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有明一代，尤其是其晚期见证了历史著述的一些显著变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刊书文化的发展，这与财富的增加、读者的增多、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书籍市场的膨胀密切相关。所有这些情况亦影响到史书编纂。此处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互动：一边是对于历史书籍不断增加的需求，另一边的回应则表现为历史著述更加广泛的多样性。这种相互作用的效应之一是，出现了一种使历史著述更明了易懂、易于获取、便于阅读的趋势，正如纲鉴史书所表现的那样。此种互动反过来或许带来了新史观：首先是对上古时代的关注日益增长。正如许多明代史著所表明的那样，编写史书的时间越为晚近，史书中包括的上古史的年代则越为久远，呈现出一幅从古至今延绵不断的历史画面。这些发展亦影响到史书编纂本身。

如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所言，“明代历史编纂学中最为显著的进展是对史料所采取的批判性态度。”正如他在《明代的历史著述》一文中所表达的那样，理学中以朱子学派为代表的主流传统，主导了明前期的智识生活。这一学派对史书编纂的影响体现于，它教导读者接受朱熹编纂的《资治通鉴》中所体现的传统及其价值，并且它“不鼓励质疑历史记载的正当性和真实性”。陈桱和南轩的著述试图把此种方法应用于更加久远的过去，尽管在南轩的作品中并非毫无批判。南轩指责金履祥和陈桱，认为尧、舜之前时代的许多事件并未载入正典。傅吾康继续指出，在16世纪中期之前，史学家们通常并不在意清楚地区分不同种类的历史文献与历史著述，乃至来源不明的传言。他注意到，到了16世纪初，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著述中逐渐开始采用新方法，日益意识到原始文献与道听途说而来的故事间的基本差别。这些考量虽主要针对的是涉及明代自身的史书编纂，但也有一些因素应用于上古史的编纂中。

然而，傅吾康在讨论明代的历史编纂学时，并没有涉及纲鉴传统。事实上，这种对纲鉴作品的漠视，广泛存在于当代对明代史书编纂的大多数讨论中，要么对纲鉴作品视而不见，要么对其持有相当的偏见。纲鉴史书通常被标签化，视为大众通俗、肤浅粗略、刊印低劣、充满剽窃、仅为备考而用的简易手册，因此不值得深入探讨。然而，如若深入审视这些著述，我们便会发现，它们很可能远比我们目前所认识到的更具有意义。它们确实非常通俗，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传布广泛，但这一事实并不能仅由备考之用来解释。它们的成功意味着它们使得历史知识更易于获取：与刊书文化发展相伴的多次重刊是人们对过去历史的兴趣日益增长的表征。正如上文所述，我们可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现许多记载，一些学者出于个人兴趣而阅读纲鉴史书，而并不仅是为了备考。毋庸讳言，许多纲鉴作品因商业原因而托名于知名学者，亦或相互抄袭。但当把不同作品进行比对时，我们便会发现，通过增加更多的注释、新的版面设计且提供新的信息，版本通常作了修订。商业竞争或许会鼓励出版商出版更加精良的作品。此外，这些作品试图列出更加翔实的大事年表，这或许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即年表的重要性日益受到认可，远古的年表亦复如是。另外，纲鉴史书的书名通常带有某位作者的名字。这一现象或许折射出另一种演化：史书撰写不再仅是官方事务——这最终需要获得朝廷的准许，而是日渐成为私人可从事的事业，他们在史书修撰中发挥了积极主动且有创造性的作用。这就导致了纲鉴作品中最具新意的特性——多种多样的注释被收录其中。显然，对史书正文所作的个人直接评述并不属于此种革新之列。胡宏的《皇王大纪》便是其中诸多早期例证之一。纲鉴史书在承袭了早前惯例的同时，亦强化了一种历史注疏的新传统——尤其当与诸如陈桱、李东阳和南轩等人代表的主流著述传统相比较时。其次，历史评论并列叙述，且不试图得出一个结论。如此一来，便会鼓励读者比较这些史评，去思考以得出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些私人编纂者提供了有关古史的另一种观点：他们避免了过度说教式的纲目诠释传统，甚至开创了一种考证的方法。这样，相对于官方传统史书，纲鉴史书通过其自身的简明易读和对历史事件的新诠释，从而成为另一种可能。尽管时常被今天的明史研究忽视，但在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纲鉴史书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地位。

当论及明末清初权威历史著述时，大部分现代学者的讨论集中在官方主流传统的著述上。后者在明代便已获得权威性，不仅是因为它们对历史所作的卫道式的诠释，抑或其作者的权威，诸如司马光、朱熹，而且还在于它们的体裁（《春秋》—《左传》类型）。这可以从那些最重要的史著中体现出来，它们把历史追溯到更为久远的过去：陈桱的《资治通鉴前编外纪》，王朝钦定的李东阳的《历代通鉴纂要》以及南轩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史著埋没于《资治通鉴纲目》传统，以致它们的作者之名就像南轩那样几乎被人遗忘。但这些作品汇编在一起，并冠名为《通鉴纲目全书》，并由此构成一个连续的传统。在康熙帝的认可下，这些史著获得再版，它们的权威性甚至进一步获得提升。

纲鉴史书通过不同的方式，亦强化了纲鉴传统的权威性。通过收录不同的注疏，并直接提及注疏作者之名，纲鉴史书引入了一种对权威的新态度。在权威史书统一口径的情况下，读者的声音便被削弱了；而在诸如纲鉴注疏那样具有多元观点的文本中，读者就被鼓励与文本进行对话并得出自己的结论。不仅如此，注疏倾向于把源于文本和作者的权威转变成实证资料的权威。毫无疑问，纲鉴史书也包括说教式的解释，后来亦被帝国钦定出版物采纳，可是它具有的多元诠释声音，似乎暗示了新式权威的出现。

总之，纲鉴史书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明末文化勃发、智识多样的典型代表，在史书编纂领域亦复如是。

（代国庆 译，陈妍蓉 校）

附录一：文献附录

（一）常引文献及其简称

【馆藏文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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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V：梵蒂冈图书馆，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Rome。馆藏汉籍目录可见：Paul Pelliot, 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Revised and edited by Takata Tokio. Kyoto: 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 1995.

BnF：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馆藏汉籍目录可见：Maurice Courant,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 etc. 8 vols. Paris: Ernest Leroux, 1902-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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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汇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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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存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19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四库禁毁》:《四库禁毁书丛刊》，31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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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未收》:《四库未收书辑刊》，30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2000。

《续修四库》:《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2。

【目录提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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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目标注》：杜泽逊编：《四库存目标注》，第2册，501～50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四库总目》：纪昀编：《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

《善本书目：史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善本提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二）本文提及的纲鉴作品及其作者或托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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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精刻补注评解纲鉴历朝捷录》，约21卷，明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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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燫：《诸史会编大全》，112卷，1525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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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修：《纲鉴择语》，10卷，1836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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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纲鉴体史著谱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