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滕文公下

本篇第一、二、三、七、十各章，都涉及对士的出处去就问题的论述。孟子在与时人和弟子的交谈中，不止一次遇到对“不见诸侯”的做法表示怀疑或不解。从孟子的解释看来，他的态度包含两个方面：既要保持人格的独立与自尊，但也不故作清高，摆出一副拒人于门外的架子。在第三章所记与周霄的问答中，孟子道出了这两方面态度的深层动因：君子急于出仕，但又必须走正道。他的意思，一是手段与途径必须讲原则，和第一章中对“枉尺而直寻”的批评联系起来，这里显示了孟子反对以利益衡量行为的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功利的道德观”；二是君子必须用世而有为，我们可以称之为“实践品格”。非功利的道德观使孟子保持着人格的独立与自尊，对公孙衍、张仪等策士的鄙视正是由此出发。入世的实践品格又使孟子在待人接物中具有一定弹性，对段干木、泄柳、陈仲子等廉士的批评，正是基于这一立场。这两个互为补充的方面，也就是儒家的“中庸”原则在出处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本篇其他各章，是对士之价值与使命（第四、九章）、仁政之意义与推行仁政之决心（第五、八章）、举贤授能（第六章）等问题的论述，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九章，既可由此了解孟子与杨朱、墨翟学说的分歧所在，也可见他以“正人心，息邪说”自命的道义担待，这正是孟子一生理想所系。