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企业竞争力系统研究：竞争力财务的管理学基础

第一节 走出竞争力丛林：评析竞争力的不同流派

企业竞争力，自企业诞生于商品经济之日起就客观地存在，对它的实践历来已久，对它的谈论也源远流长，但真正对它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并形成热烈的高潮则是在买方市场形成之后，特别是第二、三、四次科技革命引起的产业结构迅速而剧烈的变动与知识经济浪潮奔腾而来的形势下。但这种探讨尚处于初级的事实经验的归纳提炼阶段，观点层出不穷，派别林立满目，称之为“竞争力丛林”并不为过。这些理论有的称为“可持续竞争优势理论”，有的称为“竞争力理论”，不一而足，但并无本质上的差别，都是探讨企业优劣强弱及其原因的理论。以下对该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

一、外生论或环境决定论

该理论试图从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中寻找竞争优势或竞争能力的源泉，将企业关系描述成是由环境因素决定的。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以经济效能逻辑为依据，认为经济效率是决定企业长期生存的选择性力量。其基本假设前提是：（1）企业是一个理性主体，其首要目标是将稀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实现利润最大化。（2）外部环境给企业施加其必须做出反应的选择性力量，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第一个假设把企业视为将投入转换为输出的“生产函数”或技术结构，且是同质的理性主体。第二个假设意味着环境的选择性力量会将羸弱的或愚蠢的生产者淘汰。因而，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企业是差不多同样强壮或聪明的生产者，从而使不均衡状态下的超额利润消失。因此，现实中企业间存在经济效率上的差异是由于环境之中的差异引起的，包括产业内的进入障碍和退出障碍、政府的保护与限制、产品差异化导致的相对垄断等。

（二）产业组织理论的解释

产业组织理论假定，企业既不能影响产业条件，也不能影响自身业绩，而是企业所处的产业结构决定业绩。最有代表性的分析框架是乔·贝恩（Joe Bain）和爱德华·梅森（Edward Mason）的“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业（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范式，即SCP范式。该理论认为，市场结构（市场卖者的数量、产品差异、成本结构等）将决定厂商的市场行为（价格、研究与开发、投资、广告等），其市场行为产生市场绩效（效率、产品多样化、创新率、利润等）。在SCP范式中，企业虽有市场行为，却是市场结构压迫下的行为，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因而仍是被动的理性主体。

（三）波特的行业竞争力结构模型

迈克尔·波特提出的“行业竞争力结构模型”，概括了企业所处行业中的五种基本的竞争力量：新进入者的威胁、替代产品或服务的威胁、客户的讨价还价能力、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与竞争对手，并提出了竞争战略的选择所需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产业选择问题，主要通过企业结构分析来解决；二是产业内的竞争地位问题，主要通过选择低成本、差异化或目标集聚三个基本战略之一来获得竞争优势。这种分析模型虽然从战略管理的高度认为企业可以选择行业，而且可通过基本战略的选择相对主动地寻求竞争优势，但在分析框架上仍属SCP范式，在基本思想上仍属竞争力的外生论，因为无论是行业选择还是基本战略选择，其重要依据仍是所处的市场结构，而非企业自身的素质与条件。

总之，外生论或环境决定论基本上没有考虑企业异质性对竞争优势的作用，主要将竞争优势或竞争力的源泉归结于市场或行业结构，主要从企业外部而非内部寻找企业强弱优劣的原因，因而也难以解释“产业长期利润率的分散程度比产业间的分散程度要大得多”的现象（Rumely, 1982）。

二、资源（能力）基础观

这种理论是对竞争优势或竞争力及其源泉进行探讨的主流理论。

（一）企业内在成长论：资源（能力）基础观的渊源

马歇尔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但在提出供需均衡的核心理论的同时，并未忽视企业内部的因素对其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作用。他从分工、产业集聚、大规模生产、企业管理等方面对此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这是“企业内在成长论”的渊薮。彭罗斯1995年出版的《企业成长论》认为企业资源和能力是构成经济效益的稳固基础。理查德森（George B.Richardson）提出了组织经济活动的企业知识基础论。这些观点可视为资源（能力）基础观的雏形，后来发展衍生出企业资源理论、企业能力理论和企业知识理论三个流派。

（二）企业资源理论

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沃纳菲尔特（Wernerfelt）、巴尼（Barney），他们认为，企业是“资源的独特集合体”，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租金）来自于其拥有和控制的具备难以模仿、难以交易等特征的特殊资源和战略资产。巴尼还认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应满足四个条件：有价值、稀缺性、不完全模仿（由于独特的历史条件或路径依赖、因果关系不明、社会复杂性等原因）、不可替代性。

（三）企业能力理论

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普拉哈拉德（C.K.Prahalak）、哈默（Gary Hamel）、福斯（Foss）、斯多克（George Stalk）、提斯（David J.Teece）等。他们认为，企业是“能力的独特集合体”，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的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或动态能力（dynamic competence）。关于企业的独特能力，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核心能力观。Parahaled与Hamel（1990）认为，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知识，特别是如何协调多种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整合多种技术流的知识”。除了这种“整合观”外，对核心能力还有别的多种理解，比如Klein（1998）的网络观（“技能的网络”）、Sanchez（1996）与Durand（1997）的“协调观”（多种资产技能的协调配置）、Parahalad（1993）与Coombes（1996）的“结合观”（各种能力的结合）、Dorothy Leonard Barton（1992）的知识载体观（核心能力体现在员工、技术系统、管理系统、价值和规范等知识载体上）、Henderson与Cockburn（1994）的“元件—架构观”等。对独特能力的另一种观点是“整体能力观”。Stalk, Philip Evans等认为，企业的独特能力体现为“组织成员的集体技能和知识，以及员工相互交往方式的组织程序”。企业能力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企业能力最终决定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经营绩效，因而企业应围绕培育和增强核心能力来制定发展战略。

（四）企业知识理论

以Kogut和Zander（1992,1996）、Spender（1996）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企业是“知识的独特集合体”，蕴藏在企业或组织层次的社会知识或集体知识构成了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源泉。资源效用的大小取决于使用它的人，而能力差异是由现有的知识存量所决定的，没有知识的支撑，能力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且核心能力出现的“核心刚性”（core rigidities）最终将导致核心能力的丧失（Derothy Leonard & Barton,1992）。余光胜（2000）指出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企业的知识和与知识有关的认知能力。

三、行业制度观

该观点认为，企业是在一个由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组成的社会环境中运行的，这种社会环境将决定哪些行为是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这势必影响到资源的积累和选择，进而决定企业能否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Zukin与Dimaggio（1990）认为，资源的选择除了受制于技术和信息，也与人类的行为规范及习惯、风俗等相关。按照这种观点，独特的历史背景、历史路径、组织制度要素、组织惯例、组织成本、社会资本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的建立与维持。

四、战略选择观

这种观点认为，企业资源的价值是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的，新资源的发现或开发导致供给增加，可替代品的出现、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出现、技术革新改变对不同生产要素的需求等，都将导致资源的价值的变动。另外，企业的能力和知识上的优势也会随着员工的流动、知识的外溢、竞争者的学习等原因而发生变化，因此竞争优势的持续时间会不断缩短，这也就要求企业不断地创新，即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组合。这种观点强调企业战略领导者的主动性，包括创造和抓住企业内外机会，而不仅局限于给定的可选方案（Child,1972; Hrebinlak & Joyce, 1985），进行“创造性的破坏”，不停地寻找“新的组合”，创造和维持可持续竞争优势。这种观点特别强调企业家的作用，并形成了企业家理论，主要包括Schumpeter（1934,1950）的创新经济理论和企业家精神理论与Penrose（1952）、Siman（1947,1984）的行为经济学观点等。

五、综合观

这种观点认为，要完整系统地理解可持续竞争优势，必须同时考虑企业内外的各种因素，即可持续竞争优势是一个由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Andrews（1971）、Ansoff（1965）、Hofer&Schendel（1978）用一个单一的组织框架SWOT研究可持续竞争优势，该模型表明，企业应通过利用内部强项、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以缓和外部威胁并回避内部弱点的战略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波特（1985）在提出行业竞争力结构并着重分析了行业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后，也注意到内部组织特性可能影响可持续竞争优势，从而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Diericks与Cool（1989）认为，产品市场位势与独特资源共同决定了竞争优势。Wernerfelt（1984）也提出了产品市场观与资源基础观最终是同一的观点，并且认为环境分析，即如何在产品市场获得最佳位势的分析与资源基础观基本上是互补的。

尽管我们从汗牛充栋的关于竞争能力或竞争优势的研究文献中，粗线条地勾勒出了其主要的研究脉络，但仍感到穿越丛林的茫然与困惑，仍然不敢确定哪条路径是通向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最佳选择。究其主要原因有：第一，过于混淆了理论分析与实践指导的界线，或者说在理论分析中背负了过多过重的事实经验的包袱，承担了它尚不能承载的精确地指导企业实践的重任。第二，对竞争优势、竞争能力、核心竞争力等基础概念尚未形成逻辑一致的体系，以致在探讨中引起诸多的歧义与混乱，比如有的把竞争优势视为最内核的概念，有的则将之视为最表层的概念。第三，尚未找到清晰的逻辑主线与适宜的分析工具，不能对纷纭繁多的事实去粗存精、删繁就简，以找出其真正的根源。要走出“竞争力丛林”，首要的任务即解决这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