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夏史三论》与《鲧禹的传说》

1929年，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所编辑的《睿湖期刊》向顾颉刚索稿，顾答应写一篇有关“启和太康”的文章给该刊。但此时的他正忙于编写《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所以“这文写了数千字，别的事忙，搁了下来；哪知一搁便是五个年头”。1935年，顾颉刚把这篇未完稿拿给童书业看，并希望他能够将其续写完毕。未料童书业“一动笔就是数万言”，顾颉刚于是决定“不如索性做一部《夏史考》吧”，并亲自拟定了十章目录，分别是：

首、夏史演变表

一、绪言

二、夏民族的实际的推测（夏与杞、鄫、越的关系附考）

三、桀的故事（相、杼、孔甲等附考）

四、鲧禹的传说

五、启和五观与三康

六、羿的故事

七、少康中兴辨

八、《伪古文尚书》里的夏史

九、《路史》里的夏史

十、《今本竹书纪年》里的夏史

附录一、夏都邑考

附录二、夏时考（夏年附考）

附录三、韶乐考

附录四、《史记·吴世家》疏证

目录拟定后，顾、童二人即着手撰写。但遗憾的是，顾颉刚和童书业只合作完成了其中的四章，先是将第五、六、七章以《夏史三论》为题发表于1936年11月出版的《史学年报》第2卷第3期，然后又将第四章刊于1939年出版的《说文月刊》第1卷第2—4期，其余部分则未能写出。

在《夏史三论》发表时，顾颉刚特意写了一段前记，其中写道，“这数年来，人家还只记得我在第一篇文字中所说的禹为虫，我屡次声明，这是我早已放弃了的假设；至于所以放弃的理由，乃为材料的不足，我们不该用了战国以下的记载来决定商、周以前的史实”。顾颉刚又申明，他之所以要重写夏代史，是要“用了战国以下的记载来决定战国以下的某种传说的演变”。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讲，顾颉刚所写的夏代史，不是讲述“真实的”夏代史事，而是要还原出战国时代以降逐渐演变出的“夏代史”。为此他在《夏史三论》中就这样说，“自从禹、鲧同夏先后发生了关系，夏代史的首页已然粲然可稽了，但是光有了脑袋和尾巴而缺着中间一段，这一部夏史仍旧是写不成的；于是用于作伪的战国、秦、汉间的历史家就继起了他们的工作”，而《夏史三论》就是要考证出“从战国到西汉末年出来的重要的夏代史说”。

《夏史三论》涉及的多是夏初史事，顾颉刚的主要结论有：

1. 关于启和五观

既然“启会乘龙上天，自然是个神性的人物；他的传说特别与音乐有关，或许原来是个乐神”。

“五子”和“五观”应是启的五子，也即太康兄弟五人；太康、仲康不见于先秦文献，而少康见于《楚辞·离骚》，将太康、仲康与启联系起来是西汉初年才出现的。

2. 关于羿

顾颉刚将先秦到西汉中期所传述的羿的故事分作三组，其中“第一组是神话家所传说的，第二组是诗歌家所传说的，第三组是儒、墨等学派所传说的”。

被顾颉刚归入神话家的文献主要有《山海经》和《淮南子》，他并据《淮南子·氾论训》的有关记载考证羿是“宗布神”；顾颉刚归入诗歌家的文献主要是《天问》和《离骚》，属于儒、墨家的文献则有《论语》、《左传》、《孟子》、《庄子》等多种。

在比较分析上述文献之后，顾颉刚指出：在西汉中期以前，羿的时代还没有确定，有的书说他是尧时人，有的书说他是夏时人，还有的书说他是周幽、厉时人；同时羿的品格也没有固定，有的书说他是有功的好人，有的书说他是开罪的坏人，又有的书把他当作世职的名称看；有关羿的各种传说，最通行的是关于他的善射，到了西汉初年以后，才有羿为夏帝的说法；西汉末年以后，楚辞一派的传说占得胜利，羿才被固定为夏时淫游佚畋的君主了；到了东汉初年，羿才被看作一个篡位之君。

3. 关于少康中兴

顾颉刚主要分析了《左传》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中的有关记载，并与《国语·晋语七》、《史记·吴太伯世家》以及《伍子胥列传》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出了的结论是，“我们敢假定今本《左传》里关于少康中兴故事的记载是光武以后的人影射光武的中兴故事而杜造的”。

随后发表的《鲧禹的传说》则着重分析两个问题：其一是鲧、禹与夏代如何发生关系；其二，鲧和禹又是如何由神演变为人的。

文章首先指出西周和春秋时人只知道有个国祚很长的夏代，对于夏代的君主只知道一个夏桀，“至于桀之前的君主是谁，实际的事迹又是怎样，周代人似乎全不知道”。《国语·郑语》所说的“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是最早把夏和禹联系在一起的记载，在此之前“禹是禹，夏是夏，两者间毫无交涉”。由于《国语》是战国时代才成书的文献，所以禹与夏发生关系是在战国。

顾颉刚进而指出，虽然在《国语》和《左传》中鲧与夏已然发生关系，但“夏鲧”一名则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君守篇》的“夏鲧作城”，由此鲧与夏的关系得以明确。他并认为，只有“鲧、禹与夏代发生了关系，夏代史的首页方才写得成”。

文章最后得出了五点主要结论，分别是：

1. 鲧、禹颇有从天神变成伟人的可能；

2. 禹是神职是主领山川的社神；

3. 鲧、禹治水传说的本相是填塞洪水，布放土地，造成山川；到战国时演变为筑堤、疏导和随山刊木等；

4. 鲧、禹传说来源地是西方九州之戎的区域；

5. 鲧、禹本来是独立的人物，因墨家的尚贤说和禅让说的媒介，才与尧、舜等人物发生了关系。

正如顾颉刚自己所言，上述结论，“除第四条外，仍与《古史辨》第一册颉刚所著各文的结论大致相合”。他并强调，之所以坚持旧有观点，“这并不是故意护前，始终是在现存的材料之下，用考证的方法去整理，不能不得到这样的结果”。

虽然上述结论几乎是顾颉刚关于夏代史的最后定论，但他从未停止过研究的脚步，一旦有新材料或新线索，即作进一步的申论。如20世纪50年代受陇海铁路关中段屡屡塌方一事的启发，顾颉刚又专门写作了《息壤考》一文，根据鲧、禹用息壤治水故事的演变来考察鲧和禹是如何发生关系的。文章认为，鲧、禹用息壤治水这一神话的原型见于《山海经》、《楚辞》、《启筮》和《淮南子》等书，其间的关键差异是——鲧从上帝那里窃取息壤治水，所以被惩罚（如《天问》中所谓的“顺欲成功，帝何刑焉”），而禹则是“顺的上帝的御旨，为了父子的性情有刚柔的差别，所以会有鲧殛而禹兴的结果”。

顾颉刚还发现，到了战国末年，故事发生了改变。以《吕氏春秋·行论》为例，鲧被殛的原因是由于他与舜争做三公而不是因为治水失败，下令殛鲧的也由上帝变成了帝尧；而最重要的变化则是强调了鲧和禹在治水方法上的不同，“鲧的治水继承共工的方法，只是筑了堤岸来壅防，禹的治水方法则是随了地形而疏导，使水都能归海，和先前神话里说的他们父子都用息壤来填塞洪水渊薮，面目截然不同。先前的上帝，到此也变为帝尧了。所不变的，只賸得‘殛之于羽山’这一点”。顾颉刚分析鲧禹治水的故事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演变，原因有二：一是“战国之世强国对立，统治者各筑堤防，使大水来时冲到别国，……为了这等害人，战国时人已相引为戒，《孟子》记载齐桓公和诸侯们的盟书是‘毋曲防’（告子下），《春秋公羊传》作‘无障谷’（僖三年），《谷梁传》作‘毋壅泉’（僖九年）”；二是战国时列国贪图河道里“填淤肥美”的小利，“先去垦田，再来筑宅，更造堤防，河槽越来越窄，大水一到就完全漂没了。这是热爱劳动群众的人们所不忍见的，所以他们要把这个责任更向上推，直推到共工和鲧的身上，说是他们想出的坏主意，于是他俩就成了被诅咒的对象。他们坏了，谁是好的？当然是禹”。

抛开《夏史三论》和《鲧禹的传说》的具体观点不论，它们都对有关史料进行了系统而有效的收集与整理，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可惜顾颉刚和童书业未能完成计划中的《夏史考》。顾、童之后，特别是在考古学成为夏史重建的主要手段之后，还没有学者从文献史学的角度出发，撰写一部类似的、完整的《夏史考》。但毋庸置疑，沿着顾颉刚的脚步，对文献中的夏代史作通盘梳理仍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