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不稳定性”的政治意涵

凯特·曼索（Kate Manzo）在谈论不稳定性与发展理论之间的关系时说道：“即便是最激进的话语也会不小心跌入它自己所反对的逻辑、形式和不言自知的假设之中。这是因为在打倒对手的同时，它没有办法跳出所借用工具的束缚——它本身的历史和语言。”（Manzo，1991：8）斯坦丁对“不稳定的无产者”概念的建构基于他长期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的工作经历，在此期间，他找到了一个“不稳定的无产者”的对照物，并将其目标化——所谓的“有尊严的工作”运动（Decent Work Campaign）。国际劳工组织现在总是很乐意使用“不稳定的无产者”和“缺乏安全感的工作”等说法，因为他们知道“有尊严的工作”这样的社会运动十分乌托邦，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有尊严的工作”运动主要是指在保持原有政治立场的前提下，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搁置的“社会纳入”问题。全球化如何能更加人性化？如何说服资本，使资本家意识到劳动者在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劳工组织将“有尊严的工作”定义为自由、平等、有保障、有自尊的雇佣关系。“有尊严的工作”运动旨在让全球的政府、雇佣者、劳动者以及公民社会达成一个在短期内的一致。它意在加速营造一个公平的全球化，以减少贫穷、促进公正、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不管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有尊严的工作”运动从未付诸实践，它的口碑也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彻底崩塌了（ILO，2012）。

国际劳工组织在正规与非正规、纳入与排他的二元框架下使用“不稳定的工作”（precarious work）这个概念，这个二元框架之前被用来描述工作的特性。虽然国际劳工组织承认“不稳定的工作”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较为模糊，包含多层含义，但它强调非正规雇佣劳动的“低收入、不安全、不受保护、贫穷的”的意涵是显而易见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成为“不稳定的工作”的基本特征。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劳动联盟认为：“在非洲，不稳定的工作是常态，但是这种临时性的雇佣关系正在日益侵蚀和蔓延到工业国家的中心地带。”（ILO，2011：30）

“不稳定的工作”的概念在全球南方或者后殖民主义的视角看来并不是全然中立的。在全球的殖民地区，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不断反抗殖民者强加于他们身上的“雇佣劳动”关系，因为他们被迫从传统的游牧生产者沦为“工资的奴隶”。甚至在西方的8小时工作制抗争中，他们也曾提出反对作“工资奴隶”的口号。在南非，这种抗争更加活跃。弗兰科·巴尔基耶西（Franco Barchiesi）这样说道：“我们根本无须等到经济危机的时候才看到工作的不稳定性，它是资本占有劳动力的社会合作的一种方式。”（Barchiesi，2012：243）实际上，现代化的一整套话语都围绕着资本主义文明而展开，笃信雇佣劳动关系可以驯服那些具有反抗性的大众。在殖民主义时期，工作和尊严就是不可分割的双胞胎，所以国际劳工组织“有尊严的工作”运动从“全球南方”的视角来看，并不那么具有开创性和解放性。

“不稳定的无产者”与我们之前对“底层阶级”（underclass）或“边缘性”等概念的解析极为类似。斯坦丁将“不稳定的无产者”表述为“新的危险阶级”，同时它也是对“非标准化工作”在表达上的修辞。而在19世纪中期的巴黎，“新的危险阶级”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描述为工人阶级与犯罪人群的媾和。于是便有了H.A.弗雷吉耶尔（Honoré Antoine Frégier）在1840年的论断：贫穷和邪恶的阶级是大部分坏事的始作俑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指出他们是一个危险阶级的原因。

上述论断其实是斯坦丁“新的危险阶级”概念的一个历史系谱溯源，并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在马克思的著述中也有一个相似的概念，即“流浪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流浪的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但却并不能反映无产阶级整体的阶级结构，也不能仅仅由生产关系决定。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流浪的无产阶级”包含各类人群，如流浪汉、骗子、江湖医生、乞丐、小偷、皮条客、老鸨、街头音乐家等。总而言之，就是无数的、分散的、各处游荡的群体（Marx，1970）。

虽然斯坦丁“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概念与马克思“流浪的无产阶级”的概念存在差异，但它们却有着系谱上的渊源，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流浪的无产阶级”的概念更倾向于认为这部分群体属于“没有历史的群体”——这个概念来自罗曼·罗斯道尔斯基（Roman Rosdolsky），他从恩格斯的著述中毫不批判地沿用了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阶级是由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决定的。因循这个逻辑，那些“流浪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在生产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并非历史的主角。如果历史是生产的历史，社会是生产关系的社会，那么“流浪的无产阶级”至多就是破坏这种整体性结构的无名人士。相似的问题也存在于斯坦丁“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概念之中，尤其是将这个概念放置在马克思主义或者任何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时候。

“危险的阶级”的话语与社会发展变革的想象格格不入。从历史和人类潜能的发展视角看，这是一种不符合发展论的社会病理学。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其著作《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中，已经回应了他所在时代关于“危险的阶级”的预言。他认为，贫穷的工人阶级是剥削体系的受害者，而不是谋杀者和勒索者。所以，21世纪的政策制定者将“不稳定的阶级”视为危险的阶级是极不负责任的。同时，所谓新的种族主义者导致“不稳定的阶级”形成的说法也极不准确。事实上，欧洲兴起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极端思想对传统的工人阶级（尤其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工人）而非“不稳定的阶级”更具有吸引力。

“危险的阶级”在南方“他者”（Southern‘Other’）种族主义建构中具有漫长的历史。生产过程和从事生产的城镇底层阶级之间的分离，成为“现代化”的核心特征。这些人群不再从事农耕活动，但也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工人，他们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得剥削他们的得利者产生了厌恶和恐惧。诚如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2007）所述，在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语境中，来自非洲南部的城市黑人被排除在“正当的”社会分类之外，同时他们的存在被认为威胁到了其他社会群体的安全。种族主义排他性的话语和对危险群体的建构同样也出现在拉丁美洲。在那里，居住在贫民窟里的黑人通常被体面的城市居民称为“黑鬼”（black heads）。

新的“不稳定的无产者”的话语最终被用在了它所批判的劳工框架中。斯坦丁指出，工会主义的政策不仅针对工会，更多情况下是社会民主国家、完全雇佣关系和一整套公司谈判机制的集合。这些都是传统的工会主义用来对抗“不稳定的无产者”及其所形成的组织的方法。但是，这套工会主义政策并未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真正实施过，虽然斯坦丁认为该时期是实行此政策的黄金时期。除此之外，“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概念也没有关注过亚洲、非洲、拉美国家的情况。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笔者看来，斯坦丁的框架只是一个“全球北方”的视角，对于我们认知更广阔世界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