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尼采说：“西方传统哲学注入过多神学的血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的高压由全岛蔓延至校园，蒋氏政权的造神运动趋于高潮。同时，在太平洋的彼岸，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霸权已迈进冷战思维的盛期，朝鲜战争的硝烟刚刚平息，越战的火力又再次集结。通过军事的扩张与政治的干预，美国的宗教文化也随之渗透进台湾。美援所到之处，基督教的势力就通过散发牛奶、面包和奖学金的方式，扩散到乡间和校园。在我的记忆中，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整个六十年代，基督教的信仰持续地在校园内外传播开来。这一鼎盛时期的特征便是，教堂林立，校园团契盛行。当时，在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心中，世界地图只有两个——台湾和美国。因而，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口号——“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可以说，那时的台湾几乎沦为美国精神上的次殖民地。

在这种大势所趋的环境中，在偶然与必然的交织中，我从学校开设的课程和翻印为教材的西书中，接触到了尼采。随后，又因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进入《庄子》，并旁及存在主义。在尼采的影响下，我也开始阅读《圣经》。尼采宣布“上帝之死”，提出“价值转换”与“价值重估”的划时代主张，直陈两千多年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实质与积弊。

一进入尼采的思想领域，我被一句话瞬间点醒了——“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神学的血液”。的确，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理性单一化思考”，尼采的酒神精神给予我一股内在生命的驱动力，使我得以冲破白色恐怖与冷战思维的围困与禁闭。本书中，《星座中的独裁者》、《约伯的抗议》两篇便是对集权统治下的造神运动的折射。

进而，存在主义对西方文化危机的反思，也引导我从不同的视角关照现实，从而对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极端主义、教条主义与绝对主义进行相当深入的思考，具体而言，即是：为什么以世界警察自居的强国，一面高频调地掀起自由民主的声浪，一面却又弥漫着政治的绝对性倾向与军事上的霸权作风。而这种深层的反思就必须触及西方文明的根源、基督宗教的经典文本——《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