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及其变动原因
1.2.1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现状
2014年，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经济与金融改革呈现加快推进之势。伴随跨境人民币政策与清算安排的进一步完善，以及离岸市场的不断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交易以及外汇储备等方面的接受程度加速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大幅攀升。如图1—1所示，2014年RII继续呈现上升趋势，截至第四季度RII已达2.47①，同比增长45.4%。
在2014年的四个季度，RII分别为2.37、2.35、2.14和2.47。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保持着季均97.3%的增长速度，如图1—2所示。
1.2.2 推动RII走强的六大原因
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之路曲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然而，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人民币国际化快步跃进，国际使用规模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统计，2014年人民币取代加拿大元、澳元，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市场份额升至2.17%，人民币实现了从新兴货币向常用支付货币的转变。2014年，RII走强主要源于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中国经济迈进新常态，全方位巩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根基。2014年，中国结束了连续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着手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环境恶化、资源过度使用等原有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任务，在经济新常态下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改革破除体制性障碍，激发中国市场的无限潜力。体制改革红利使得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双双提升，增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2014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为8%，高于GDP的增速，消费贡献率升至51.2%，经济发展动力转型初见成效；服务业产值占比升至48.2%，移动互联网、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异军突起，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快速成长，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议价能力大幅提升；改善民生，完善医疗、教育、社保等制度建设，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夯实了中国经济社会稳健发展的制度保障，增强了人民群众与国际社会对新一届中国政府执政的信心；简政放权，进行商事制度改革，减少三分之一行政审批事项，新登记注册企业增长45.9%，掀起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高潮。尽管存在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但是中国政府推行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组合拳，着力解决突出矛盾与结构性问题，以改革增添经济发展动力，实现了中国经济稳健运行，GDP增速达7.4%，仍然位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2014年是深化改革元年，中国积极主动寻求变革，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以坚实的经济基础与明朗的发展前景为人民币国际化背书，大大增强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
专栏1—1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七大机遇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力量的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石。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世界各国惊奇地发现，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的消费规模依然每年按照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需求的扩张使中国采购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核心因素，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的红利开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的人均GDP依然不足5000美元，工业化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了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经济的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高达700多万名大学生毕业的压力已经使大学生的就业起薪与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规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规模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项，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水平阈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过渡。
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多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的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对外的FDI高速增长，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的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当然，要很好地把握上述七大机遇，将各种战略机遇转化为真正的增长和发展，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效解决“新常态”面临的各种问题及挑战，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陈雨露）
其二，金融改革加速推进，跨境人民币政策不断完善，形成人民币国际化的双轮驱动模式。2014年，中国金融改革加速推进，在金融市场开放、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突破，既为构建高效、完善的现代金融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人民币国际化纵深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例如，201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基本上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2014年7月，微众、温州民商和天津金城三家民营银行的发起设立打破了原有金融垄断，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的效率与公平。2014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扩大为基准利率的1.2倍，并就《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利率市场化更进一步发展。此外，为了顺应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的基本要求，跨境人民币政策在简化业务流程和审批手续方面不断完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呈现出由试点区域向全国推广、由企业向个人开放、由贸易账户向资本和金融账户延伸的趋势，从而健全了贸易与金融双轮驱动模式，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其三，资本账户开放度提升，增强了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中国（上海）自贸区与沪港通合力“先试先行”，驱动中国资本账户可兑换向深层次发展。2014年，中国（上海）自贸区进一步简化经常项下、直接投资项下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允许经济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开展境外人民币借款、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以及经常项下人民币集中收付，将第三方支付加入跨境电商人民币结算行列，建立了自由贸易账户②（即FT账户）体系。这些措施提高了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效率与便利性，促使自贸区跨境人民币业务大规模扩容。为了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构筑人民币资本市场流动的机制和渠道，2014年9月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了以人民币计价的贵金属期货交易国际板，12月又推出了原油期货交易，实现了在岸资金和离岸资金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增强人民币大宗商品定价的价格发现功能。特别需要关注的是，2014年11月沪港通正式启动，不仅增强了沪港两地股票市场的综合实力，扩大了两地投资者的投资渠道，还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迈入了新阶段，人民币的回流机制基本建成。上述资本市场开放的新举措无疑提升了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吸引力，导致人民币在国际金融计价交易方面的使用范围大幅扩大，金融交易功能进一步强化。
其四，“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开启了战略窗口。“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是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推进沿线各国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的合作构想。2014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成为了G20、APEC、博鳌论坛等国际会议的热点议题，并得到了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与普遍认可。国内沿线各省市加紧战略规划与部署，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瞄准机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主导开启的全新经济区域化模式，将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长久动力，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的机遇和突破口。加强资金流通是“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使用人民币则是沿线各国降低流通成本、增强金融风险抵御能力的有效手段。“一带一路”高度汇集了融资、投资、贸易等众多国际经济金融合作项目，加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绸之路基金相继成立，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人民币必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多地发挥国际货币功能，加速人民币区域化阶段目标的实现。
其五，人民币离岸市场版图拓展，全球人民币清算系统布局基本完成。随着中国第一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众多国际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其资金负债管理与风险管理系统。尤其是在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预期下，离岸人民币投融资需求规模迅猛增长。微观主体的市场行为，自下而上地推动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主动构建和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2014年，欧洲各国积极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中国对此予以支持和配合，指定人民币清算银行，优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全球布局。经中国国务院批准，继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之后，悉尼、伦敦、法兰克福、首尔、巴黎、卢森堡、多伦多等地各确定一家中资银行作为当地人民币业务清算行。通过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的制度安排，中国构建了覆盖全球的人民币清算网络，人民币的国际流动性和交易便利性由此获得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人民币离岸市场和清算系统的完善，进一步提振了海外企业对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的信心，有利于拓展人民币境外循环使用的渠道与机制。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存款规模、产品种类、参与主体与上年相比，均出现显著增长。此外，2014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hina International Payment System，CIPS）落户上海，该系统连接境内外所有直接参与者，处理人民币贸易类、投资类等跨境支出业务，覆盖全球主要时区的人民币结算需求，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持。
其六，国际合作不断深化，互利共赢彰显大国责任。2014年，中国积极开展国际经济金融协作，双边、多边贸易合作取得突出进展，中国与瑞士、冰岛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实施，中国—东盟跨境人民币业务中心于广西南宁成立，拓展了人民币跨境使用渠道；银行间外汇市场先后实现了人民币与新西兰元、英镑、欧元和新加坡元的直接交易，大大降低了人民币与这些主要货币的汇兑成本，破除了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成本障碍；中国人民银行继续推动央行层面的货币互换合作，先后同瑞士、斯里兰卡、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加拿大五国货币当局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推动人民币使用的官方认可。当然，中国还积极参与多边机制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绸之路基金。中国正在成长为负责任、敢担当的世界大国，以互利共赢的理念积极融入国际事务。这些贸易、金融等多领域的深化合作，为人民币走向国际货币舞台的中心提供了重要载体与信心保障。
专栏1—2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
2013年10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表示，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截至2015年3月31日，即亚投行创始成员的最后申请日，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除美国外的其他4个，G20国家中的13个，全球GDP排名前10中的8个，均已申请加入亚投行。
亚洲各国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少东盟、南亚及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经济持续发展面临较大的瓶颈约束。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2010—2020年间，亚洲各国若想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缺口高达8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年的基础设施资金需求大约为8000亿美元。而现有的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组织根本满足不了如此巨大的融资需求。为了打破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瓶颈约束，中国倡导筹建亚投行，专门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这一倡议很快得到了亚洲国家的积极响应。2014年10月24日，包括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蒙古、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计划在2015年年底前成立亚投行，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亚投行总部设在北京。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亚投行还欢迎亚洲区域外的国家加入，共享共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利益。2015年3月12日，英国不顾美国的劝阻，向中国财政部提出申请，成为首个要求加入亚投行的非亚洲国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随即纷纷提出申请。最终申请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的国家和地区数目达到57个，包括巴西、埃及、澳大利亚等拉美、非洲和大洋洲国家。这迫使一开始对亚投行持反对态度的美国和日本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愿意与亚投行进行合作。亚投行之所以得到超出预期的国际社会认同，根本原因在于其拥有创新的理念和务实精神。
亚投行的成立不仅能推动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也可以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发挥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成熟技术与经验，实现亚洲国家的互利共赢。最为重要的是，亚投行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一样，都是在中国主导下的国际金融合作组织。中国将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用实际行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通过建设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制定新的运行规则，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当然，亚投行也将在制度层面上扩大人民币在周边区域的辐射力，并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广阔的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涂永红）
注释
①第四季度为预测值。
②自由贸易（FreeTrade,FT）账户是指银行为客户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单元开立的规则统一的本外币账户,属于中国人民银行账户体系的专用账户。一旦企业开立自由贸易账户,境内企业就可以和境外资金自由汇兑,境外企业就可以按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获得相关金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