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学影响之源
哈罗德·布鲁姆认为作家的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受到先前文学的影响。爱默生也不例外，他博览群书，广泛汲取精神和知识的给养，为深入理解文学的思想内涵以及明确文学的创作主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哲学影响之源是从历时的角度梳理了爱默生思想形成的脉络，反映了爱默生道德认知的发展过程，那么文学影响之源则是从文学目的论的角度探讨了诸位文学大师在爱默生文学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所给予的影响，他们帮助爱默生树立文学信念，即通过文学写作来传达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观。
一、柏拉图：文学的总体认识
爱默生在哈佛大学期间学习了希腊文，阅读了《伊利亚特》、《新约全书》；他也学习了拉丁文，阅读了李维、贺拉斯、西塞罗、尤维纳利斯（Juvenal）和佩尔西乌斯（Persius）等人的作品。
在古典文学大师中，最受爱默生青睐的是柏拉图和普罗克洛斯（Proclus）, “当我阅读柏拉图和普罗克洛斯，或者追溯其思想，我就意识到我正在接近一个崭新的、光明的生活地带”。柏拉图思想对于爱默生来说是一种启示性哲学，具有强大的精神影响力，爱默生将之称作思想之源、学术界的《圣经》, “柏拉图的名句包含了世界各国文化；它们是各个学派的基石，是各种文学的源泉。它是逻辑、算术、审美、对称、诗歌语言、修辞、本体论、道德或者实用知识方面的一种戒律”。
柏拉图思想对于爱默生思想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奠定了爱默生对于文学的整体认识，“每篇文章的结构应该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按照自身的目的构成相互调和的有机体。这个整体论包含两层意义，从文本创作层面培养爱默生从宏观视角来架构作品的整体意识；从文本隐含意义层面则要求爱默生将文本内容与人生主题联系起来；同时整体论也暗示了文学作品应该以小见大，通过典型人物的品行来塑造国民性格。爱默生认为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能够将不同历史时期串联起来，呈现出历史的整体性，正如几个标本就可以证明一棵树的特质。无论个人还是民族都处于历史发展中，只有柏拉图这样的伟人才能被视为历史标志性人物。爱默生希望美国作家能够以柏拉图为榜样创作出流芳百世的作品，作品能够反映美国文学精神和文化特征。事实上，柏拉图的观点是基于人类的认知特点而阐发的，“人的本质或特点就是理解一种整体；或者理解在多变的感情中能够包含一种合理的统一之下的东西”。柏拉图的整体论强化了爱默生通过智能感官把握整体的思路。
其次，柏拉图指出教育带来希望，文学具有“启迪人性”的教育功能。在《会饮篇》中，善被作为美的事物的起因，柏拉图把知识和善相结合，善被用作了解自我、分辨邪恶的一个手段，善的灵魂能够使个体趋于完善。在《斐德若篇》里，柏拉图把美作为优秀作品的基本要素，认为其具有让人产生快乐和提升自信的力量。柏拉图欣赏以美、善为导向的，具有“人性”教育功能的文学作品，因为它们可以抚慰心灵。爱默生评价柏拉图的“广阔的人性超越了一切地域界限”，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才更富有生气，文学作品才更能体现智性的目标。可以说，柏拉图思想拓展了爱默生的眼界，加深了他对文学功能的认识，那就是文学不仅仅是抒情达意的工具，而且是传递创作意图和启迪人性的有效手段。爱默生也将美的起源视为创作理念，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柏拉图主义倾向。
再次，明确了文学的创作目标之后，爱默生认为柏拉图的“尊重理想或心灵的法则，尊重命运或自然秩序”的伦理思想规定了文学作品的衡量标准。他开始研究一条能够有逻辑地展现心灵法则的创作路径，试图从对自然秩序的论述推展到对心灵统一法则的呈现。心灵或理想、命运或自然秩序暗示文学创作分为两个层次，“心灵”是指人们的心理认知，“理想”是指人生的预期目标。尊重命运或自然秩序的引申含义就是如何让人们自然而然地理解这一目标。因此，文学创作看重文本效果能否符合人们的自然认知而非一种强制性的道德教化。爱默生的目标就是将伦理道德的教育功能从外部的输入式影响转向内部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践。不仅苏格兰常识哲学关注“我应该如何度过一生？”柏拉图也认为文学应该关涉人的存在，“知识和存在的深渊之间的联系仍然是实在的”，在上述思想的启示下，爱默生围绕真理与心灵对“存在”问题进行了思考。柏拉图对心灵认知的关注以及对“存在”的阐述成为作品价值的衡量标准，因为“世界的客观性必须依存于心灵的法则，依存于人性的法则，这对任何现实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的意义”。柏拉图的作品正是因为关注道德理念、表达出人类灵魂的希望而具有崇高性和影响力。
纵观上述三点可以看出爱默生在柏拉图思想的启示下明确了文学创作应该以目的性为导向，他将认知规律作为创作的着眼点来探索生命存在的心灵规律，同时也将文本功能赋予了现实意义：一是为美国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二是通过文学来提升美国民族精神。不过，爱默生在敬仰柏拉图的同时也指出了柏拉图虽然知识渊博但思想缺乏鲜明的体系，“他尝试了一种宇宙论，他的理论既不完整，也不是不证自明的…… 这种世界论却是一件百衲衣”。因此，爱默生仍需探索如何揭示至高真理，掌握真理的形式和规律。爱默生通过知识和理念来探索永恒的真理，并以此来建构其思想的理论基础。他后来也的确借鉴了柏拉图的“宇宙论”视角，发展了普世价值理念。
二、柯勒律治、卡莱尔、华兹华斯：文学的创作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一词第一次以书面形式出现是在18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一词得到广泛传播，这被后来的学者认为是英国对欧洲思想界最卓越的贡献之一。‘浪漫’一词的词义改变，是伴随着人们趣味和情感的转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柯勒律治、卡莱尔和华兹华斯都对爱默生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影响。
1．柯勒律治：灵魂作为文学创作的理性思维
1829年爱默生第一次接触了柯勒律治的《朋友》（Friend），其中逼真的人物、朴实的道理，无不让他感到新鲜和震撼。柯勒律治的创作遵照一种从表象到本性的写作思路，强调思考的意义，爱默生感叹柯勒律治“表现了活生生的灵魂和常识……都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一种新思维”。当时爱默生仍处于苏格兰哲学的直觉理性的影响下，然而从柯勒律治的作品中，他发现基于感官经验基础上的理性能够对行为、性格、能力、精神进行判断，并与精神有所对应；简言之，外在行为可以反映某种内在本质，他开始思考将精神表述作为创作的新思维。
柯勒律治在《文学生涯·论诗或艺术》中反对艺术作品对自然现象的临摹，这让爱默生开始思考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其实爱默生思想的形成就是通过对艺术本质的不断思考而获得的必然认识。“柯勒律治论诗讲得非常精彩，他说诗首先要有好的意思，正如一座宫殿雄伟壮观才好，可是宫殿首先必须是座建筑才行。”柯勒律治的“建筑论式”的创作理念体现了文学创作的三个层次：本质、内容和风格。爱默生从中悟到了文学的意义体现在本质上的拓展和形式上的超越，文学创作首先要确立普遍的本质内涵。不过此时的爱默生对于伦理内涵的理解还没有那么透彻。1835年10月爱默生阅读柯勒律治的《传记文学》，其中一章专门探讨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训以及对先验论的阐释，于是他开始思考美国浪漫主义应该如何阐释这一古训。他发现柯勒律治描述灵魂理性的创作法则可以通过表现自身认识法则的过程去体现，例如人们的伦理道德感支撑了永恒的信念，对于永恒的追求体现了人们跨越时空建构的主体性。爱默生初步确立了以人的自我认知作为文学创作的思路和方向，并将之运用到后来的传记写作实践中。
总之，爱默生通过柯勒律治的作品认识到灵魂和心智是文学的本质，精神理念的发展是文学论述的主线，文学创作可以采用由外而内的方式表征精神。不过爱默生与柯勒律治对于精神有着不同的理解，柯勒律治的灵魂写作是将英国理想化的文学实践，“柯勒律治谋求让英国国教的哥特式教规和教义与永恒的观念协调一致”。这种以英国宗教观念作为普世价值的做法在爱默生看来只会走向一种狭隘的本土论。弗雷德里克·赫奇（Frederic Hedge）评价柯勒律治思想的另一个缺陷在于缺乏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他的作品的受众群多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普通民众，这必然会影响作品精神的广泛传播。不过爱默生还是在《沃尔特·萨维奇·兰多》中再次肯定了“柯勒律治为现代文学贡献了不少有价值的概念”。
2．卡莱尔：神圣法则的规定
托马斯·卡莱尔的文学思想主要受到德国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对思维的阐释从柯勒律治的认知走向了更高层次的理性。但卡莱尔并没有对神秘主义进行积极评价，他认为神秘主义的出现仅仅是由于英国学者不能理解康德的深奥哲学。卡莱尔指出人类思维不仅仅体现为简单的感觉经验，还存在一种用来挖掘原始真理的深层结构，这也是康德哲学思想否认洛克和休谟思想的锚点。卡莱尔肯定了康德的思维理念，认同用理性推理来发现真理。
1827年卡莱尔以独特的文风在《爱登堡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德国实验派作家让-保罗·里希特（Jean-Paul Richter）的文章，这让他第一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不久卡莱尔式的写作风格便流行起来。爱默生阅读过卡莱尔的《德国文学的现状》（1827）、《时代的标记》（1829）、《特征》（1831）等作品，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卡莱尔与柯勒律治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关注普遍的生命意义，而后者则只关注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卡莱尔认为当下英国处于充斥着功利主义的机械时代，社会精神出现了衰退，“与逝去的对美德的敬意相比，没有什么情感能够让人感到纯粹和快乐”。他呼吁人们不要目标浅薄，要善于明辨虚实，要以一种淡泊名利的态度去积极地生活，因为“人生是个无限大的舞台，无穷的精彩在那里上演，不单单是人的行动，而且应该认识到人生的哲理，并且要不断地认识下去，在这种无尽的绵延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他注意到唯物主义的负面影响同样蔓延到了文学领域。为了改变英国文学残缺保守、猥亵虚假的现状，卡莱尔在文学中“不得不宣扬命运”，把命运作为文学创作的主题，主张以神圣精神对文学创作进行大胆创新。这种神圣精神就是“一切事物的根本统一的概念”，代表同一性哲学的思想，即一个事物可能会有多种表征形式，但本质却是始终如一的。在人类经验中存在着对本质的统一认识，而文学家正是这种神圣精神的阐释者。对于作者来说，首先要站在宏观视角去全盘了解时代的特点，明确基本的同一性思想，再用符合时代特点的恰当形式去表达神圣思想。爱默生赞扬卡莱尔在《过去与现在》中为读者指点迷津，指出“充满着爱人之心”的文学实践恰恰是卡莱尔的成功所在。
爱默生评价卡莱尔的写作是一种“转向世俗的善事”。卡莱尔不仅站在作者的立场上谈论了文学的特点，也站在读者的角度指明优秀作品的特性，“每一本真诚著作都具有的优点，那就是先自省而后服人，于是能让众人开窍”。作品的价值在于通过真理来提升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意识。卡莱尔的“服人”是指读者在主观意愿上对文本思想的接受，这是一种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接受，而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面对机械时代的种种现实问题，卡莱尔在《时代的标记》（1829）中阐明人类“不是机械的生物和产物”，而是“创造者和生产者”；他在《特征》（1831）中提出“怀疑”和“质询”是人类思维的两个必要阶段，提倡读者以一种批判性的阅读态度阐释文本，并把它同作者的立场联系起来。
总之，卡莱尔从作者、读者和文本三个方面影响了爱默生思想框架的建构：一是作者的伦理责任与文本思想表述的关系；二是读者的批判性阅读；三是文本对于神圣法则的规定。同样爱默生也注意到卡莱尔在创作中缺乏自控力，时而出于个人兴致而天马行空，时而出于习惯性的夸张而使文本的整体效果大打折扣。爱默生深知作者要合理控制自己的情感和兴致才能保证描写的真实，才能创作出精辟而独到的优秀作品，爱默生因此提出了创作自律化的观点。
3．华兹华斯：神圣法则的具化与思想的共鸣
华兹华斯被称作“最优秀的心灵”、“时代精神的楷模”。爱默生在《欧洲和欧洲的书》中盛赞“华兹华斯的主要长处在于他为这一代人的健全精神所做的贡献比任何一位作家都要多”。爱默生以《劳达米亚》为例，指出华兹华斯凭着自己的意志和良知从事写作，作品反映了“无比崇高的精神”。华兹华斯具有所有伟大诗人共有的特质，那就是对高于知识的灵性智慧的表达。华兹华斯很少差强人意地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给读者，他喜欢通过崇高的主题来感染读者，唤起读者真挚的情感；他认为任何说教的效果都只是暂时的，只有帮助读者意识到真理并唤起他们的真情才会达到持久的效果。事实上，华兹华斯是在试图与读者分享精神感受，而不是以一种强势的态度把理念灌输给他们。华兹华斯的诗歌影响广泛，在读者中引起了普遍共鸣，作品的主题思想甚至成为众人生活的指导准则。
1833年8月25日爱默生拜访华兹华斯，华兹华斯肯定了美国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指出美国社会风气过于庸俗、人们过分沉溺于金钱和政治等问题，他也十分关心美国文化和公民素质的发展状况。华兹华斯强调道德培养的重要性，他的“公众教育”理念就是希望通过优秀作品来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形成一种对事物的通感以及道德认知，道德教育的目标应该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在接受外来文化和思想时要以它们是否符合美国国情为标准进行甄选，并在新形势下审视传统思想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华兹华斯还指出要加强人与社会大环境的联系性，呼吁美国人民要意识到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增强凝聚力的必要性，并“再三嘱托爱默生作为美国公民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责”。
华兹华斯关注人们“存在”所涉及的各种关系，这也是爱默生思想中的核心内容，爱默生围绕“伦理化存在”的主题分别论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时代思想的代言人，爱默生赋予了文学作品表述 “伦理化存在”的功能，但如何将个人道德提升至全社会公民道德的高度、如何表达普遍性思想和世界性思想也是爱默生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爱默生一方面赞扬了华兹华斯描绘人类心灵的出色能力为诗歌王国开辟新的领域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华兹华斯的思想仍局限于狭隘的英国本土性，诗歌“缺乏优雅和变化，缺乏适当的普遍性和世界性，他跟英国的政治和传统保持一致”。不过爱默生也注意到19世纪文学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发展，例如在杰罗尔德、狄更斯、萨克雷、托马斯·胡德的作品中出现了关于人性和自由的主题。在这些英国作家的影响下，爱默生开始关注美国的人性和自由问题，他期待美国作家能够真正唤起人们对于人生价值的思考、感悟和共鸣，帮助和指导人们以新的生活方式，走出“蛋壳包裹着的生存状态”，进入到一种广阔的生活空间。
三、歌德：文学的“人性”写作
德国浪漫主义思潮辐射范围广泛，对直觉、情感、内省、精神、传统、历史、语言、道德、民族都有涉及。德国的超验主义思想认为现实世界存在一种超验的精神秩序，这种秩序构成了现实世界本质存在的基础。在爱默生看来，这是一种隐性的世界价值观对现实世界的规定和解释。德国浪漫主义的发展受到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的影响，强调主体精神和思想的主导地位，把对艺术本质的探讨放到了哲学范畴之中。德国浪漫主义强调艺术的主观性，侧重描写“人的内心追求和美的理想”。爱默生通过阅读卡莱尔的《德国文学的现状》（1827）了解歌德的思想，歌德是一位能够预见时代发展趋势的先行者，历史环境造就了他对现实的敏锐思考。爱默生高度评价了《海伦后》，称其是《浮士德》的续篇，这是“一部诗体文学哲学，是一个发现自己是历史、神话、哲学、科学和民族文学大师的人的作品”，这本书采用了百科全书式的、多视角的创作手法，推动了现代学识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交流，它的深远寓意成为过去和当今时代的思想原型。爱默生钦佩歌德学贯古今的渊博知识，称他是“革命的先行者”、“值得夸耀的桂冠诗人”、“世纪的灵魂”。他在《现代文学的思考》和《代表人物》中多次把歌德尊奉为时代的代表，并将歌德的文学理念作为创作的基本原则。
歌德界定了文学艺术的范畴和规律，将文学创作规定为“天性”写作，作品讲究真实，反对文饰和虚假、猜测和浮夸。他希望作者都能树立崇高的理想，“这样他就能看到对象的全部范围，就能找到最值得表现的那一点，把它从有限的现实中提升出来，在一个理想世界中给它以节制、界限、现实性和价值”。爱默生称赞歌德的《塔索》立足于现实生活；歌德的《温克尔曼》既有对人生、风俗和人物的详细刻画，也隐含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歌德讲究“天性”的创作目的就是通过故事的格调来提升人的修养，当健全的人性作为整体起作用时，人们就会感到生存的力量和价值，也会感到自由、和谐与幸福。
歌德认为创作规律的意义在于为读者的理解提供方便，“如果对三一律的遵守妨碍了对作品的理解，那么还把它当作法律来看待便是愚蠢的”。歌德对于规律的准确把握源于他善于思考并总结事物的本质，即“为他所观察的每一种制度、风俗、艺术、艺术品寻找一个理论”，他的传记、诗歌、故事中展现出来的精神实质都是同一的。歌德将文学作品和生命意义联系起来，通过作品表现一种简单统一的真理，即生命的本质就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歌德希望自己的作品在历史长河中同先人的思想精神形成一定的契合和交融，反映同一的精神理念。在歌德思想的影响下，爱默生开始思索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思想的等同点或相似点。
虽然歌德一直崇尚和追求同一性思想，但他“并没有崇拜过最高的统一；他无法自动屈服于道德情操”。屈服最高的统一就是服从纯粹的真理，这其实是康德绝对理性的最终目标。爱默生认为歌德称不上是一位真正意义的创造者，他只能被定位为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人类心灵的救世主。由于歌德的作品缺乏彻底的革命性和斗争性，因此他并不是爱默生眼中真正的理想作家。
总之，歌德对于各种思想和文化都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爱默生希望像歌德一样，在文学、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拓展思想的广博性，成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才。在歌德的“人性”创作理念的启发下，爱默生将“伦理化存在”作为思想主线；歌德对于提升整体天性的理想在爱默生从“个人之善”走向“公共之善”的思想中有所体现；歌德具有跨时代性的同一精神理念也被爱默生发展为更高层次的普世价值理念，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阐述。
四、蒙田：文学的创作策略
由于新古典主义传统的影响以及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法国的浪漫主义晚于英国和德国浪漫主义的出现，甚至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文学的发展一度出现了中断。卢梭是浪漫主义的先驱，不过真正在思想上和文学创作观上影响爱默生的却是法国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蒙田，他是一位研究各民族文化的学者。蒙田博览群书，他从个人生活到治国大略都形诸于笔墨。“蒙田以个人为起点，写到时代，写到人的本性与共性。他深信谈论自己，包含外界的认识、文化的吸收和自我的享受，可以建立普遍的精神法则，因为他认为每个人自身含有人类处境的全部形态。”与英国文学、德国文学对爱默生的影响相比，以蒙田为代表的法国文学主要是在文学创作的具体实践方面对他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
在文学创作上，蒙田追求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作，用词不加渲染、语气平和、没有表示出内心的无助也没有激动的抗议，“只表现出一种满足、自尊所奉行的中庸之道”。蒙田的作品例证充分，态度真挚，以日常生活为素材为文本增添了生命力和生动性。蒙田作品的另一个特征是突出自我，他被认为是“充分地、完全地把自己作为对象写书发表的第一人……他不是英雄，不是天才，也不是圣人，他不过是一个本色的、能够引起每个人兴趣的‘我’”。蒙田在“自我”的人格化书写中采用了辩证论述的策略，通过优缺点来正确评价“自我”。蒙田认为即使柏拉图的身上也带有“某种刺耳的人的杂音”，因此只有客观地认识自己、把控自己、保持内心自由，才可以通过独立判断来真正理解自己的本质。在蒙田的影响下，爱默生也尝试用辩证的方法来评价一个人的优缺点，他在《补偿》、《圆》、《性格》、《礼貌》、《唯名论者与唯实论者》、《命运》、《修养》、《随想》等多篇散文中都客观地剖析了人们的缺点所在，以及缺点对于提升自我的意义。这些思想后来成为爱默生传记写作的基本原则。
蒙田的生活化写作具有法国哲学的思想特征，“中庸之道”反映了折中主义立场。蒙田认为“折中”可以引导每一个心灵达到平衡的境地，运用这种天性中的牵制和平衡来“抵制顽固分子和蠢人的虚夸和形式主义”。折中主义思想的基石是怀疑主义，表现为一种流动的哲学思考。蒙田把学会质疑作为心智成长的必经阶段，人们需要发现和怀疑现存的体制、秩序、习俗、社会罪恶等。蒙田相信自然和道德的宏大体系能够解决人们怀疑的一切问题，即怀疑主义最终消失在道德情感里，“道德感情会像任何一种情绪一样轻而易举地战胜种种反对势力。这就是造成大海平衡的那一滴水”。爱默生指出蒙田并不是那种什么都不相信的怀疑论者，也不同于休谟、西塞罗或者博林布鲁克，蒙田倡导一种“流动、灵活的哲学”，激励人们积极思考，力争找到符合人性特点、适合人类存在和发展的一切规范。
总之，蒙田的思想代表着“大众哲学”，他的语气循循善诱，他的“自我”书写指导人们认识自己并快乐地生活。在蒙田之后，“这种对个人主体和作者的肯定得到了表现，并进入了文学的主要运动中”。爱默生在日后的创作中将广大民众作为文学的受众群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蒙田的影响。在爱默生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他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处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歧时采取了折中立场，以人们认知思维为依据将感性和理性融合在文学思想的阐述中；在处理个人和国家主体化存在的问题上，爱默生提出了既要自由也要规范的折中观点；在处理国家多元化问题时，爱默生从不轻易地肯定或否定，他仍然采用折中立场来避免极端化倾向，以便达到平衡各方利益的效果。可以说，蒙田的作品为爱默生树立了“写作的一种范式”。
五、钱宁：文学的民族性
在爱默生时代，独立不久的美国尚未诞生与英、法、美比肩的文学大师，爱默生对文学的思考主要来自他在大学读书期间最为崇拜的老师爱德华·钱宁（Edward Channing）。这是一位具有雄辩口才和英雄气概的青年才俊，在演说和创作方面都是爱默生崇拜的偶像。钱宁是波士顿的一位牧师，美国唯一神教创立者中的核心人物。他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称它破坏了上帝的同一，他的观点被公认为是新教派的教典。1823年钱宁在题为《圣约翰逊启示录》里对唯一神教的教旨进行了阐释，指出“这个世界不是作为表示忏悔的自我惩罚和悲痛而是教育的地方。唯一神教彻底地与加尔文教分离，反对在宗教里的纵欲。他们的宗教忠诚建立在一个信仰上，即苏格兰常识哲学宣扬的所有人都应该有道德意识。唯一神教通过其自身，最终达到真正的宗教改革”。唯一神教强调道德训诫，鼓励人们信赖自己的心灵，建立一种趋于完美的存在。在钱宁的影响下，爱默生相信人类道德的自我完善，并将钱宁的《启示宗教之证据》作为思想的理论依据。
另外，钱宁曾任《北美评论》的主编，1816年他在文章《论文学模式》中提出建立具有美国特色的民族文学，不过那时候关于独立文学的呼声都是围绕文学的风格来讨论的。他的《民族文学的重要性与途径》第一次让爱默生将文学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至此，爱默生对于文学的认识经历了文学的表征、文学的本质以及文学的目的三个阶段。文学最初在爱默生看来就是“地球、大地、海洋、太阳、动物被转化成具有象征性的东西”，后来他把文学概括为“心智的表现”，再到后来他理解的文学目的是“对于整体精神世界的言说”。在钱宁的启发下，爱默生知道人有一种天性要建立更完美的“存在”，国家亦是如此，也有一种要不断发展的伟大理想。爱默生将“个人和国家的伦理化存在”作为文学的目标，他像钱宁一样关心时代、关心真诚品德和独立精神，并将文学功能从精神表述扩展到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
爱默生曾在《文学界消息一则》中赞扬“钱宁博士思想正直，善于表达正义感，称得上是国家的道德良知”。爱默生认为文学中正义感的表达可以为读者带来心灵触动，不过就文学的影响力而言，爱默生发现钱宁的思想保守，虽然他的演说为听众照明了一丝光亮，但遗憾的是却未能点燃他们的热情，未能让听众从心底感受到思想的力量。针对这个问题，爱默生特别论述了“审美合力”和“普世价值的共鸣”的重要性。总之，钱宁的思想拓宽了爱默生对于文学在文化意义上的认识，并思考如何将文学与民族、乃至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