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生文化（公元前300—公元300）

弥生文化起源于靠近东京的弥生遗址，以轮制陶器为特色，弥生陶与绳纹陶完全不同，有些学者相信弥生人（中国学者称之为“和”人）首先登陆日本，是现代日本人的祖先，他们来自大陆，定居在朝鲜半岛南端及九州岛北部，青铜器及铁器文化精进，轮制陶器和水稻栽培技术也很进步，海上贸易相当发达，远达朝鲜半岛的乐浪。该地属于当时中国汉朝统治区域。他们将绳纹人赶向北方及南方，所以，整个弥生期，除日本北部依然保留绳纹陶纹饰之外，其他地区（从九州岛北部开始，渐渐蔓延整个本州岛）轮制的弥生陶则取代了早期的绳纹陶。

根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记载，日本被称为“邪马台国”，发音近似于“大和”（yamato），这个国家的女王叫卑弥呼，与曹魏往来甚密，能使鬼道，有点像女巫。她的一生都献给了王位，终身未嫁。那个时候（汉桓、灵年间），倭国大乱，男主不能服众，卑弥呼就以鬼道平定内乱，登上了王位。当时她还十分年轻，只有十七岁。之后她就不参与政事，请弟弟来辅佐治国，自己住在后宫，天天祝祷国泰民安。在此期间，仅由一个男子出入供奉饮食，左右则有侍婢千人。

弥生时代，日本列岛大小诸侯国有三十多个，卑弥呼女王为了巩固邪马台政权，花费了巨大的代价结交曹魏。曹魏封女王为“亲魏倭王”，授其金印。卑弥呼女王在位七十多年，于九十多岁高龄去世。死后营造大墓，四周长百余步，殉葬奴婢百人。奈良县樱井市的箸墓，约建于公元250年，长278米，据说就是卑弥呼之墓。这座大墓形状像一把钥匙，周边可能殉葬了无数的宫女和动物，这也都是来自中国的习俗。这就是来自大陆的文化，不仅体现在农业上，也体现在政治的统一和专权上。

弥生陶包括缀饰梳形纹的碗、宽腹的广颈罐（图1-4）、有盖的罐和高大型的瓮。到了弥生中期，开始出现高脚杯、细颈瓶、高足宽碟、宽口大水壶和带把手的杯子，这些容器的出现代表轮制技术的高度成就，亦显示此期的餐具已渐渐取代以前纯粹仪式用的锅子（出土器物上残留的谷物证明，这一时期以农业生活为主）。

图1-4 中期弥生式水罐，奈良县台原市遗址出土

弥生期的轮制陶表面平滑，带红色，刻纹装饰呈水平散布，梳纹蜿蜒，曲纹满布器身，和表面凸起及以垂直饰纹为主体的绳纹陶迥然不同。

日本冶金术是承袭外来的技术，不是在本土发展起来的，所以青铜器和铁器同时出现于3世纪左右。但弥生人很快地吸收这些外来的技术以为己用，例如来自大陆的战争用青铜剑器，到了弥生工匠手中，变为又宽又长、非作战使用的葬礼剑。外来物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青铜铎，有奇特的椭圆造型和周围的凸棱，起初的铜铎尺寸较小，渐渐地越来越大，而且器身纹饰分成十二个区域，象征一年十二个月份。器身缀饰蜿蜒的流水纹（凸起的线条以C形或S形漩涡纹状作平行分布，这些纹饰也见于陶器和坟墓中，后来变成日本美术表现语汇之一）。以后不少的铜铎制作更加华丽，双C形漩涡纹延伸至凸棱，极度繁复且成为纯装饰性的，可能用于仪式祭典中象征邦国。铜铎通常都发现于偏远地带，远离人群聚集地，并且被谨慎地埋葬，铜铎不再见于下个古坟文化，可以说是弥生文化的独特风格代表。

当弥生文化和朝鲜的接触日趋频繁地出现在正式记载中时，部分证物也显示日本和中国有直接的交往，大量出土的汉铜镜可以为证，其数量远超过朝鲜，甚至超过当时所有来自朝鲜的器物，这一点证明弥生文化和中国已有直接往来，并且弥生人对外来器物是经过选择、过滤的。

铜镜、铜铎（图1-5）、仪式用剑、坚果形玉器和玛瑙（勾玉）都是弥生时期的主要仪式用品，它们是祭慰神祇之物，也显示弥生人对土地和气候依赖之深。造型充满活力、注重表面肌理立体雕塑感的绳纹猎人手艺渐渐被表现沉稳、高贵的弥生人的工艺性取代，后者更重视陶工的技艺，对容器容量的考虑胜于外表造型，表面纹饰则趋向简朴、素雅、纯粹，透露一种沉默的尊严。

图1-5 铜铎，祭祀用，晚期弥生式（其形状类似古坟时代的坟冢外形），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町出土，高58.3厘米

无论和前面的绳纹文化还是后来的古坟文化相比，整体而言，弥生文化是比较文明、和平、精致的，这一时期先进的技术带来高水平生活和更加理性、祥和的宗教意识，也是在此时，第一次出现人们偏好纯朴的艺术形式，造型和纹饰方面皆然。事实上，纯朴也是神道的中心理念，神道的信仰和仪式据说就是在此时奠定了基础。古代日本人相信神或超意识无所不在，例如在古树巨石、架高的简朴木制寺庙之中，这种对于朴素材质和原始的自然质感的爱好是往后日本艺术的特色，首次出现在弥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