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原始的时间意识发源于古人对天空的好奇和对日月星辰及其循环运动的观察，形成于时间的发现和时间概念的产生，而在观象授时过程中达到了高峰。

炎黄子孙的时间意识扎根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实用观念。中国传统以农为本，农耕是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统治者的首要政令必须围绕农时来颁行，“不违农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条铁律，天子也须“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并“亲载耒耜”（《吕氏春秋·孟春纪》）。历代君王知道，谁能把时间准确地告诉人民，谁就能使人民敬仰和服从，而这便是早期王权的基础。正因为天文历数直接关涉经济与政治，所以计时和纪时能得到国家的重视，人力和物力都放在如何得到和利用时间上。相比之下，追索时间本质的工作对农耕没有直接的实用价值，对王权也没有直接的实用价值，并且不能带来可靠的收入维持生计，所以不仅得不到国家的扶持，而且得不到研究者本人的认同。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千百年来对时间本身研究的停滞不前。我们的先辈早已发现时间，但他们却始终不去思考时间究竟是什么，尽管此项工作对于揭示时间的本质是至关重要的。

托夫勒（Toffler）是现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之一，他曾指出：“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一些部分。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至于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东方文化的特点与之恰好相反，“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使我们既善于，也习惯于从整体或宏观角度看问题，却不善于也不习惯于“拆零”。一个没有细部的整体往往是笼统的或混沌的，对时间的认识也是这样，古人忽略了对时间的细致分析和层次揭示，因而终究未能跨进时间的本质之门。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比利时科学家普里戈金（Prigogine）在其所著《从混沌到有序》中写道：“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这里或可尝试描述一下这个思想在时间问题方面给我们的启迪：a.时间与运动相关，它存在于日月星辰的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运动中。时间的量值因此可通过测度天象的位移得到；b.天体的循环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时间因此也是连续不断的，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流不息；c.时间具有不可逆性，就像河水不会倒流一样。

我们的前人因为滞留于观象授时而未能深入探究时间的奥秘。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在发现和利用时间方面比华夏民族还要早，但他们同样没有追问“时间是什么”，因此同样在寻找时间的路上裹足不前。

古希腊的先哲柏拉图提出：“凡是生成的东西必定由于某种原因方才产生，因为若无原因，没有任何东西能被创造出来。”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进而提出：“只有在认识了它的本因、本原直至元素时，我们才认为是了解了这一事物了。”追问本源与本质是划分原始意识和现代意识的界限，因而也是划分原始时间意识和现代时间意识的界限。古希腊的先哲扬起了探索的风帆，他们的启航处正是观象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