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市场的建立，劳动越来越呈现出“不稳定”（precarious）的特征（Barbier，2004；Fudge and Owens，2006；Vosko，2000；Standing，2011），而这种特征在2008年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后变得愈发明显（Allison，2013；Fashoyin et al.，2013；Fudge and Strauss，2013；Kalleberg，2011，2012；Olsthoorn，2014；Vosko，2010）。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二战后的30年间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人不仅获得了良好的就业机会和工作保障，还受益于大量的社会福利。在此期间，美国国会出台了大量的法律用来规范工人最低的工资保障、养老金和失业保险，赋予工人集体协商的权利，并极大地限制了雇主对雇佣关系的控制权，使工人与企业之间有效的社会契约关系得以确立，以此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Kalleberg，2009）。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却完全倒向另外一面：工人因愈发灵活的工作而变得越来越缺乏稳定性和制度性的保障，他们劳动合同的时效性不断缩短，长期失业人数总量持续增长。劳动者个体常常陷入对失业的担心和焦虑之中，他们只能成为企业的合同工、临时工或外包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却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安全感（Kalleberg，2009）。

贝弗利·西尔弗（Beverley Silver，2003）用“合法性危机”和“利润危机”这组体现资本主义内部张力的概念对此现象进行了阐释。在西尔弗看来，当资本主义将工人剥削到极致，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crisis of legitimacy），即工人罢工，要求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而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各种福利制度；而当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人提供各种工作保障和福利制度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又会遭遇“利润危机”（crisis of profit），即资本的积累变得有限，从而使资本通过各种“修复性”（fix）的手段来重新获得积累，例如将生产方式变得更为灵活、在全球范围内“猎身”更为廉价的劳动力等。因此，资本主义总是在“合法性危机”和“利润危机”中循环演进（Silver，2003）。这种循环亦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笔下钟摆式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钟摆”一会儿摆向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建立灵活的市场，一会儿则摆向构建有利于保护大众的社会福利制度（波兰尼，2007）。如果说美国20世纪30年代旨在为工人提供稳定的工作保障，有利于工人与企业之间建立稳固社会契约的制度建设是西尔弗所描述的“合法性危机”的产物抑或是波兰尼笔下的社会保护运动；那么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则是西尔弗所指涉的“利润危机”的产物，即波兰尼笔下的市场运动。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加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同时也重组了被称为“全球北方”的第一世界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这种以全球资本扩张为背景的劳资关系的重组具体表现为：原先为工人提供稳定工作保障的法律被修改、政府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社会福利的“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以及工会（作为保护工人权益的传统的制度资源）的持续衰弱。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实施的公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劳工的力量，放松了政府对资本的管制，这导致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工人曾经享受的集体性的“社会福利制度”完全被个体主义式的“工作福利制度”所取代（Kalleberg，2009）。在欧洲，1979年3月，欧共体当时的12个成员国决定正式开始实施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EMS）建设规划。1991年12月，这些成员国又签署了《政治联盟条约》和《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规定最迟于1999年1月1日前建立欧洲货币联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EMU）。这两项条约的出发点就是要通过在联盟内成立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欧元）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促进成员国经济和贸易的共同发展。伴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欧洲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融资活动的全球化、政府的去管制化，以及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化应运而生（Streeck，2011）。虽然在欧洲货币联盟成立之后，欧盟各国经历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也遭受重创。在应对经济重创后的恢复过程中，欧盟各国政府仍然继续实施劳动力市场自由化、鼓励临时用工的政策（Prosser，2016）。即使在此政策下，欧盟中一些国家的经济仍处于停滞或萧条的状态，且大量劳动力饱受失业的威胁和煎熬。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下的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的形成，这引发了工资、雇佣关系、工作制度和劳动者技能的弹性化（Standing，2011），具体表现为：其一，数量上的弹性，即各种灵活的用工形式（临时工、兼职工、散工、独立和非独立合同工、实习生和休假工）开始替代长期固定的劳动力雇佣模式；其二，功能上的弹性，即工作任务的快速调整和频繁变动，内部劳动分工变得更为灵活，离境外包（outsourcing）成为一种普遍且有效的组织生产的方式；其三，工资系统的弹性，即货币工资占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非工资性质福利的比重则持续下降。对于劳动力而言，原本具有规律性的、可预测的工资，被弹性的、不可预测的收入逐渐替代（Standing，2012）。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弹性机制带来了雇佣关系和劳动者身份认同的骤变。这些弹性的工作方式同样存在于“知识劳动”（knowledge work）、“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work）、“创意劳动”（creative work）等各种新型的非工业化劳动之中。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资本的全球化扩张需要依托信息化的平台，而在信息产业、创意创业及各种服务业中，弹性雇佣制度（flexible employment）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实践——这些行业中的工作要求（如灵活变化的工作任务和弹性机制）不仅改变着劳动者的劳动形式，也改变着他们在工作场所之外的生活方式。

此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也通过资本的空间转移，将生产“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亚洲、非洲、南美洲的许多国家纷纷被纳入全球产业链的生产过程，为全球资本提供大量廉价而灵活的劳动力。一方面，大量年轻的劳动力背井离乡，脱离家庭和社区的庇护，在缺乏安全保护的劳动环境中工作，同时缺乏国家提供的福利。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也出现在这些国家的传统工业领域和新兴产业部门，使得传统和新兴产业中的用工方式和内部劳动分工都变得愈加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