、山西、河北，现在这几省都已发现了仰韶期的文化了。夏后皋的坟墓在渑池，其同姓的莘国在陕县，仰韶村又正在那边。夏的铜器没有发现过，而仰韶期正无铜器。夏的文字没有发现过，而仰韶期正无文字。靡逃奔的是有鬲氏，传说中又说“昆吾作陶”“桀作瓦屋”，而仰韶期的文化正以陶器为最盛。然则这十余年来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物大批发现，或者就是给我们看一部夏的历史吧？——我们希望这样“踌躇满志”的话，不久再有新发现会给我们证明！

以考古学的手段来建设真实的夏代史是顾颉刚毕生的希冀。1972年，八十高龄的顾颉刚致信李民，称：

欣悉你在任课之外参观河南各地发掘，此事对我国古史之研究大有关系，因为你省是古代文化的摇篮地，虞、夏、商、周均建国在那里，……偃师一地之新发掘，据北大友人言，龙山文化之下层为仰韶文化，有规模颇伟之建筑遗址，说不定是夏代物。……将来你省发掘情况，乞以重要部分见告为荷。

此时的顾颉刚，一如他信中所描述的，“先发见严重的糖尿病，继出现剧烈之心绞痛，天气一寒则气管炎即发作，自去年起又害了手颤，妨碍了我写字，工作大感困难”，但却依然钟情于与夏代有关的考古工作。所幸的是，他所关注的“偃师一地之新发掘”，经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已经逐步揭开了“最早的中国”的神秘面纱。考古工作的大发展，已经可以告慰以顾颉刚、徐旭生先生为代表的夏代史研究的先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