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游戏化的情境中谈玄悟理
玄学这个名字，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以为它是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莫测高深神秘难辨的抽象玄虚之学。这可能与“玄”这个字有关，《说文·玄部》讲：“玄，幽远也”，也就是深远、深奥之义。魏晋玄学之称为“玄”，也跟当时研究的是《老子》《庄子》《周易》这三本号称“三玄”的书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神秘莫测的玄虚之学。实际上玄学在这里虽指一种深厚、幽奥、透彻、高远之学，但其间少有神秘玄虚之意。恰恰相反，它是一门直窥人生本体意义的极有情致的“学问”。《玉篇·玄部》讲：“玄，妙也。”所谓妙，一指精微、深微，一指高妙、美妙，所以玄学是一门很妙的学问，它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精妙、深妙、高妙、美妙，即让人在一种妙不可言的审美化体验中领悟到精深的玄思理趣。
清谈，便是这种在审美化体验中领悟玄学精妙的主要方式之一。清谈作为一种社会风气，源自汉末议论朝政、品评人物的“清议”风尚。但因清议之士为此招致党锢之祸，后又因魏晋之际的政治局势愈加黑暗恐怖，这种人物清议之风便逐渐转为脱离实务的玄理清谈。原先那种名士文人相聚辩谈的形式似乎未变，但在具体对象、内容、方式、意义上，清谈已非同清议。
首先，它不再是“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后汉书·党锢列传》）的才德品评，而是一种“论天人之际”、究有无之理的形上思辨，是一种探本求真的理性活动，“共谈析理”是其基本的目标和特征。《世说新语·文学》记述说：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
这种名士相聚共谈析理以至于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的清言方式，与秦汉时期务求功利、偏于世俗的文化明显不同，它非常典型地表现出了一种探究真理、彰扬智慧的时代新风尚。
那么这种共谈析理、唯真是求的活动是怎样进行的呢？基本是一种主客答问的方式，主方提出观点，客方进行辩难，称为“难”。双方一个会合下来，称为“一番”或“一交”，胜者为胜，败者为“屈”。请看下面的记载：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世说新语·文学》）
王弼恐怕这是首次出山，就遭遇了如此主客辩难的玄谈方式。毫无疑问，这种玄谈方式是极富挑战性的。它和今天常见的知识竞赛、演讲比赛之类还不一样，它并不是在事先已定好论题、拟好纲要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具体论辩对手、题目、场合等大都是随机的、即兴式的。它对人的内在智慧、思维水平、精神深度以及辩说能力自然是一严峻考验，当然对那些富有真才实学的人来说也是一次显露头角的最好机会。王弼之所以成为一代玄学大师和偶像，不能说与他在这种场合中的出类拔萃毫无关系。所以，正是这种玄谈方式，极大地激活了人的思辨潜能，锻炼了人的思维能力，唤起了一代士人追究真理、崇尚智慧的热情和风气。
然而，我们对这种清谈方式最感兴趣的地方还不是思维问题，而是审美问题。就是说它其实并不是在那儿抽象枯燥地谈玄论理，而是一切都运行在一种游戏性的氛围和形式中，它把这种探本求真的理性思辨活动，已提升为一种心调意畅的审美活动了。这也就是嵇康的诗句“乘云驾六龙，飘飖戏玄圃”（《游仙诗》）中“戏”字的意味所在。《世说新语·言语》也记载道：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把玄言清谈看做“戏”，看做自由的、愉快的游戏甚或嬉戏，这堪称魏晋之际审美文化的一种极典型的风格和情态。它将名理、《史》《汉》之类纯然学理性问题的探讨，变成了富于诗意性鉴赏体验的审美活动。重要的是，不仅清谈形式本身，而且清谈的内容即玄学义理，在这里也变得诗意化、趣味化，可以直接感动人的内心，让人欢喜不已了。《世说新语·文学》中说：
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玄学清谈以主客辩难为主要形式，这就构成了一种思维对峙和观念碰撞的现场情景；所谓“正始之音”的主要意思也就是这种“辞喻不相负”或“有争而不相喻”的清谈场景。有学者把它称作“理赌”，其实就是一种思维的、智慧的竞赛。人们对于“理”的追逐已不仅仅是一种执著，而是近乎达到一种痴迷的状态了。所以，傅嘏和荀粲会各执其“理”而互不相让，然而当裴頠巧妙地将二者所执之理沟通起来后，二人也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了，因为“理”对他们来说，已差不多就是“神”之所往，“美”之所在。既然双方的“理”已通畅无碍，那么他们顿生一种审美性质的和谐感、愉悦感也就很自然了。
清谈之风发展到永嘉前后又有些许变化，那就是人们在依然讲究玄学之理的同时，其关注的重心已开始向审美的一面倾斜和转化。所谓“正始之音”的清谈是以“理”为唯一准则，而到此时的清谈，人们对论辩各方的形象姿态、表述技巧和语辞文采则更加注重和欣赏，也就是他们不再单纯追求以“理”服人，而是更加强调以“美”悦人了。《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说，一次，支遁（字道林）、谢安等人来到王濛家，要求“当共言咏，以写其怀”。于是便以《庄子·渔父》为题，“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等大家都谈过之后，谢安则向支道林粗略发“难”，他“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显然，这里的清谈，不再单纯拘于“理”之高下，而是辩难过程中的“叙致”“才藻”“意气”“才峰”、神采、风度等等审美层面的人格形象特征，成为人们品鉴和激赏的重心所在。该篇还有一些记载也特别典型，如：
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能为话语的佳致丽辞感动得流汗交面，也能为辩难的精妙才藻满足得鼓掌舞蹈，以至于只顾沉浸在清谈形式的审美化欣赏里，反倒“不辩其理之所在”了。这大约就是魏晋之际玄言清谈的审美化风尚所达到的一种极致境界。
当然对这种脱离实务的清谈之风，当时就有批评意见。王羲之就曾对谢安说过：“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而谢安这位著名的政治家却出人意料地回答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世说新语·言语》）这个机智的回答一方面确实有道理，因为把国家的兴亡归于清言与否显然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那种游戏意味和审美色彩极浓的清谈风气确已成为时代主流，不易扭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