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塑造中国思想文化的环境因素

如果说古埃及与古巴比伦是由大河所灌注、神明所赐福的绿洲文明，希腊是诸神于嬉戏之中创造的、进退有据的山地-海洋文明，古希伯来是四面无依、期待着救世主降临的旷野文明，印度是颠荡于季风之轮回、耽迷于幻想的热带亚热带次大陆文明，则华夏古国可称为洪荒大泽所孕育的、像植物一样从泥土中成长起来的孤独的内陆文明。欧亚大陆喜马拉雅山以及阿尔泰山脉以东、太平洋西岸这一片广袤大陆，以其沧海桑田的苦难和伟力，熔铸了中华文明的个性与气质。

影响人类历史的环境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气候、地理空间和地理因素，如山川、植被和土壤等。下面，我们先看一下气候因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发挥的作用。

一 气候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作用

探讨民族文化的源头，一般要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因为这一时期人类发明了农耕，开始定居，并具备了初步成型的宗教观念和审美意识。从考古记录上看，从山顶洞文化（18000年前）等旧石器晚期文化到中国北方早期新石器文化，至少有5000年的时间基本是空白。这正是作物栽培、家畜驯养和聚落形成的关键时期。尽管还没有直接的证据，学者们都相信初始农耕文化区的中心位于今天的东海之下，因为当时那儿是一片广阔的大平原……我们要追述这一段沧海桑田的故事，还得从地质学上的第四纪开始。

第四纪是地球历史上最晚的一纪，界限为从160万年前至现代。被划分成更新世（距今160万年至1万年）和全新世两部分。这正是人类诞生、成长的时期，因而又被称为“人类纪”。第四纪的气候特征是周期性的大冰期，由此形成的冷热交替和海水升降强烈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第四纪的最末一次冰期被称为“大理冰期”，距今10万年至1万年，其中距今3万年至1.2万年为它的扩张期，全球气温达到最低点，海平面下降150米左右，黄海、渤海完全消失，东海干涸2/3，形成一个长1000多千米、宽500～800千米的辽阔平原，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联结在一起，成为欧亚草原带东端的大广场。^[1]其中黄渤海平原是一片干冷的大草原，野兽众多；东海平原则是温凉的混交林地貌，会集了来自旧大陆的四面八方的迁徙者，是当时欧亚大陆东部最有活力的地区。今日中华民族的祖先、东南亚各民族以及美洲印第安人的先人，大都居住在这里。以三海平原为中心，分别沿太平洋北部和南部海岸，形成了两个半圆形交流带，构成了张光直所谓的“环太平洋作用圈”。

距今11000年左右，地球进入温暖期，亚热带北界到达山东半岛一带，最北曾抵达北京、天津附近。随着冰盖的融化，发生第一次世界性大洪水，^[2]海平面上升50～80米，三海平原沉入水底，现在的华北、华东平原也沦为泽国，海岸线一度到达太行山东麓，山东丘陵成为海中孤岛。三海平原的原居民向西部高地（太行山和豫西山区以西）及南方、东南方丘陵地带转移，成为仰韶文化的创造者；有些部族进入四川、云南、西藏，成为彝族、傣族、藏族等民族的祖先。^[3]美洲与欧亚大陆分离，成为世外桃源。总之，洪水的直接后果是，发祥于东海大平原的东亚文明一分为三：华夏文明、玛雅文明和日本、东南亚文明。

这次大迁徙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山东及苏北丘陵、辽东半岛、闽浙山地、太行山及豫西高地、汾渭流域因为人口集中成为文明的摇篮。在距今10000年至8000年时，形成了仰韶、大汶口、新乐、河姆渡和大坌坑等几个文化典型。其中，以汾渭流域和河西走廊为中心区的早期仰韶文化的居民，由于具备优越的农耕条件，发展得比较迅速，建立了初步的天文历法系统，逐渐产生了一统天下的需要（历法的需要）和志向（因为对日月星辰的观察需要各地配合）。历史进入了传说中的太皞时代。^[4]距今8000年左右，海岸线又出现大规模后退。^[5]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也是东部文化与西部文化的第一次大碰撞。^[6]太皞族系当是大洪水时西迁的伏羲部落的直系后裔，他们在与西方居民融合后，^[7]带着一种更富有创造力的文化出关东下，最后来到祖先的故居——以泰山为依托的山东、河南、安徽交界地区，以穷桑（今曲阜）为中心。太皞集团完善了伏羲时代早期发明的太阳历，建立了较完善的天文观测系统，发明了养蚕织丝技术，制作了原始八卦，发明了最初的文字符号，以泰山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再一次成为中华文明的温床，其影响波及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河姆渡和大汶口文化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原来居住在该地区的部分居民被迫沿海岸南下，成为古代濮、^[8]越等族的先人。

在距今6000年左右，气候转冷，海面下降5米左右，近海岸裸露为陆地，黄河冲积平原形成，再次形成移民潮。以西部各部落的东进为动力，各个文明圈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相互作用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深层基础。历史进入了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炎黄两部族同样起于西北。黄帝系沿黄河西岸经太行山麓进入今天的河北地区，炎帝系则沿黄河南岸入河南，在太行山南麓、王屋山以及汝水、共水一带定居下来。^[9]炎黄两系的东进与东方少皞系的蚩尤发生了冲突，双方展开生存空间的争夺，终于爆发了涿鹿之战，结果蚩尤部战败，被迫南迁，成为苗、黎等族的祖先。炎黄的东进为古老的东方文化带来了新的基因和活力，促成了一次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大爆发，中华文明的个性特征渐成雏形。可见，在上古时代，气候的变迁是民族融合的最重要动力。

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后，气候仍然在人类历史的演变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总的说来，在气候相对温暖的时期，民族和集团之间的流动性较低，这时往往是技术发明和经济文化大发展的阶段，中央政权的势力一般比较强大，即便少数民族发展起较大的势力，总体秩序还是可控的；而在寒冷时期，往往出现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导致天下秩序重新洗牌。例如，商朝气候比较温暖，周围的少数民族（如甲骨文里记载的鬼方、人方、土方等）基本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周朝中期以后，气候变冷，少数民族大规模入侵，一度出现了“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若线”^[10]的危机局面；春秋时期至汉末，气温略有回升；魏晋南北朝到五代，又是一个寒冷期，于是出现了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唐朝天宝以后，出现过超常的寒冷气候，于是有安史之乱，赖于藩镇的屏障，唐朝才在平定安史之乱后维持了较长时期的统一，但唐末北方又出现了群龙无首的状况；北宋至元中叶又进入温暖期；元后期至清末又是一个寒冷期。

二 文化形成中的地理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直接决定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造就了它日后成长壮大的文化基因。在谈到环境对文化的影响时，黑格尔指出：“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圈子。”^[11]对中华先民来说，在黑格尔所谈到的“无穷的依赖”里最主要的依赖有三个：“对自然的依赖”，对家族的依赖，对“中心”即对权力与圣人的依赖。

首先，封闭型的地理空间导致了中华先民“对自然的依赖”，导致了整体性的世界观和对中心的崇拜。

中华先民生活在一片四面隔绝的孤独大陆里：东面、南面是大海，东北是严寒的林海雪原，北面是蒙古大草原，西部是新疆的戈壁流沙，西南则是隔天绝地的横断山脉。这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只有通过“丝绸之路”的狭窄缝隙与外部世界相交通，但这条交流之路是十分艰难的。

环境的这种封闭性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原生性：它像野草一样从泥土里成长起来，蔓延开来。也可以称为“泥土性”“草根性”，即上面所说的“对自然的依赖”。人类作为一个群体一直没有割断与自然联结在一起的脐带。这使它保留了太多的自然因素（包括人本身的自然性，如血缘关系）的影响，使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迟迟没能成为与自然相对立的真正主体性存在，而是深陷在它的根源里，深陷在同质同构的万物之中，没能拉开形成客观认识的距离。这样，认识自然的任务只能委托给群众中的少数圣人先知，从而进一步导致知识的神秘化，导致知识被垄断为一种绝对性的权力资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大一统宇宙图式和以相似类推为基本法则的思维体系，这就是为什么自然秩序成为人间秩序建构的最高依据，人伦成为天理在人间的体现。

自然秩序在精神上必然是专制主义的，因为要保持自然的统一性，最终必须将万事万物归因于一个唯一的本源，必须诉求于一个万能的绝对者。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这个唯一的本源、绝对者，就是“道”。而人伦与天理的同构性，又使人间的王能够轻而易举地将“道”据为己有，实现角色转换，把自己解说为、装扮成天道的肉身，并以它的名义宣布对臣民万物的占有权。

另外，这种圆形的封闭型环境必然有一个地理中心。它的存在不仅为专制王权的建立提供了直观的合法性依据，而且通过对中心的崇拜在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强化着对中央权威的服从，从而滋润着专制王权的神圣性。

中心的即根源的，此乃中华民族最执着的信念之一。这是因为，封闭型的生存环境，使不同集团之间对生存空间的竞争最终表现为对中心地带的争夺。逐鹿的结果是，胜利者占据天地之中，以天与上帝的名义对四方发布号令；失败者被逐向边裔，并被迫向胜利者称臣纳贡。这样就形成一种向心机制：四周的能量向中央集中，强化着中央权威的合法性；中央则通过文化输出，照耀着远方的荒野之地。于是中央成为道统所在，成为文化的根源。处于天地中央、集天道人道于一身的天子，既是天下人的政治共主，也是天下人的道德教父。

其次，是山川、土壤等地理环境因素的限定性作用。应当关注的要素有四渎五岳、黄土。

山水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人类早期的聚落都是依山傍水的。山水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活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它们作为秩序的枢纽、意义的来源，在人类文化的建构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12]山本来是地方势力的根据地和堡垒，河原来是地方实力的组织形式和边界。可以说，文明依托山岳而兴盛，秩序沿水系流向而扩展。历史地考察，我们也会发现，专制王权就是从对大地空间的网格化开始建构其统治权威的。而各地的山川河流就是建立这种网格化秩序的枢纽。《尚书·禹贡》开篇即强调“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正是大禹奠定了帝王们世代相传的基业。大禹“敷布水土”成为宣示王权合法性的根源性政治神话，并不偶然。“平水土”同开天辟地一样具有在混沌世界中重新确立秩序的意义。“茫茫禹迹，划为九州”，意味着把权力的意志加到自然的有机秩序之上，是王者对大地统治权的直接标志。《周礼·天官冢宰》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的记载。所谓“体国经野”，既是胜利者的权力，也是权力得以维持的保障：给空间加上网格，树立中心坐标，确立事物流动的方向和界限，^[13]确保一切井然有序。这是因为等级性的权力只能生活在网格化的空间里，平滑空间如草原和弥漫性空间如山林则是颠覆性力量如游牧族群、绿林好汉等的居住之处。专制权力对天下的统治，最基本的就是对空间的规制：通过长城、堡垒、道路、沟渠、联保联防等网格化措施，建立起趋向中心的等级秩序体系，并将这种秩序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连，使之有机化甚至自然化，使“制度”成为空间本身具有的形式。权力因而无处不在地灌注于空间之中，灌注于臣民的生活和精神深处。

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名山大川主要是五岳四渎。五岳指华山、恒山、衡山、嵩山、泰山。这是一个习惯说法，其实还应当包括昆仑山、太行山等。其中，华山、昆仑山、泰山尤为重要。华山孕育了华胥氏和伏羲、女娲氏族的文明；昆仑山可能是炎、黄二帝最初的发祥地；而泰山自远古就是东方各族共同崇奉的神山，是太皞、少皞族系的根本所在。

四渎指长江、黄河、济河、淮河四大水系。其中黄河最重要，因为它孕育了中华文明中最重要的根脉——伏羲、女娲族系和炎黄族系，成为大一统秩序的吸引力中心，并且它本身就是历史非常活跃的参与者。它塑造了中华民族生存活剧的主要舞台，它无所顾忌的纵横挥洒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济河和淮河的重要性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漫长的岁月里，这里是东亚文明最有活力的中心。

以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为主，辅以辽河、海河、古济水、淮河、珠江等中小水系，构成了它滋润文明成长的经脉网络——水系的树状特征本身即是秩序建构的直观模板。它在强化根源意识的同时，把服从的观念播植在现实的社会结构里。

黄土也是塑造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所谓对“家族的依赖”，实际上还是对扎根于黄土中的自然秩序的依赖。黄土是平凡的，但对中华民族来说，却是神圣的天赐之物——西北风把它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吹来，黄河又经过了数百万年的不懈劳作，把它铺展在大地上。中华民族文明的所有根芽，都是从黄土里生发出来的。黄土质地疏松而均匀，易于使用简单的工具垦耕，加上可耕面积的巨大和性能的均质性，使得经过权威规划的集体协作成为经济上合算的组织形式。另外，由于河流泥沙含量普遍偏高，容易淤积河床而导致水旱灾害频频发生，因而灌溉和治水成为关系民众命脉的政治工程。以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中华先民不得不靠家族集体的力量维系生存：只有通过宗族协作，才能抵御自然力的压迫，维持群体的生存和延续；而只要群体成员团结一致，就有可能战胜困厄，实现宗族的繁荣和富强。因而，宗族组织作为一种重要制度资源被长期保留下来，成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

生产方式，主要体现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14]的支配性，其特征是把农业视为财富的源泉和民生的根本；生活方式则体现为以宗族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其特征是血缘和准血缘关系成为社会整合的主要纽带。这两者是相互依托相互强化的：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生产方式必然把宗法组织作为最有效的制度资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组织必然以自然经济为土壤。这种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人际关系（经济的、文化的）以权威为中心的有机扩展，使得宗族组织和行政体系相互渗透（闾里互保和亲族株连之类），成为专制统治秩序的有机构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